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真正的创作从《霸王别姬》开始了，哪曾料到它成了终点。这部既是开始又是终点的电影，印证了我国文化人在创作上的短命是规律性的，大多数人都是偶尔露峥嵘，然后就一蹶不振地去球了。
这是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缺失信仰的问题。中国人的信仰不是一神教文化，所以每个成功人士在心理上都自觉不自觉地以“神”自居，但凡得点儿势，总要挤到神坛上去装神弄鬼自愚愚人，丧失了平常心，拍的电影也就不可理喻了。鲁迅说的人一阔脸就变，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王天兵：为什么你芦苇能保持平常心？
●芦苇：是读契诃夫的小说读出来的。我没有把那个戛纳金棕榈大奖太当回事儿。金棕榈奖牌可以年年复制，但程蝶衣的生命展现只此一次，将来在影坛上能够传留下去的是这个。情感的痛苦的重量，而不是奖牌的重量。奖牌还有一项功能：可以把人的创作力阉割掉。
○王天兵：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了。因为你是一个爱读历史、有历史感的人，能把电影在历史中的位置看得比较清楚。
●芦苇：科波拉在《巴顿将军》的剧本里，写的最后一台词是“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奖项其实没有电影品质本身重要，电影一旦成为作品以后，它就是个实体了，就成为历史了，是胶片上的历史，就有它固定的生命力了，它的生命力自会展现其价值。很多电影其实没有得过什么奖，但是一点儿也不损害它的价值。有些电影得了奖了，我们也会嗤之以鼻，觉得很臭。费穆的《小城之春》就没有得过奖；你酷爱的巴别尔得过什么大奖没有？契诃夫得过什么大奖没有？纳博科夫得过什么大奖没有？还有墨西哥那个迷人的胡安·鲁尔弗，他们的小说会让任何奖都变得无足轻重。
○王天兵：实打实地说，为什么你现在还是一个能创作的人，而当年那些和你同处第五代位置的人，现在已经失去了创作能力呢？
●芦苇：“废了武功”很是不妙，我自认还尚可一战。
他们的状态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也是身不由己时事使然。就算人自己不抬举自己，但是架不住媚俗潮流挟裹着你，架不住他妈的那帮庸臣俗子来抬举你。这幕闹哄哄的烂戏永远演不完。他们不明白被抬与被砸是同样险恶，捧杀比棒杀更狠毒，若不是金刚不坏身的话，穿上“皇帝的新衣”，搞了笑还不自知。
《霸王别姬》的成功给我的感受是，好电影的确是世界文化的产品，值得为此一拼。《霸王别姬》的成功，印证了当初我们对电影文化品质的追寻和拷问是有价值的。真正令人欣喜的倒是各种肤色的人都为这部电影鼓掌。今天我也不改初衷，谁要搞史诗剧找我来，老夫尚可一战。
○王天兵：不是一位日本导演找你来写《李陵传》嘛。
●芦苇：这不机会又来了嘛。
○王天兵：但实际上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片子像黑泽明那样能把中国历史片变成一种类型。
●芦苇：是呀，死不瞑目呀。中国电影没有拍过一部好的历史片，虽然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可就是没有好的历史电影，这个是很反讽的，我辈应当为之汗颜，并自掌嘴脸。
你看，写中国土改这一段历史，最真实权威的著作竟是美国人韩丁写的《翻身》，土改的真相展露无遗。虽然现在国内的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在研究这个项目，他们也能做到真实，但是他们没有身临其境，而韩丁是亲历者。中国文化包括电影还有一个死穴，就是对生命的态度漠然冷视。我们在美国人韩丁的《翻身》这本著作里能看到生命的遭遇及经历，他一直扣着这个主题，这与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有关系。可是我们的记录多为标语口号式的行政文体，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反映我们中国历史的电影拍得最好的是《末代皇帝》，但这是意大利人贝托鲁奇拍的。国内也拍了《末代皇帝》的电视剧，两片相比优劣立见。倒是鲁迅有真知灼见，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这个民族忘得太快、记性太差，电影和文学艺术理应起到证词的作用，这是电影应负起的文化职责。比如像《安德烈·卢布廖夫》这样的电影，俄罗斯电影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得起俄罗斯历史了，但我们就不敢说有再现本国历史的能耐，不但对不起自家的历史，连今天的农民也对不起。
《安德烈·卢布廖夫》中有一段故事讲的是俄罗斯贵族勾结蒙古人来攻打俄罗斯城堡，残杀自己的同胞，导演塔尔科夫斯基在拍历史片时敢于面对这个事实。描写异族占领军跟原住民矛盾的真相，拍得最经典的也是《安德烈·卢布廖夫》。鞑靼骑兵到修道院里面，把一个饿得发疯的女人给带走了。就这一段戏，身临其境地描画出了俄罗斯人对侵略者的仇恨，鞑靼人占领者对当地人的轻视侮辱，这种深入骨髓的冲突在电影中如同纪录片般展现无遗。饥馑三年的俄罗斯人本指望苹果救命，秋天一下雨苹果全烂了，他们只有饿死了，鞑靼人来了以后，把肉一片片割了喂狗。这些细节的表现令人极其震撼，这就是民族仇恨的真相。那个疯女人跟鞑靼骑兵调情，知识分子安德烈深感痛苦，拉着她就走，疯女人不从，你又不给我吃的你管我干什么？这些细节与质感，确实把历史的时光雕刻下来了。
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他拍国民党当局派去的军警残酷无情地对待台湾的原住民，台湾人受欺压后激起盲目排外，他很真实地把两方面都表现到了。一方面是军警疯狂地滥抓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在火车上被误认为大陆来的人，差点儿被当地人群殴，亏得同伴急辩说他是台湾人，才逃过一劫。这种区域冲突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频繁出场，所以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含金量最高的文化经典。但是今天的电影人却连正视的能力都丧失掉了，更不用说表现的能力了。
我的《西夏路迢迢》拍得很烂，唯一可取的是造型上还原了历史的质感，影片中的党项人和汉族人还像那个时代的。在这之前居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做到这一点，全是戏装。香港六十年代的武打戏，用的都是戏装。包括我很钦佩的台湾拍《策马入林》的导演王童，他是搞美术的，也下工夫，但是官军一出来还是戏装，全是绸子的、闪亮的、红的，你想押运的官军怎么可能是那种服装？在造型上无力还原历史。只有胡金铨导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从人的价值观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个悲剧历史，但是我们既无悲剧意识亦无真正深刻的悲剧，这也是个可悲的悖论。什么罪都受了，还不知道这么多罪是为什么受的；死都死了多少，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让人卖了多少回，还可能帮着别人数钱呢。这还不惨么？要说中国电影题材的话，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太多了，尤其是今天，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戏剧，太多太多的人物，但是我们的电影却那么贫瘠，那么一副让人不待见动辄招骂的贱相。
我们是个多情而健忘的民族，如何通过电影来使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这是需要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的。现在做电影的人都忙于利用娱乐资源去倒卖发财，没人关心电影的文化品质。我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成为令人信服的经典作品，让全世界的观众接受并欣赏，将民族的文化资源变为像莎士比亚作品这样无国界的世界文化产品。这个愿望虽说是痴人说梦，但也是一部好电影的起点。
咳，这年头再唠叨这话，可不是痴人说梦么！
○王天兵：芦苇你能不能把你的编剧生涯总结一下？
●芦苇：还没盖棺呢，你干嘛急着定论呀？
○王天兵：或者展望一下。
●芦苇：展望？天兵你不如这样说，芦苇，你该写遗书了！
○王天兵：我回顾你的生平，确实很有悲壮感。
●芦苇：君不见，多少电影人都以悲壮出场，以无厘头闹剧收场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