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退出墨尔本影展的说明
一、我们并无意干涉电影节作为艺术交流平台的自由，退出墨尔本影展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新疆历史并不是我个人谙熟的领域，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刚刚过去两周，我想至少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那些死去的人们。
二、今年的墨尔本电影节让我们觉得政治意味越来越浓，首先是英国导演肯·洛奇质疑墨尔本电影节的资金来源，称他们是在拿“带血的钱”办影展。接着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出现在影展的节目单上，主办方为她安排了一系列宣传活动。
三、我们认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对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因此，公司西河星汇全体一致决定采取退出影展的方法以表达我们的个人态度和立场。
四、7月19日，公司代表周强致信影展主席，宣布西河星汇的两部影片《河上的爱情》与《完美生活》退出本届墨尔本电影节，同时取消导演唐晓白与监制周强的出席计划。
当天晚上，贾樟柯就退出墨尔本影展接受上海《东方早报》的独家专访——《贾樟柯：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克服时代的轻浮》，这里不妨节选若干：
东方早报：选择退出墨尔本电影节，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
贾樟柯：我们和墨尔本电影节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过去我的公司西河星汇出品的很多电影都选择在墨尔本电影节做澳大利亚首映。
前不久我们就注意到，今年墨尔本电影节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先是英国导演肯·洛奇发难，质疑墨尔本电影节的资金来源不干净，甚至用“带血的钱”这样强烈的词汇来质疑他们的运作资金，电影节主席对此并不解释，而是将这个事件推向了媒体，肯·洛奇不得不退出了电影节，这不是保护导演的做法，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个电影节。
接着，我们发现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出现在影展的节目单上，主办方还安排热比娅造访澳大利亚。新疆的暴力事件结束才两个星期，那些遇难者的亡灵尚未安歇，这样的安排很不合适，电影节也变得不再是一个单纯讨论电影的平台。作为中国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于我们的感情是无法接受的，挑战了我们的底线。应该说我们的退出行为是在电影节变得非常政治化的背景下，我们针对这种变化必须做出的反应，否则沉默就意味着认同组织者这样的安排。过去人们习惯看政府对这样的事情做出反应，好像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退出墨尔本电影节是我们试着将我们个人内心的观点表达出来。
东方早报：你电影所表现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关系？
贾樟柯：现在的世界，似乎是一个充满数字指标，忽视微小细节的时代。现实之中出现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在人们心里，只是一场热闹，我们很难被生活刺痛，因而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成了看热闹的人，却忘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关乎自己。
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有刺痛，就像新疆发生的事情，不要像隔夜的报纸，第二天就被我们随手扔掉。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克服这种时代的轻浮。
东方早报：当你带着你的电影旅行世界的时候，你是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中国人，一个来自东亚的电影工作者，或者一个孤独的个人？
贾樟柯：我首先是一个个人，在旅行中，与另外的一些个人相遇，与从未谋面的花草树木擦肩而过。
东方早报：你电影里的忧伤来自哪里？
贾樟柯：来自我的忧伤。【注：2009年7月24日《东方早报》。】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虽然是南半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之一，但由于主办方做了有损于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中国不得不退出本届电影节，并撤回参展影片以示抗议。贾樟柯认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跟她同台出现，就决定退出影展，来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导演，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感情。”
莫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证实了贾樟柯等导演撤片的消息，他表示尊重中国电影人的决定：“我认为劝说他们重新递交影片的话，有点太过了。我们已经做了整个活动项目的改动，又吸纳了一些新影片。如果那是他们的立场或坚持的立场，那么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将他们的影片从电影节中撤换掉，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非常不高兴。”
至于谈到为什么不撤销热比娅的纪录片，莫尔在7月16日说：“这么说吧。我们是一个电影节，那些调皮捣蛋的独立电影人经常制作一些影片带有很强烈的主张。不论这些影片是有关动物权益，或是有关其他一些主题，人们经常为之激动，或也经常不满。”
07 参加香港书展和嘉定汽车论坛
“独立意味着客观，我希望与更多的人去沟通、分享情感、思考命运，但我绝对不承认我是边缘，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那个舞台是他们的！”这是贾樟柯2009年夏天在香港所说的一番话。
七月二十八日，贾樟柯携新书《中国工人访谈录》亮相香港书展，与香港读者话人生，聊电影，谈写作，对撞观点，互动热烈。新书4月上市后即在首月突破2万册销量大关，前几天又抗议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东突”分子纪录片而撤回参展作品，首次参加香港书展的贾樟柯一下子就站到了媒体的风口浪尖上。
贾樟柯在此间举办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座谈会上，以“为心灵精致的写作”为题与200多名读者现场交流自己的创作体会，除了谈及影片、著作、创作、文化外，也分享了他对生活和周遭事物的感受。
贾樟柯首先谈到了他对第一次参加香港书展的观感：“人真多。不过挺好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让文化、阅读可以和市民及其生活很好地发生关系。另外，我今年也去过济南的书展，但那里给人的感觉比较乱，东南西北大家可能都分不清，而这里如此之大的人流量，却不影响大家各取所需。”
他指出，“精致，应该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应该体现在心灵上，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场与自己心灵交流的过程。写作会增加我们情感的敏锐度和对外界的关注度”。贾樟柯在会上表示，人们应该拥有更多一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从《二十四城记》到《中国工人访谈录》，从影像到文字，贾樟柯介绍了自己如何去捕捉个体、大众对社会的集体记忆，他说：“我觉得，不是客气话，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虽然它本身是一部电影的产物，因为拍《二十四城记》，所以有机会采访到一百多个人，但电影的制作方法跟写一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电影它首先有一个容量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讲述全部放在一部电影里，那就太长了。你还要控制在90分钟、100钟之内。所以在电影方面整个人物结构是接力式的，比如说我是谈上世纪50年代，他可能就是谈上世纪60年代，他可能就是谈上世纪70年代，九个人一起接力，把50年的历史串下来。书的结构就不一样，这里面每一个人的结构都是完整的。有的人从他上小学，有的人从他到工厂，有的人从他刚刚开始就业说起，所以在书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除了结构不一样，书的容量也会更大，不仅是人物多了，而且表现每一个人物的细节也更多、更有说服力。同时，文字本身会给人更多的想象力，通过他的讲述你能够想象到他的生活，然后更抽象地可以想象更多。而电影则像一把双刃剑，好处就是直观，讲述的面孔被电影化了，确实很容易打动人，但它的缺点也就是简单，没有那么多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