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澜访谈录》的成长之路上，对“串场”的讲究是很有说头的。早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期间，两个人面对面的干聊在港人看来是很无趣的，为了加快谈话节目的节奏，也为了增加节目的好看度，杨澜和她的团队在“串场”上下了一番工夫，或是增加主持人的出镜，或是插播外拍小片，戏剧性的故事和具有冲突感的细节就好像是味素，被洒进稍显乏味的清谈之中。如此的方式被《杨澜访谈录》继续延用，并不断以新的内容构成串场，使得串场所承担的功能也日益重要。若将谈话的行进比喻成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串场就好似一面突起在河面上的大坝，在这幅浪花激荡的人生断面上，呈现出的是有机叠加的时代背景，抽象升华的人生感悟，牵动人心的戏剧冲突，越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串场”，嘉宾的心路历程才会被一场谈话节目描摹得立体深刻而又生动好看。串场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由“主持人亮相”或“旁白”组成，表面上看只有数百字，但对于欠缺生活阅历或者深度思考力的年轻编导来说，称得上是一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杨澜对人物的快速分析和提炼能力。
如果说资料搜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串场需要考量的则是编导全方位的人生体悟。杨澜对串联词有着极高的要求，既要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又要语句简短且信息量大，还需要有戏剧性的冲突。面对《杨澜访谈录》的高端嘉宾，每一个人物都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如何将他们的人生用几个串场进行精到的勾连，这让初任编导的金嘉楠一度陷入每临撰写串场，就紧张得失眠的状态。往往是将熬了一宿的串词交给杨澜，温和的杨澜只是慢慢地说，“这样写可不行啊。”然后是一句话一句话地修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语句都被修改掉，这样的失败感总让金嘉楠非常受伤。作为一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她一直对于杨澜的现场提炼能力保持着好奇，当别人用“聪明”形容杨澜的时候，2002 年夏季的新加坡之行让她看到了杨澜聪明背后的“笨功夫”。
从上海起程去机场的路上，杨澜就开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认真阅读，几个小时飞行过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杨澜还在阅读，只不过手里换了一本厚厚的李光耀传记。因为从出舱口到机场出口有一段距离，推着行李车的杨澜还在抓紧时间阅读。旁边的金嘉楠犯起嘀咕：这次是采访儿子李显龙啊，怎么看的是他老爸的书啊？此时的杨澜完全不理会身边的嘈杂，只顾边走边继续读书，金嘉楠此时注意到由于连日的疲惫，杨澜此时的面孔显得异常的憔悴，行程匆忙让她连墨镜都未来得及携带。直到上了接站的车辆，漫长的阅读过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