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日，汪伪政府为了庆祝德国、意大利正式承认其外交权利，在上海等地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军统上海区派出三人，携带炸弹，冲进上海西部的兆丰花园大会现场，向主席台投掷炸弹，其中还有一人充当了人肉炸弹，口呼“民国万岁”，点燃导火索冲向主席台。造成现场一片混乱，炸死炸伤汪伪政府官员和日本官员数名。
1940年8月14号，军统上海区特工刺杀亲日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
1940年10月10日，军统上海区特工刺杀汪伪政府上海市市长傅筱庵。
据不完全统计，军统上海区自陈恭澍接手以来，共锄杀大小汉奸一百余名，杀死日本武装官兵四十余人，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五十余次。军统上海站为军统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恭澍本人，也深得戴笠的信赖和赞赏。
也正因此军统上海区战果累累，汪伪76号和日本宪兵队集中了一切力量，抓捕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
提到陈恭澍被捕，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军统的老牌特务万里浪。
万里浪是湖北枝江人，毕业于国民党军统金华训练班，曾是军统上海区的骨干。1939年汪伪76号成立后不久，万里浪就叛变投敌，成为汪伪76号的骨干成员之一，先后任汪伪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
在王天木被抓到76号的那段时间，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对租界里进行了大搜查，结果军统特务谭宝义和平福昌被抓了。谭宝义和平福昌是刘戈青行动小组成员，当初他们来上海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上面提过的刺杀大汉奸陈箓行动就有他们参加。
谭宝义和平福昌在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被关押了四个月，但他们没有交代任何内容。
在这四个月里，上海军统一再活动，要营救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并要求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拒绝向日本引渡谭宝义和平福昌。但是，1939年10月18日，程海寿迫于日本宪兵队的压力，最终把谭、平两人引渡给了日本宪兵队。
谭、平二人在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关了四个月都没有交代任何内容，但是在日军的酷刑之下，六天之后，两人就吐露了不少信息。谭、平二人承认刺杀汪精卫那只是设想阶段，并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连汪精卫住的地址都还没搞清楚，就被抓了。谭、平二人倒很爽快地承认参与刺杀陈箓，并叙述了全部经过。通过媒体广泛报道谭、平二人的供词，大汉奸陈箓被杀的神秘案件从此才被世人所知。
要说对76号贡献最大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王天木，还不得不提起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万里浪和苏成德。万里浪是76号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是个狠角色，跟林之江、吴世宝一样，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牛头马面式的魔鬼。
据万里浪回忆说，他被逮捕，是故意“露个破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务组织的军统做“卧底”。但是这种说法，跟万里浪为76号所做出的贡献来说，很难让人相信。任何特务、杀手，都是在刀锋上过日子，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万里浪被76号逮捕之事，没有必要加上一个“露个破绽”的修饰。
可能现在很多人对万里浪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看过电视剧《潜伏》的人，也许就会有些印象。剧中出现历史上真实存在并出镜的人物一共有三个，一个是戴笠；一个是毛人凤；第三个人就是万里浪。虽然万里浪在历史上名气不怎么大，但是很多人成为76号的爪牙都跟他有着直接关系。
万里浪，原名万家文，出生于1905年，如今湖北省枝江县（今枝江市）人，具体受过什么文化程度已经无法查考。1927年，因为湖北沙市有他家的生意，便离开家乡，前往湖北沙市。这样看起来，万里浪父亲很可能是经商的。
离开家乡后，他便参加了“军统”金华训练班。毕业后，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被“军统”组织派往上海，曾任“军统”上海站行动队长。
1939年夏天，万里浪被76号逮捕后，就叛变了。他把自己知道的上海军统站的据点和名单提供给了76号。结果，军统上海站14个窝点在同一天遭到日伪和租界的巡捕搜查，不过由于军统站的人员在租界巡捕里有内线，所以及时地知道了消息，大部分人都成功地转移走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被巡捕给逮捕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万里浪，很可能王天木也不会遭受到戴笠的怀疑。王天木不遭到戴笠怀疑的话，也许戴笠就不会对他下暗杀令，最后他可能也不会背叛。
由此看来，万里浪这只小蝴蝶所引起的效应，导致了整个华北以及上海军统站的崩溃，是罪魁祸首，是天理不容的。
万里浪叛变后，除了提供上海军统站的据点和一些军统人士名单，他还提供了在沪的一些军统高官的线索，其中就有罗梦芗、萧家驹。
罗梦芗，贵州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六期，是个老牌军统特务。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任首都警察厅特务股的特务督察。1939年夏天，由于王天木的叛变，上海站被重创，戴笠先派陈恭澍重组上海站，接着又派罗梦芗为军统上海站特派员。
万里浪得知罗梦芗来到上海后，就告诉了76号，丁默邨与李士群便把诱罗投伪的事，交给他去办。万里浪凭着老同事的关系去找罗，而罗也想利用万里浪来开展上海的工作，他想，即使不能把万拉过来，至少也能从他那里弄一点情报。
于是，两人便见面了。
在交谈中，万里浪提到了马啸天。
罗梦芗在南京时和马啸天的交情特别好，他便想乘机也把马啸天拖过来，即使拖不过来，也可以让他们两面跑，表面上为76号，暗里为他，如此，他才能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立功，因此表示很想跟马见一面。
万里浪听了假作沉思。
“不方便吗？”罗梦芗试探性地问道。
万里浪像似乎想起来什么说：“这个我也不敢肯定，我现在在想，该如何对他讲。”
罗梦芗看万这样郑重，信以为真。隔了几天，万里浪终于在一个早晨陪同马啸天来见罗梦芗了，地址是在静安寺路的康乐酒家。
万里浪与马啸天去的时候，叫陈中芳、耿剑青带了人暗里跟着，在外面守候，以防万一。
罗梦芗是老特务，他先到了会面的地方，查探了一番，发现没有安全问题后，就放下心来等着。马啸天也是提前到的，当他看罗梦芗比他先到了，担心罗梦芗事先有所布置，便推说康乐的点心虽然不错，但是这边的人声嘈杂，谈话不便，还是老大房楼上的乐乡好，而且乐乡并不远，就在康乐的斜对面，走几分钟就到了。
万里浪见罗梦芗有点犹豫，便说：“其实，要说谈话方便，我们不如都到啸天家里去。”
马啸天说：“好。”
一个提议，一个同意，都是交情不错的老朋友，如此使罗梦芗倒不好意思有所异议了，于是一同上了汽车，转瞬汽车就开进了76号。
罗梦芗知道上了当，可后悔已来不及了。万里浪与马啸天把罗梦芗让进了会客室，先表示了一番歉意，而后劝罗梦芗也参加。罗梦芗觉得不同意也走不了，于是干脆说：“二位既好意把我拉了来，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于是，由万里浪、马啸天介绍罗梦芗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罗梦芗又自动提供了一部分军统在上海的线索，以示诚意。并办了参加特务组织的手续，由丁聘为76号的顾问。
与罗梦芗一样，萧家驹也是被万里浪骗下水的。
萧家驹，河北人，出身于保定军校，军统少将高级参谋，专在上海市附近做游击工作。
1939年10月，76号的第四行动大队队长万里浪告诉了丁默邨一个好消息，他们的老熟人萧家驹已经来到了上海。
丁默邨笑着对万里浪说：“家驹兄既然来到了上海，我们就别让他回去了。”
万里浪得到丁默邨的授意后，辗转探得了萧的地址，托人告诉对方，“家驹兄，我如今已经投靠了‘76号’，但是我有万般的无奈啊！我一直想得到戴老板的原谅，好回到军统，为党国做事。”万里浪首先表明自己已经投身76号，以赢得对方的信任，接着婉转地说出了自己的投靠76号的苦衷，然后，他约对方出来，联络一下感情。
萧家驹得到万里浪的话后，想了想，自己跟万里浪是多年的老朋友，如今对方不想待在76号了，作为朋友自然要把他拉回来，也正好以显自己的能耐，于是两人就约在一个名叫皇后的咖啡馆见面。
见面后，两人都装作分外的亲热，谈了一些无边际的话后，萧家驹说：“里浪兄，这里人多耳杂，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万里浪正有此意，提议道：“家驹兄，要不，去我家坐坐。在我那特别安全。”
萧家驹也想知道万里浪住在哪里，以便今后常去找他，做说服工作。再说，过去两人的交情不错，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他，想了想便答应了。
萧家驹上了万里浪的车后，万里浪带着他在上海附近瞎转了一阵，当车开到了76号附近的时候，他突然加快油门，把车开进了76号。
萧一看苗头不对，便生气地对万说：“里浪，这算什么？”
万里浪说：“老哥，您放心，我绝对没有恶意，一样的嘛，大家谈谈呗。”萧家驹一阵苦笑，然后跟着万里浪下了车。万里浪把他引进会客室，先向萧表示歉意，还说咱们哥俩还能唱对台戏吗？决不能，所以我请你来，参加我们这76号。
萧家驹知道自己被他骗了进来，不参加也得参加，便也顺水推舟，说：“何必这样呢？即在外面，凭咱们的交情，你要我来，还不是老弟你一句话？”萧的这两句话，把当时的尴尬场面立刻打开。
万里浪马上替萧引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办了参加手续，当天丁、李就让万送了一笔钱给萧家驹，算是人钱两交了。
汪伪76号之所以成功抓捕了陈恭澍，万里浪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10月29日，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进入军统某秘密站点进行情报联络时，被以万里浪为首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抓捕。
李士群沿用了对王天木的策反策略，对陈恭澍并没有严刑拷打，事实上，当时的陈恭澍，内心十分痛苦，不仅仅因为被捕，还因为自己的小儿子刚刚因病夭折。所以，陈恭澍被捕后，情绪非常低迷。
陈恭澍被汪伪76号抓捕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戴笠心痛不已。刚刚重建并蓬勃发展的军统上海区，又一次因为区长陈恭澍的被捕，而陷入了困境。
关于万里浪，并无太多事件记载。万里浪在投靠汪伪76号之后，将所有从军统叛变过来的特务们纠集了起来，在汪伪76号内部形成了自己的一小股势力。1943年11月，万里浪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兼第一局长，管辖上海、浙江、江苏各沦陷区，指挥所属人员专门从事各种暗杀活动。1945年1月，汪伪军委政治部改为军委政治保卫总署，万里浪任总署副总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万里浪重新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部调查室主任。后因举国要求严惩汉奸，万里浪外逃，逃至安徽蚌埠时，被军统抓获，最终于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被枪决。
1940年末，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捕。1941年初，陈恭澍正式投靠汪伪76号，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一职。戴笠闻讯，悲愤交加。上海军统区的绝大部分特务骨干，在陈恭澍的鼓动下，也都投靠了汪伪76号，军统上海区元气大伤。
军统局和“忠义救国军”联手炸掉天马号
关于1940年，军统在苏州炸掉日伪政府大员乘坐的“天马号”列车一案，很长时间以来，都因为缺少历史证据而被认为是民间传奇。然而，笔者研究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发现，有国人发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至1942年担任大阪《每日新闻》驻南京站记者福井毅在中国拍摄的老照片，根据这些照片，足以说明，日军贵宾专列“天马号”于苏州站附近，遭到中国游击队袭击确属历史事实。
笔者现根据当时的照片和我国有关资料记载，将历史的片断，还原如下。
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伪政权正式成立，并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汪精卫及汪伪政府的汉奸们大张旗鼓地邀请了大批德意日轴心国的外交使节以及在华的日军高级军官，参与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这些外交使节和日本军官所乘的列车是“天马号”专车，从上海开往南京。
这一消息，被军统特务获知，迅即上报了戴笠，戴笠闻听此讯，迅速决定派出特务骨干，伏击在“天马号”专列的沿途，炸掉“天马号”，以给予刚成立的汪伪政府一个重击，也算为蒋介石出一口恶气。
当时，戴笠派出的是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的特务们，联合行动的是“忠义救国军”。
提起“忠义救国军”，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样板戏《沙家浜》让“忠义救国军”成了家喻户晓的一支军队。其实，“忠义救国军”就是军统局直属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的特务大都来自当地，所以极其熟悉各地的形势和民情，这就使得“忠义救国军”在八年抗战中，始终具有游击战的作战优势，当时，“忠义救国军”被日军称为“江南野鼠”。在1938年8月，军统正式成立时，戴笠为了加强“忠义救国军”的武装力量，还抽调军统特训班的学员和一些久经考验的特务骨干到“忠义救国军”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