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军会对丁默邨和李士群感到不满呢？尽管每周丁默邨和李士群都会将汪伪76号的工作进展、情报收获，送到晴气庆胤手中，这些情报详细地记录了租界内，乃至上海市的各个抗日组织的最新情报，的确对于日本特高课，特别是日本宪兵队大有裨益。然而，因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锄奸活动如火如荼，眼看一个个日本军官被杀，日军开始对汪伪76号感到不满。因此，这就使得丁默邨和李士群愈发看重筹建汪伪“六全大会”的工作。
汪伪政府正式筹建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的“汪公馆”，召开了“建立政府”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日本军方。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内容主要是：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然后，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的三儿子——汪伪国民政府的顾问犬养健的陪同下，秘密飞往了东京。来到日本后，汪精卫通过和日方的洽谈与商讨，统一意见，建立汪伪政府。最后，在与日军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多次讨论后，汪精卫确定了组建汪伪政府的最后方案，方才回国。
那么，汪精卫与日方确定的组建汪伪政府的最后方案是什么呢？
一、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让国民党以外的人士也参加新中央政府；
二、把临时政府（华北）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把维新政府（华中）吸收到新中央政府里来；
三、新政府的政治纲领是日华提携，结为善邻，并明确表示反对共产主义；
四、新中央政府的国旗采用青天白日旗，不再使用临时维新政府所采用的五色旗；
五、新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
六、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七、研究日华合办事业，使日华权利平等；
八、把日本管辖的海关、盐务税等国家收入，交给新中央政府；
九、将日本军管的工厂、矿山和房屋，除在作战上直接需要者外，其他归还中国。
在上述决定中，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一事，最后又做了商榷，由于青天白日旗在战场上无法区别于重庆政府军的青天白日旗，所以，汪伪政府在国旗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色布片，并写上“反共和平建国”几个黑字。
（以上方案，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晴气庆胤的《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
1939年8月初，日本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汪精卫又到日本，与其商讨了组建汪伪政府的方案，最后，讨得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式筹建由汪精卫领导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汪伪政府。
所谓汪伪政府，也就是汪精卫政权，是指以汪兆铭（号精卫）为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等为主要成员的，在日本支那派遣军扶持下，于1940年至1945年间，在南京统治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当时，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重庆政府并不承认汪精卫政权，所以汪精卫政权被蒋介石政府称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而日本则称汪精卫政权为南京国民政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也将汪精卫政权称作“汪伪政权”。
当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埃西亚（即现在的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维希法国政府承认汪伪政权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汪精卫死后，汪伪政府由陈公博和周佛海负责代管。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汪伪政府便改组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解散。
南京汪伪政权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伪政权。
汪伪政权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傀儡，因此，它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帮凶和工具，对当时的中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
因为后文中关于汪伪政府提及的较少，这里便将汪伪政府有关官员的相关姓名和职务列表如下，以便读者了解。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
汪精卫在得到日方的支持后，开始建设汪伪政府，并按照原计划开始筹备召开“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按照当时的国民党党章的规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方可举行并有效。尽管汪精卫要成立的是“汪伪政府”，可为了表现自己的“名正言顺”，汪精卫还是遵循了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将自己这次所谓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沿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序，称为“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然而，追随汪精卫的人只有几十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代表！
没有代表怎么办？那就制造代表吧！于是，汪精卫和他的手下，开始四处拉拢国民党内部的亲和派。最后，他们拉来了一帮汉奸，一帮亲友。
李士群、丁默邨、周佛海等人，靠此机会不断地网罗亲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三个侄子都拉了来充当代表。
然而，300名“代表”岂是那么好凑够的？最后，大家各想办法，什么伪造国民党党籍，什么伪造的海外国民党党员，各种招数用尽，才算凑了240名“代表”。
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28日召开。
为了参加会议的人安全和会议顺利进行，汪伪六大选择的地点就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礼堂内，也就是在汪伪76号的礼堂内举行。这不仅仅是考虑到汪精卫本人的安全，也是考虑到此次大会的安全，更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为筹办汪伪六大所尽到的最大的努力之一。
汪伪76号平时是很少有人进出，开会当天，丁默邨和李士群害怕因为进出汪伪76号的人太多，引起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的关注，所以紧闭了汪伪76号的大门，要求所有“代表”都经日本沪西宪兵分队旁的小路进入汪伪76号后门，从后门进入。
沪西一带的租界防务，由意大利驻军负责，为了防止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来到汪伪76号骚扰，丁默邨和李士群还请日本特高课出面，联系了意大利驻军司令部，请他们派出了一小队士兵，荷枪实弹，守在汪伪76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保护汪伪六大。就这样，丁默邨和李士群，为汪伪六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汪伪76号附近原有十多户居民，开会前夕，丁默邨和李士群就派手下特务，强迫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迁了出去，然后所有空出来的房屋，丁默邨和李士群都派了特务去看守。
为了保护汪精卫等人的安全，丁默邨和李士群还派出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汪精卫住处愚园路附近的胡同里的所有住户都赶走了。而且，丁默邨和李士群除了在汪精卫的住处门口派了十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负责警卫外，还从汪伪76号抽调了一百多名武装特务，在汪精卫的住处附近日夜巡逻，没有汪伪76号发放的证件，谁也不能靠近汪精卫的住处。
在开会的前一天，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丁默邨和李士群请汪精卫从愚园路1136弄住进了汪伪76号。可见，为了汪伪六大的顺利召开，为了汪精卫的安全，丁默邨和李士群可谓费尽心机。
这一天上午，上海下起了滂沱大雨。汪伪“六全大会”开幕时，还有些小插曲。比如有人在看到“代表”名单里有当时臭名昭著的汉奸南京维新政府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名字，便提出抗议，拒绝与汉奸为伍。
大会开始后，汪精卫首先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汪精卫为自己成立汪伪政府进行了大肆的渲染。随后，汪精卫宣读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后来，汪精卫又宣读了由他修订的国民党的政纲，并宣读了中央委员名单。这些伪政府的中央委员，都是老牌亲日派，比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
对于汪精卫的发言，代表中还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然而，无论是谁，只要想起身提反对意见，李士群就带着汪伪76号的特务，虎视眈眈地出现在意欲提意见的代表的身边，这使得整个会场的气氛分外紧张，没有人敢于对汪精卫的发言提出异议。
接着，汪精卫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的要点为：
（一）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党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
（二）所有原中央党务机关，均暂行解散，听候改组；
（三）原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
（四）修改原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
（五）除原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十六人；
（六）由大会电请尚留重庆或其他受胁持各地点之中央执监及候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是；
（七）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尽速恢复工作。
（汪伪六大《整理党务案》要点摘自《重生之红星传奇》）
在汪伪六大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汪精卫宣布“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制，推选自己为主席。同时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无效。
汪伪六大，先后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及《决定反共为本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提案。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汪伪六大先后通过的文件，摘自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通志》）
最有意思的是，大会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都予以了宣布，然后只许所有代表即席阅读这些文件，不许任何人携带文件走出会场，然后会议结束时，所有文件都要求交还秘书处。当时，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了一份，为此，大家都很紧张。
就在这时，日本“梅机关”的代表日本法务大臣犬养健找到大会的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要私下商谈。
结果等梅思平与犬养健交谈后再回到大会主席台上，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
原来，那一份没有交回来的文件，就在犬养健手里，犬养健说，日方发现在大会的组织法中，有一条是：“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犬养健对这条感到不满，责问已经建立“满洲国”很多年了，跟这个大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派人参加这个大会呢？梅思平回答犬养健，说是因为汪伪政府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所以只能这样写。当然，事实上，这次大会上并没有东三省的代表。然而犬养健对梅思平的回答并不满意。
最后，梅思平和主席台上的众人简单商讨了一下，最后，对犬养健表示了歉意，说此事是因为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才算让犬养健消了火气，最后这份文件还是交到了晴气庆胤的手里，并未收回。
通过汪伪六大，汪精卫终于冠冕堂皇地给自己戴上了国民党主席的“高帽”。
汪伪六大只开了一天，然而丁默邨和李士群却认真保卫了三天，三天后，汪精卫才离开汪伪76号，返回愚园路1136弄。在汪伪六大召开后，日本的“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开始正式扶植汪精卫建立新政府，实施他的“梅计划”。
1939年9月5号，汪精卫又在愚园路1136弄的“汪公馆”召开了汪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
会议确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以后改为每两星期一次）。并将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任命为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党部的常设机构如下：
秘书厅——秘书长褚民谊（后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由罗君强代），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戴策四人。
组织部——部长梅思平、陈春圃、陈公博（兼），副部长戴英夫、王敏中、刘仰山、巫兰溪等四人。
宣传部——部长陶希圣、林柏生，副部长胡兰成、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人。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副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彭年、翦建午、黄庆中等人。
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副主委丁默邨、李士群。
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陈群，副主委李文滨。
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陈春圃。
（汪伪政府相关人员职务分派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