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书
孩子们：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注：徐志摩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由梁启超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
十月四日爹爹
附：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的训词
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评析】
这是梁启超于1926年10月4日写给儿子们的一封家书。此信的内容十分单一，只是向儿子通报其在前一天徐志摩婚礼上所作的轰动一时的训词。梁启超写这封信的目的也很明确，一是向儿子们解释为何要作这篇与众不同的训词；二是要儿子们在情感问题上引徐志摩为戒，不能“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
作为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眼见徐志摩因“用情不专”，离婚再娶，而无法阻止，故愤而在一对新人的婚礼上严词训戒。这一方面，是因他对徐志摩“爱他不过”，深为痛惜；一方面，是他并不看好陆小曼这位徐志摩的心上人。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他一贯宣弘礼教，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子做出这种“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的事。
梁启超就徐志摩再婚一事，特意致信儿子，用意在于用对徐志摩的训词训戒儿子。要他们用情专一，不要在感情上自投苦恼的罗网。更不要像张歆海那样日日只想做官，不在品性上做严格训练。这种谆谆教导，足见他对于晚辈品行和人性的严格要求，是一封值得人们久久回味的不凡家书。
梁启超小传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妙对杏花联
梁启超十岁那年，一天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里一株结满蓓蕾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了一枝，遮掩在宽大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父亲和朋友家的人看在眼里。他的父亲教子甚严，但又不好当面开口，便匆匆走进客厅安然落座了。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地暗示儿子一番。为了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
小启超不知父亲的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的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一惊，恍然大悟，但也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采不已。梁启超父亲早忘了那件不体面的趣事，他被儿子那字字珠玑、音韵铿锵、对仗工稳的下联陶醉了。
梁启超的子女们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氏家庭是一个多子女传统家庭，梁启超一生生有并养育成人9个孩子。梁启超平等地对待儿女，尊重他们对生活、专业的选择，循循善诱而不是发号施令。他把传统的曾国藩式的“内圣”功夫发展成为独具梁家特色的“磨炼人格”。民国初年，梁家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梁启超却刻意让子女们坚守“寒士门风”，希望子女养成上进、好学、勤俭、坚忍的性格。梁启超个人的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这种家庭显然有利于子女的发展和成才。
当下“教子立业”已成为全社会热点之一，梁启超对9个子女成功的教育，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例如：梁启超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三步读书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分—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这些子女经过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梁启超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1923）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1885—1924）所生；而且思成、思忠、思庄、思达皆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然后于1913年随父母回到国内。
长女梁思顺（1893—1966）：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她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1954）：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其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