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看楚国和秦国要和亲，担心对自己不利，就派人到楚国面见怀王说，你们曾经上了秦国的当，我们都为您感到气愤，但是想不到现在和秦国关系又变得这样好了。怀王被说中了要害，面对齐秦两国如何决策是一个难题。于是楚怀王召集群臣商量，最终决定联合齐、韩两国，派人做昭王的工作，再加上有宣太后的关系，也许秦会把汉中归还给楚国。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外交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而外交的立足点就是强国。怀王的这种寄希望于裙带关系的外交想法，可以说是极其幼稚的，对于这种表面联齐、实则联秦，寄希望于秦国的外交路线，屈原虽然表示不赞成，但是他也无法阻止怀王的决定。
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秦国政局发生暴乱，但是很快被平息了。由于国内的局势还没有平稳，秦昭王担心别国乘机来犯，便派使者会见怀王，要求和亲，还说兑现归还汉中的诺言。
楚怀王娶来了秦女，以为亲秦政策是正确的，就决定推行下去。屈原进谏怀王，认为，秦国是出于国内政治不安稳才对楚国采取虚伪的和亲政策的。昭王年方二十，现在应该是楚国大举进攻秦国的大好时机，不能抱有亲秦的幻想，消磨和秦国竞争的斗志，变成软骨头！楚怀王觉得屈原的劝谏很难听，对屈原非常厌烦地说：“道不同，何以为谋？”
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楚怀王应邀前往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与秦王会见。屈原再度进谏，认为不应与秦国有过分密切的接触，因为亲秦会引起齐国等国的反感。楚国如果此时绝齐亲秦，朝三暮四，必将导致灾难。怀王不耐烦地对屈原说：“三闾大夫，你不要多虑了。此次会盟，寡人必定会获得成功。到那时，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黄棘相会，秦昭王果真信守诺言，将汉中一半的土地送还楚国。怀王非常高兴，他回到郢都在朝堂大摆酒宴，举行庆典。宴会上，有大臣故意问屈原：“三闾大夫，今天你有什么祝贺大王的话？”屈原回答说：“有什么可庆贺的？秦国能归还我们汉中，也必能再夺回汉中！”当时怀王正沉浸在兴奋之中，听了这话顿时兴趣全无，斥责屈原说：“屈大夫，你说秦国不会交还汉中给我，现在交还了，你又这样说。难道你比我还高明吗？”
屈原知道再争论下去没有好结果，但是怀王这样下去一定会给楚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自己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都是不忠于楚国的表现，所以屈原继续说：“大王，忠言逆耳，我也会说阿谀奉承的话，可是那些话对于国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王您着想，所以您一定要听啊！”想不到怀王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先生何必将自己与败坏祖业的寡人联系在一起。先生是人才，我怎么能驱使，你还是请自便吧！”
听了这些话，屈原感到十分气愤。不久，怀王又传旨：“屈原大夫若嫌在朝廷烦恼，可以不必入朝议政。大夫离家数年，可以趁机归省。”这是变相的驱逐令。怀王已经厌烦了屈原，变相地剥夺了他参与朝政的权利。屈原感到十分屈辱和愤怒，自己出于使楚国实现美政才忠心辅佐楚怀王，可是怀王昏庸，不但不励精图治，还使楚国一步步走向衰败。
楚怀王拒绝屈原是统治者拒绝忠诚的象征。怀王侮辱屈原，其实是专制者在侮辱忠诚。屈原对怀王的投机心理和利令智昏的做法感到愤慨，然而他又能怎样呢？当初被怀王由左徒贬为三闾大夫时，屈原也十分愤怒，但那时他感觉只是受挫，而现在他感觉到的是绝望，怀王已经从根本上拒绝了他。
屈原希望怀王能成为一个完美如尧舜的圣君，可是眼前的怀王喜好声色，贪图享乐，志大才疏，有作一番大事业的想法却没有做事业的策略，在这样的君王身边，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怀王和孟子所遇到的齐宣王特别相似。齐宣王仗着有利的地理位置，经济比较繁荣，又没有遭受秦国军事打击，便想称霸。面对孟子的仁政宣传，宣王坦然自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寡人好勇！”齐宣王不接受孟子的忠言，孟子便愤然离去，屈原应该怎么办呢？在被贬为三闾大夫之后，屈原不是没有想过去或留的问题，只是因为那时怀王对他的处置还有保留，还没有让屈原像现在一样感到绝望。
如今，怀王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此时的屈原离开怀王并无多大困难，他已被怀王伤害，而内心也为中正之德的遭遇感到不解和不平。那么该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呢？
伺机讨得楚王欢心，以期重新回楚王身边，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屈原与楚王的思想有了重大的政治分歧，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不同的主张。屈原之所以被放逐，就是因为他不肯放弃理想和正直气节。如果要讨取楚王欢心，屈原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原则，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然而这是屈原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决不会选择这条路。
那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楚政权又如何呢？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是爱国分子，揭竿而起是他绝不会做的。在“家天下”思想中，君国是一体的，忠君即等同于爱国，爱国则必然忠君，屈原也深受古代思想道德的影响。在他心目中，楚王是人民的象征，一切为了人民，也就必须忠于楚王。当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流放的时候，他也怨恨楚王的昏庸，但是他绝不会允许自己去叛乱谋反。相反，如果楚王能幡然醒悟，接受他的主张，他仍旧会不遗余力地辅佐楚王以重振楚国。所以这条路屈原是不会选择的。
过退隐山林、超然世外的隐居生活又如何呢？如果单单从抛弃污浊的现实、保持高洁的人格方面考虑，这样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隐居就是埋没自己的才华，不被人发现。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来说，实现人生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屈原不会置劳苦百姓的利益于不顾的。他首先想到的是以社稷为重，所以，放弃远大的理想去归隐山林，屈原是做不到的。
去他国远游，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楚王昏庸无能，倒不如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其他国家谋求一个好的职位，继续自己的远大抱负，也许会有君主赏识屈原。但是屈原舍不得离开这个生他养他的国家。
至此，所有的可能都被否决了。屈原看着祖国日益衰败，自己有远大的理想不能实现，这种痛苦折磨着他。去留两难，他惟一的出路就是坚持自己的人格和理想，所以他选择了自杀，这也是他对残酷命运的最后抗争。
七、从灵魂深处与社会关系中透析屈原冤案
公元前278年，暮春季节，今属湖南省汨罗市境内的汨罗江畔，风在呼啸，汨罗江在呜咽，整个世界也在呜咽。这是怎样一个悲痛的黄昏啊，汨罗江畔一片悲痛，大群大群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如同乌云一般，挡住了天空中那最后一丝血色的微光……江边的所有人都在含泪为屈原壮烈殉国而悲痛，汨罗江带走了屈原美丽的梦想，留下了他名传千古的悲恸和气节。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满怀感伤地写出“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的冤案之后，又以简单的语言分析说：“屈原去世以后，楚国国事日益衰弱，到后来，最终被秦国灭亡。”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将屈原的死与楚国灭亡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屈原不受重用作为了楚国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秦国灭掉楚国而一统天下，这不是屈原所能左右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在能以“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看来，屈原的个人悲剧预示着楚国败亡，所以屈原最终不可能走出这个现实，他所热爱的国家最后也必然要被秦国所吞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通过屈原的冤案和对楚国的现状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君王，不管你的才能怎么样，都应该有贤才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真正圣明的君王很少，这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人要么是一些谄媚的朋党，要么是有才能的人，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怀王就是这样一个忠奸不辨、是非不明的君主，他最终客死秦国及其给楚国带来的灾难，都是由不能重用贤才所引起的。
楚怀王为什么不能重用人才呢？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是由于屈原和怀王有不同的思想方向，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特定的环境制约了君臣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最终导致了政治上层人际关系的极端恶化。也就是说，怀王只不过是一个昏庸的愚昧者，当邪恶与正义围绕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很难辨明是非，于是就造成了屈原冤死汨罗江的楚国悲剧。这些都是值得世人扼腕叹息的！
有人说，屈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太完美化了，纵使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也要执著追求，勇往直前，于是他自投汨罗江时溅起的微弱浪花，在后人的心中激起了永久不息的波澜。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才华出众而见识过人的智者。可是如何使用才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屈原与渔父的对话中，渔父劝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试想，如果屈原顺从了这种历史的潮流，他至少不会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剧。但是，屈原坚守自己的节操，依然地说：“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正是屈原不苟于混浊的朝政，才造成了屈原的悲剧。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历史的许多现实事件中，真正的忠义之士，力量总是那么孤弱；而结党营私的人却是那样强大。上官大夫谗害屈原、怀王昏聩无能，这些都是人性的丑陋，更是社会机制对人性丑陋的纵容，所以国将不国的悲剧终将发生。这便是司马迁从人的灵魂深处与人间关系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剧的最深刻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