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 年11 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 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 年里，“入世”谈判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 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