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重新组建上海区
1940年以后，军统与日军以及汪伪76号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王天木叛变后，军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为此，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命原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担任了军统上海区区长，誓与汪伪76号做殊死决斗。
陈恭澍被人称为“辣手书生”，他跟王天木一样，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澍之所以被称为“辣手书生”，一是因为他平时都戴眼镜，貌似白面书生；二是因为陈恭澍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他共策划参与过二百多件案件，从1932年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被日伪抓捕，满打满算也就九年时间，在这九年间，陈恭澍平均一个月策划实施两起行动，真算得上军统中最为高产的杀手特工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上海局势，陈恭澍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次挑战。此时的军统上海站已是一片狼藉，王天木叛变后，上海站暂由原副站长兼第一行动队队长赵理君临时代理，而赵理君身患重病，并不能主持上海区的正常工作，日常工作只得由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负责，幸而陈恭澍领命而来，才使得上海区恢复工作，赵理君则被调到河南洛阳去工作。
在王天木叛变之前，军统上海站所辖特务有一千余人，然而，在陈恭澍上任之际，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却只用了一句话，就介绍完了整个军统上海区的人事情况，可见当时军统上海区的惨境。在后来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形，还有这样一段感慨：“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可见当时的军统上海站是何等颓败。
当时的军统上海区，三面受敌，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对军统特工虎视眈眈，汪伪76号更是欲除之而后快，而日军宪兵队则疯狂嗜杀，妄图对军统上海区斩草除根，所以陈恭澍真可谓临危受命。
然而不管形势多么残酷，新任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还是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扩充了军统上海区的实力，在短短数月时间里，焕然一新的军统上海站就出现了，它分为五个情报组和八个行动大队。
情报组第一组组长是朱啸谷，大学毕业，英文较好，身材短小，能力超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他们都是陈恭澍发展的军统上海区成员。
第二组组长是刘健，湖南人，是军统的老牌特务，精明干练，工作经验丰富。
第三组组长是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这一组的特点鲜明，成员清一色是福建人。
第四组组长是盛志成，她是军统中为数极少的女特务之一，这一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搜集“社会情报”。
第五组组长是时寿章。
行动大队第一大队是上海区本部直属大队，其下又分为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相强伟，嵊县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历经考验，工作经验极其丰富。第二小队队长刘全德，枪法出众、经验超群、雷厉风行。第三小队队长周西垣，擅长谋略。
行动第二大队人员较多，共有五十多人，是八个行动大队中人员配置最为完善的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的是，第二大队的主要成员原本都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门下。
行动第三大队队长蒋安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该大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军统培训班。
行动第四大队队长徐晚枫，副大队长封企曾。
行动第五大队队长汪福谦。
行动第六大队队长潘绍岳。
行动第七大队队长张秉权。
行动第八大队队长箫张权。
同时，陈恭澍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称为新一组，新一组直接归陈恭澍指挥，行动最为快捷。新一组组长毕稿奎，浙江人，曾是留法的机电工程师，戴笠曾亲自接见过他。新一组在戴笠的支持下，抽调了军统各个培训班的最优秀人才加入，可谓人才济济。
在管理制度上，为了确保上海区的安全，区长陈恭澍还建立了新的通讯制度。根据陈恭澍的安排，上海区区本部与外勤单位皆不发生直接关系，全部由交通线来传达命令。而交通线又分为内交通线和外交通线，内交通线只负责本部与行动队之间的通讯，外交通线只负责行动队之间的联系。为了让军统上海区区本部更具隐蔽性，上海区区本部采用家庭式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内。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了更加安全，陈恭澍还鼓励军统人员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们都接到办公地点来居住，以便看起来更像家庭住户。
在陈恭澍的全面推进下，军统上海区终于在危局中重新发展了起来。
军统局上海区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季云卿
陈恭澍担任上海区区长后，做的第一桩买卖，就是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季云卿。
笔者在前文叙述过季云卿其人，他作为汪伪76号的创始人李士群的“老头子”，先后曾介绍了一大批门徒加入汪伪76号。李士群的保镖，后任汪伪76号警卫总队队长的张鲁；汪伪76号的头号杀手吴世宝；还有季云卿的义女佘爱珍，都先后在季云卿的鼓动下，加入了汪伪76号。就连汪伪76号曾经的一把手丁默邨，汪伪76号副主任唐惠民，也都是季云卿的门徒。作为李士群和丁默邨的“老头子”，季云卿还每月从汪伪76号领取一笔不小的“薪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季云卿虽然不能算作汪伪76号的特务，其汉奸身份却不容置疑。所以，为了震慑汪伪76号，陈恭澍决定先拿季云卿开刀。
其实，季云卿被军统刺杀，也怪他自己，他仗着自己势力强大，在青帮中资历深厚，便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连出门都大摇大摆，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架式。这也难怪，季云卿横行上海多年，门徒颇多，耳目众多，要是谁动了刺杀他的念头，恐怕他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于是，季云卿也就肆无忌惮，既没有对身边的人多加防范，出门也没有特别谨慎小心，这就给军统杀手创造了刺杀他的机会。
季云卿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季云卿死得很痛快，没受什么罪，1939年9月17日下午，他在自己家的后门口，被人一枪击中，当即毙命。而开枪的人，就是军统特务詹森。
詹森，又名哈特，笔者能够找到的关于此人的资料甚少，连真实姓名都难以查证，只能查到詹森姓尹，是四川人。不过关于詹森的父亲，倒是有一些记载。詹森的父亲叫尹定一，毕业于保定军校，是汪伪政府的四川党员通讯处的副主任与军事委员会委员。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汉奸父亲，培养了一名锄奸的儿子。
1939年9月17日下午，詹森奉军统局的命令，潜伏在季云卿家对面，上海威海路智仁勇中学的一栋教学楼的二楼，当季云卿从自家后门走出时，詹森一枪便击毙了季云卿。
季云卿被刺杀毙命后，李士群暴跳如雷，下令汪伪76号的特务们限期抓捕凶手。而9月18日，也就是季云卿被刺杀的次日，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就跑来找李士群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李士群迅速破案，给“老头子”报仇。
尽管李士群迅速对当天的许多目击人员和在场人员进行了审问，却找不到丝毫的线索。李士群怀疑此案是军统特务所为，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和凶手的线索。
汪伪76号里有不少季云卿的门徒，于是大家一起开始搜索线索，寻找刺杀季云卿的凶手。
最后，束手无策的李士群，带着辅仁医院的医生来到了殡仪馆，为季云卿验尸，寻找可能的线索。经过验尸，他们找到了从季云卿的背后射入体内，击中了心脏的那颗子弹，从而确认了杀手使用的手枪，是号称掌心雷的小型便携手枪。于是李士群通知手下所有的特务，严密查寻上海市内出现的任何一支掌心雷手枪的来龙去脉，力求找到刺杀季云卿的杀手的踪迹。
尸检结束后，汪伪76号为季云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定于9月20日在汪伪76号内为季云卿举行大殓仪式。
这个大殓仪式也算隆重。9月20日，汪伪76号挂出了“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的横幅。当日，不光追悼了季云卿，还连带追悼了其他二十多名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汉奸。
这场追悼会，由周佛海主持，金宝师娘领着季云卿的家属和门徒们，披麻戴孝地在棺材面前痛哭了一通，周佛海在追悼会上严厉声讨了暗杀这些“和平运动的烈士”的“乱臣贼子”，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那么，刺杀季云卿的军统特务詹森到哪儿去了呢？
刺杀季云卿之后，詹森既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举报，如果不是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也不会被汪伪76号抓捕。
这个美人，就是当时在上海混妓院和跑赌场的女流氓头子外号卢老七的卢文英。詹森和卢文英是老相好，詹森暗杀了季云卿后，竟然毫无防备地把用来打死季云卿的号称“掌心雷”的便携式小手枪送给了老相好卢文英，还在酒后将自己刺杀季云卿的过程，得意扬扬地讲给了卢文英。
不想，没几日，卢文英竟然在无意中，将这支“掌心雷”手枪，送给了她曾经的嫖客，上海律师张德钦。当时，张德钦已经投靠了汪伪76号，后来还做了汪伪政府的官员，官至伪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张德钦见到这支掌心雷，心头一动，随即想到了前两日在汪伪76号听到的消息，杀死季云卿的，不就是一支掌心雷吗？
于是，张德钦将这支掌心雷仔细研究了半天，然后悠悠地问卢文英，从哪儿得来的这个宝贝。
卢文英怎知张德钦已经投靠了汪伪76号，她不仅没有隐瞒掌心雷的来历，还把自己的老相好詹森枪杀季云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吹嘘了一番。就这样，詹森暴露了，而在张德钦的套问下，卢文英还说出了詹森的行踪，于是当晚詹森被汪伪76号抓捕。
被捕后，詹森对自己刺杀季云卿的事实供认不讳，李士群总算给金宝师娘一个交代。最后，为了让这些汉奸们安心，李士群下令枪决詹森。就这样，锄奸英雄詹森被押解到上海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里，被汪伪76号的特务枪杀了。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这年冬天，詹森的父亲尹定一到上海来祭奠儿子，遇到了一个身穿重孝的老女人，这个老女人见到詹森的父亲尹定一就跪倒在他面前，号啕大哭。尹定一开始还以为这个老女人认错了人，后来老女人哭诉了半天，尹定一才听明白，这个老女人，就是儿子詹森的老相好卢文英。卢文英因为无意中泄露了詹森刺杀季云卿的秘密，给詹森带来了杀身大祸，所以卢文英一直对詹森心存愧疚，因而跪倒在詹森的父亲尹定一面前。尹定一见到卢文英，也只能长叹一声，连他自己都做了汪伪政府的官员，他又能如何呢？
最后，尹定一劝卢文英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要让人知道自己是詹森的父亲，以免再给自己带来什么祸端，卢文英答应了尹定一。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尹定一才说出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当年刺杀季云卿的特务詹森的秘密。
军统特务陈恭澍等赴越刺杀汪精卫
下面，笔者将对军统特务针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进行逐一展开。汪精卫是汪伪政府的主席，而汪伪政府，则是汪伪76号的正牌上司，军统针对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暗战，就紧紧围绕着汪精卫本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军统刺杀汪精卫，从1939年元旦汪精卫发出“艳电”开始，因为第一次刺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所以这里也对陈恭澍赴越刺杀汪精卫做一回放。
1939年元旦，新年的气氛刚刚开始笼罩重庆，戴笠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冷若冰霜地指着茶几上的香港《南华日报》，示意戴笠仔细看看。
戴笠拿起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题的电报。这则电报，不仅表明汪精卫赞同应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声明，还明确表明汪精卫投日卖国。
戴笠看完报纸后，深感事态严重。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极端愤怒，随后，他吩咐召开临时中常会。在临时中常会上，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和党内一切职务，并吩咐戴笠动员全国报纸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勒令戴笠严厉调查汪精卫叛国的全过程。
随后，戴笠动员所有的军统特务，对汪精卫的叛国过程展开了严密的调查。
没多久，根据特务们反馈的情报，戴笠向蒋介石汇报了汪精卫叛国的经过。这时，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率领心腹已逃出重庆去了越南河内。蒋介石对此咬牙切齿，恼怒不已，他命令戴笠一定要组织得力人马，迅速奔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戴笠领命后，迅速回到军统局，展开了刺杀汪精卫的筹备工作。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戴笠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军统在河内的确派有特务，但仅仅是少量的情报人员，并无太多的武装力量，更无可担负此重任的经验丰富、枪法精准的精干特务。而且河内远在越南，去一两个人，万一刺杀不成功反被发现，甚至被击毙，既无人接应，也无人报信。所以，此次行动，绝不是一个特务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抽调军统的骨干，组建特别行动组，严密筹备，谨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