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庞葱看见这样的结果只好摇头叹息。魏惠王失去庞葱，就等于是失去了一员大将。别人看见魏惠王对待庞葱的态度，也觉得心灰意冷。大家纷纷不说实话，不做实事，魏惠王自然变成了一个失道寡助的人。
作为一个领导人，在用人这方面一定要懂得把握一定的分寸，不然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思路中，或者是被不合实际的语言迷惑。因为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不可能事事亲临指挥，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从下属的言语里判断是非对错。如果很多人在领导者的身边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领导听多了，自然会心生疑窦。这个时候，需要的并不是去调查谣言的真假，而是需要将自己对这个人的了解搬出来，再重新审视一遍。虽然说人都是会变的，但是一些本质的东西却不容易改变，所以真正要用一个人，还是要懂得用正确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
秦武王准备向中原发展自己的势力，召来左丞相甘茂同他商议此事。甘茂说应该先出使魏国，做好这件事情的准备。秦武王听从了甘茂的意见，让他出使魏国，但是派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向寿作为副使，一同出使魏国。
甘茂到了魏国，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使命。于是他对向寿说：“子归告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攻也。’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回到秦国，把甘茂的话告诉了秦武王，秦武王对甘茂的话不理解，便召甘茂到息壤面谈。
甘茂到了息壤，秦武王问他为何不让发兵。甘茂答道：“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实为郡也。今王倍数险，难矣……今臣，羁旅之臣也，樗行千里而攻之，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意思就是，大王你现在要我带兵攻打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地方。如果真的开始攻打，不一定能打赢这一仗。但是，如果打不赢的话，朝中难免就会有人借这件事情来发挥，说一些不利于我的话，那么到时候大王您肯定会怨恨我，我心里也会难过的。
秦武王对甘茂说：“你放心地去攻打吧，我会记得我们今天在息壤的约定。”于是秦武王与甘茂在息壤立下了誓约。
甘茂领兵攻打宜阳，因大军远征多有损失，兵力不够强大，围攻了五个多月没能攻下宜阳来，于是国内以右丞相为首的一些佞臣就在秦武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说他指挥不力，又说他别有所图等，怂恿秦武王从宜阳撤兵。秦武王打算采纳他们的意见，便召甘茂回军，不让他再打下去。甘茂没有立即回去，而是给秦武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四个字：“息壤在彼。”这时秦武王才想起他们之前在息壤立的誓约，于是重新信任甘茂，派遣全国的军队去增援，让其继续率兵进攻宜阳，终于攻克了宜阳。
甘茂用巧妙的方法劝谏秦武王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并与秦武王订立了誓约，从而取得了秦武王的信任，保证了战争取得胜利。如果没有盟约，秦武王又听信谗言，将他召回，那么将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对一个领导来说，能够用人不疑，可以说需要一定的勇气。人与人之间要建立起信任，实在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已经决定启用一个人，不妨就放心大胆地给予他信任。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信任，都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地被别人信任。领导阶层一旦信任下属，那么大多数下属都不会辜负这种信任，都会尽到自己应尽到的责任。
自私自利，易激天下怒
【原典】败莫败于多私。
注曰：赏不以功，罚不以罪；喜佞恶直，党亲远疏；小则结匹夫之怨，大则激天下之怒，此多私之所败也。
王氏曰：“不行公正之事，贪爱不义之财；欺公枉法，私求财利。后有累己、败身之祸。”
【释评】私心是一种心理现象，表露于外，则化为利。世人没有一个不求利的，只不过利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中外文化的整个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利的。
《易经》六十四卦，谈“利”与“不利”的就有两百零二处。可以说，《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探究怎样做有利，怎样做不利。但这里所说的利是大利，长远的利，广义的利，而不是小利，眼前的利，狭义的利。
衮衮诸公，没有人不喜欢名利二字。无论大利还是小利，大家都会一样在乎。一般来说，有大利和小利之分，所以就延伸出大私和小私之分。所谓大私，就是天下为公。希望天下都是自己的，可以将天下经营得很好的国君，虽然带着大私这样的心理，但也是可以谅解的。然而，有些国君无疑就是小私心态，只懂得自私自利，每天想着要享尽荣华富贵，不管百姓是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国君被称做是独夫、民贼。独夫、民贼而不亡败的，未之有也。
五千年的历史，起始于夏、商、周三朝，这三朝之中虽然有明君出现，但是归根结底，三朝的败落都是因为国家出现了自私自利的皇帝。
古语有云：“夏以禹兴，夏以桀亡；商以汤兴，商以纣亡。”朝代没有变，政治体制没有变，同样一个国家，却因人而兴，因人而亡，根本原因，就在于兴国者顺天道而治，亡国者逆天道而行。
就拿周朝来说，西周第十任国王周厉王是一个财迷心窍、蔑视民意的昏君。他在位期间，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样，西周早期的统治者励精图治，顺应历史规律，因而出现了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的“成康之治”。但自西周中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关系开始逐步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井田制的破坏和私田的形成方面。随着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动摇，上层建筑自然出现了“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的衰落趋势。
周厉王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因而上台后将当时建议他实行所谓“专利”的荣夷公当做自己的亲信。早在共王时代，周国土地国有制就已经出现了缺口，贵族的私田日益增多。特别是不少山林湖泽成了贵族侵吞的对象，一些平民百姓也常到河流、湖泊里打鱼捕蟹，或到山林里去采伐，来弥补生活之困乏。荣夷公横征暴敛的同时，还建议厉王禁止民众利用山林湖泊搞副业生产，以便使所有来自山林江海的各种产品都成为国王的私有财产，这就是所谓的“专利”。
这一举措无疑伤害了百姓的感情，触犯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周厉王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不是百姓的，所以他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才会那么纵容荣夷公。他没有明白的道理就是：一个国家，所有的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如果百姓停止一切活动，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无疑就会处于瘫痪状态。
周厉王的举措不但引起了广大平民的反抗，而且失去了贵族的支持，弄得各国怨声载道，民情沸腾。大夫苗良夫劝谏厉王远离侯臣荣夷公，废除关于“专利”的各项规定。他说：“荣夷公利欲熏心，鼠目寸光，只讲专利，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再照他的意见这样做下去，国家可就危险了。”
苗良夫的劝谏无疑是正确的，能够这样说，恰恰是因为他看到了百姓和国家经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两者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百姓如果愤怒，国君就算有再多的本事，也无法力挽狂澜。再说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就是百姓的利益，如果百姓都没有了利益，国家利益又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但是，周厉王并没有把苗良夫的话当真。他不但没有当真，反而让自己的行为变本加厉，不但剥夺百姓的利益，而且剥夺百姓的话语权。弄得人人自危，国家死气沉沉。不久以后，人们不堪忍受，开始起义。周厉王见大势已去，只得用逃跑来保住性命。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