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让李士群大喜过望，然而，老奸巨猾的李士群，并没有马上向汪精卫汇报此事，而是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又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好几遍，李士群总觉得事情这么顺利，怕是内有蹊跷。
结果，还真让李士群猜对了，这封信里的确有猫腻。虽然从字面意思看，这封信的确是同意戴星炳放弃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与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和平共处，然而，李士群却发现，这封信里有几个字，和其他的字稍微有点不一样，这几个字夹杂在全篇里，看不出太多异常，但是如果单独把这几个字拿出来，那么就是：加紧消灭汪。军统的这种密信的写法，是从中共特科叛变到中统局的大特务顾顺章那里学来的，而顾顺章则是从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的，李士群也同样在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过类似的密写方式，所以，军统局的这封密信，终于还是被李士群识破。
李士群从收到回信时的惊喜，终于变成了识破玄机后的恼怒，他随即将此事上报了汪精卫。汪精卫迅速下令，枪决戴星炳。于是，戴星炳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押到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里枪毙了。前面笔者在汪伪76号枪毙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的杀手詹森时，就提到了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这里又一次提到了这片树林，这片树林，就是汪伪76号杀害抗日分子的主要处所，其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苏州河畔的上海铁路新站。
至此，军统特务戴星炳刺杀汪精卫之举，彻底以失败而告终。
汪伪政府正式成立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很久的汪伪政府终于在南京正式成立。
由于原国民政府旧址，已经在战争中被日军捣毁，所以汪伪政府选址在战前的南京考试院的旧址上。
3月30日清晨，考试院的礼堂内人头攒动，汉奸、特务还有日方代表，都聚集在这里，等待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式开始。
当汪精卫出现在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一片肃静，台下穿着军装的武官和穿着蓝袍黑褂的文官，一起向汪精卫敬礼或者鞠躬。
接着，汪精卫低沉的声音随即响起，他讲话的大致内容为：
（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
（2）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
（3）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随后，汪精卫在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上，举行了他担任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然后宣称，中国只有自己的“中央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自己的政府，对外将实行与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以扫除过去的纠纷，确立将来的亲善关系；对内，则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仓促的典礼，既没有太多的演讲，也没有各个官员的任职仪式，只是在最后汪精卫与汪伪政府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照了一张合影。
日方对此仪式的重视，没有汪精卫想象中的那样程度，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也是在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才抵达了南京。
汪伪政府的成立乏善可陈，远不如汪伪六大隆重。
1940年3月30日当天，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有一百多人，全都是汪伪政府的相关人员，上至汪精卫，中至汪伪政府各个院、部、会的正副长官，下至所有的次长，统统名列通缉令上。
汪伪政府“还都”南京
汪伪政府成立前，汪精卫决定“还都”南京，并为还都南京，筹建了还都筹备委员会。该会主任委员为褚民谊，委员是陈群、任援道、苏成德、罗君强，罗君强兼任布置组长。
随后，罗君强带人前往南京，接收日方“交还”的中央党部、考试院、财政部、经委会、中央研究院、国货大楼等处。
当时，日方代表为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滨田中佐，每交接一处，双方签证照相。
1940年3月下旬，在汪伪政府“还都”前，各机关所需的木器家具、汽车等都分配并送至南京。
1940年3月下旬，汪伪政府在上海东亚俱乐部，即国际联欢社，在日军的保护下，举行了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授权“汪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在开过中央政治会议之后，汪伪政府接着就在原地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分为当然委员（国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委员（国民党人员）、延聘委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三种。
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由周佛海兼任，副秘书长由陈春圃、罗君强担任。
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汪精卫的提名，通过了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负责人、军委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其各署督办人选名单，并决定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汪伪政权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对外宣战媾和，通过立法原则及法案，通过特任官以上的任免事项，通过国家预算决算，决定设置或裁撤重要国家机关等项权力。该会常设一个秘书厅，承主席之命，办理日常工作，并召集开会等。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部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其名称及负责人如下：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梅思平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良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鲍文樾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之硕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慧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祖虞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焦莹
专门委员会开会时，只讨论中央政治委员会交议事项或本委员会建议事项，它是不对外的。
接下来，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典礼。汪精卫又一次在典礼上讲话，声称要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当天，汪精卫还发表了题为《罪已的精神》一文，表示要以“罪已的精神”，担负起和平反共建设的“责任”。
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宣誓就任代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宣誓就职的还有下列各院、部、会伪官：
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副院长褚民谊，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兼），内政部部长陈群，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部长傅式说，农矿部部长赵毓松，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部长丁默邨，交通部部长诸青来，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汪精卫（兼），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水利委员长杨寿楣，侨务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长岑德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副院院长缪斌，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公务员惩戒委员长朱履和（兼），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审计部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铨叙部部长江亢虎（兼），考选委员长焦莹。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兼），副委员长陈公博（兼）、周佛海（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兼），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克敏。
日本政府为了对汪伪傀儡表示荣宠，在伪政府成立后的4月21日，特由东京派出一个庆贺的使节团，由内阁首相阿部信行大将率领。全团二十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代表八田嘉明、庄司乙吉、古野伊之助、菊池宽等，汪精卫自然是受宠若惊。
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时，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使节团全体成员，日本顾问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出席。
（“还都”南京有关事宜和汪伪政府人员任职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军统少将吴赓恕刺杀汪精卫失败
军统特工戴星炳被汪伪76号特务杀害后，戴笠又一次陷入了刺杀汪精卫未果的苦恼之中。为了完成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的指令，戴笠电报军统特务吴赓恕，要求他担当起刺杀汪精卫的重任。在冥思苦想了几天后，吴赓恕制订出再次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为了此次刺杀，军统特务吴赓恕找到了陈承纶和钟剑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吴赓恕曾经与陈承纶和钟剑魂在国共共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起学习，所以，陈承纶和钟剑魂也算是吴赓恕的老同学了。而且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担任教官，陈承纶正好是汪精卫所教授的班级的学生，所以陈承纶与汪精卫，也算有师生之谊。
吴赓恕找到陈承纶与钟剑魂时，此二人正分别担任汪伪政府内政部警务司科员和汪伪政府警官学校的教官，所以，吴赓恕计划着，请这二人，利用所担任的职务和与汪精卫的师生之谊，刺杀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