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史》是《南宋词史》的姊妹篇。其前身是《北宋词坛》。
《北宋词坛》写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是陶尔夫为宋词爱好者撰写的一本简淡疏朗、雅俗共赏的小书。从选题到出版，留下一段清纯古朴的往事。
1985年春夏之交，我系青年学者张安祖兄赴大连出席楚辞研讨会，会间有幸与山西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任兆民先生同处一室。任先生清峭雅健，安祖兄磊落持重，于是一见如故并渐至神交。当时，任先生正运作一套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少数选题（如“北宋词坛”等）的撰稿人尚在物色中。安祖兄推荐了陶尔夫。一年以后，便有了《北宋词坛》，还有了陶、任之间恬淡如水的君子之谊。只可惜直到1997年5月陶尔夫猝然辞世之前，二人竟无缘谋面。
《北宋词坛》的理性建构与写作心路，激活了陶对南宋词坛的追寻与思考。六年以后，《南宋词史》悄然落地。
《南宋词史》的出版，得到学术界师友的厚爱与鼓励。从1993到2000的八年间，有诸多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如吴小如、张锦池、关四平、王兆鹏、朱德才、钱鸿瑛、陈洪、王钟陵、许建平、蔡厚示、胡明、张炯、刘扬忠、费振刚等先生，先后在其相关著述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南宋词史》的探索勇气与学术个性勖勉有加。同时，建议拓展《北宋词坛》，重写北宋词史。
直面师长与朋友策励的目光，陶尔夫开始了北宋词坛的细心爬梳与知性重构。1996年获准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九五”规化项目。
《北宋词坛》的扉页及每个章节的字里行间，以备忘录及眉批、夹批、脚注、尾注形式，缀满了密密麻麻的行楷，标示着“拓展”与“重写”的一个个兴奋点。
许多章节如“宗教与词体的兴起”“词，是音乐文学”“北宋词初祖晏殊”“小令的最后一位专业作家晏几道”，已以个案研究形态逐一完稿并刊出。
整个儿重写工作，计划到1999年底搁笔。
不料，1997年5月14日上午10时许，陶在省文史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猝发心疾，撒手而去。
一段骤然降临的黑色日子开始了。我尝到了不测风云、旦夕祸福带来的五内俱焚、六神无主、万念俱灰的全部滋味。
尽管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一选题的知情人与参与者，但我从不曾全身心投入到词学研究中去。没了陶的支撑，无论知识积累、艺术体验还是创造心态，我都难以将“重写”进行到底。
1999年秋，预期的完稿时限即将来临。出版社及上级主管部门委婉的敦促声频频传出。无奈之中，决意选择李代桃僵的做法，请诸葛忆兵君援之以手，接替我继续陶所未竟的事业。
诸葛君早年读硕期间曾从陶学词，其硕士论文是《贺铸词研究》。后追随郁贤皓先生读博，其博士论文是《徽宗词坛研究》。后又师从黎虎先生研治宋史，其“出站报告”是《宋代宰辅制度研究》。近年来凡宋词系列论文，无不在北宋范畴演绎其研究热点。
一位至为理想的同志与同道。
倘为诸葛君着想，这一不情之请是名副其实的额外负担。不过，诸葛君一向是友情至上主义者。教务的繁冗，笔耕的劳顿，家事的艰窘，都不能淡化他玉成《北宋词史》的热忱。他慨然应允了。
一年半以后，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诸葛君为《北宋词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竭尽心力，最大限度地去靠拢陶的治学轨迹。
如今的《北宋词史》，在诸多方面，已全然不同于由陶独撰的《北宋词坛》。在风格上也不尽同于由陶主持的《南宋词史》。甚至可以说，倘陶在世，由陶主笔到底的那部书与眼前的这部书之间，也必定存在某种差异。
我们手中的《北宋词史》贯通着陶与诸葛两代学人的心志，活跃着诸葛与陶两代学人的神髓。年纪、阅历、性情、志趣、文化积淀、思维惯性、研究方法的相同或相异，给这部书以天然的多元互补、繁复开放的优势，有益于它远离武断与偏浅，还有助于它贴近客观与精微。
当然，也不排除因审美兴奋点的差异而留下的难以弥合净尽的某种痕迹。这痕迹如同默契一样，都是可宝贵的。试想，两代人的合作，尤其是一位生者对逝者的续写，假如果真达到天衣无缝、了无痕迹的境地，岂不是太古怪、太离奇、太神秘吗？
不知道人走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
我总是以为，匆匆离去的陶由于携带着太多的遗憾而难以瞑目。《北宋词史》的未了，便是他一大牵挂。
多么希望能在农历七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捧上一册飘着墨香的《北宋词史》，去陶栖居的陵园焚化，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并为至真至善的诸葛君祈求永远的神佑。
2002年7月于哈尔滨市
刘敬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