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国营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只有1089.9亿元。如今，国资委监管的147户中央企业一月的利润平均就有800～1000亿元。而在2007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企占有65个席位，纳税额占77.84%。
改革开放30年间，对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从最早的放权让利，到今天的股份改制，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到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由传统走向新型。
第一节改革足迹 利改税破茧国企改革
新疆电池厂请700职工春游
“5月开运动会，7月包车春游，10月文艺汇演，每个周末都办舞会……”早在1987年，新疆电池厂上千名职工就过上了这种滋润日子。原新疆电池厂党组书记周军把那一年厂职工的爱玩归结于厂里前一年实行了利改税，“厂里有余钱了，大伙手头宽裕了，不愁吃喝了，才有空注重精神享受呗。”
修厕所也要打报告
1986年，周军从部队复员后赢得了一份令人羡艳的工作——进入新疆电池厂。“在当时，娱乐基本靠听收音机，晚上出门基本靠手电筒，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使用雪莲电池”。周军进厂当年，一节5号雪莲电池卖两毛五，周军每月的工资是80多元。
当时的老厂子还有新疆水泥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
“当时，修个厕所都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层层报批。”今年77岁的陈希平曾担任新疆水泥厂总会计师，他回忆说，1979年之前，国营企业每年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且大到生产原料采购、小到修个厕所都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
乌鲁木齐市国税局修订税志办公室负责人苏檀香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营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利润分配实行利润上缴制，利润多者多缴、少者少缴、没有就不缴。发生亏损的国家补贴，职工安排、工资、福利也由国家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国营企业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和职工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逐步推行，而财税改革正是先从对国营企业的利改税开始。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国企改革进入放权让利阶段。”陈希平说，当年11月，新疆水泥厂作为新疆国营企业的代表，被列为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企业。
1981年3月1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以税代利的几项规定》，1983年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要求将国有企业财政缴款中的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即利改税，这是国家参与国有企业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种改革。国家在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时，放弃以资产权利为依据的利润上交方式，改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据的缴纳所得税方式，借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建立。
厂长呼声推动改革
“乌鲁木齐地区自1983年1月1日开始实行利改税，当年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1.58亿元。”据《乌鲁木齐税务志》记载：当年初步核定408户国营企业按大、中、小型标准划分使用税率，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小型企业按照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税后利润再以调节税的方式纳入国库。乌鲁木齐地区核定应当缴纳调节税的企业有43户。
陈希平说，第一步利改税主要是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再对税后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但仅仅走这一步，财政税收在明确各种利益关系方面的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厂里仍缺乏生产经营权。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新疆水泥厂厂长跟当时新疆最早一批企业厂长们一起，也在新疆发出了要求进一步松绑放权的呼声，这不仅是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加快了税收体制改革的突破。
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随后的9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10月1日起实行。
苏檀香说，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乌鲁木齐地区国企与全国同步开始了第二步改革，第二步利改税将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对有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同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调节税。大中型企业缴纳所得税以后的余利，超过改革前企业合理留利的再征收一定比例的调节税。而为了鼓励企业增产节约，对其利润增长部分实行减征调节税的办法，减征的比例为70%，按定比计算，7年不变。这样，企业多增收即可多得好处。
“这其中的意义显而易见。”苏檀香说，既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也使企业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乌鲁木齐税务志》中记载：1984年乌鲁木齐地区开始实行利改税的企业增加至322户，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1.89亿元，核定缴纳调节税的企业75户。
办乐队住楼房置大件
“新疆水泥厂是自治区建材局直属的国营工业企业，参与了两次利改税的试点及实施，1986年，自治区建材局向新疆水泥厂转发了关于调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的通知。”当时在新疆水泥厂财务科工作的石水泉至今仍留存着当年的工作日记。在这本日记上，石水泉全文记录了新疆水泥厂第二步利改税的利润分配比例：“缴纳企业所得税55%、调节税14%的财政税收后，企业利润中7%上交局里，企业自留24%”。
新疆水泥厂自1998年建立企业集团，更名为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现任(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的石水泉说，1986年10月，自治区建材局定了企业自留的那24%部分的分配方式：40%作为奖金、10%作为福利基金、2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20%作为新产品试制基金，其余10%作为企业后备基金。
到了1987年，新疆水泥厂开始实行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每年上缴财政税收就超过300万元。到1991、1992年实行第二轮承包时，新疆水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年产水泥41.06万吨，上缴利税1338.48万元。而1980年以前的产能是10万吨。
随着企业效益大幅提升，石水泉给家里添置了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每件售价都超过100元，“当时我出差去地州买一个炒菜、一个馒头加一个汤才不到两毛钱”。
新疆电池厂也于1986年执行了第二步利改税，时隔一年，周军从新疆电池厂的车间调任党委办公室担任干事，工作之余他还创办了一支由厂里职工组成的乐队。
在这支乐队里，周军负责打架子鼓，还有一名电子琴手、两个吉他手、一把长号、一把小号、一支长笛，这支乐队当时在乌鲁木齐市小有名气，“但凡在俱乐部、大礼堂上演的文艺汇演都会邀请我们去露一手。”
当时，新疆电池厂职工还有一项让周围人眼红的待遇——每年7月全厂职工春游。700多名职工，租大轿子车来回接送，春游一次就得花个两万多块钱。
“利改税之后，新疆电池厂成为乌鲁木齐市重点纳税大户，几乎年年都会获得表彰奖励。”而周军也和其他新疆电池厂人一起，早在1990年就住上了楼房。“因为企业有了自主经营权，电池卖得好就加大生产，1994～1995年企业最为辉煌的时候，雪莲电池几乎已经遍及新疆各个角落。当时企业每年的税后利润就有100～200万元，而一名普通职工的工资也有500～600元”。
正如国内财经学者吴晓波所说的，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它把企业从父爱式的大包大揽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个解放刚开始，“父亲”的所得依然是大头，但仍部分解决了企业与主管部门抢饭吃的问题。
(刘书成)
流行语
我爱我家
1993年，120集《我爱我家》开播。这种叫做情景喜剧的舶来物用密集的俏皮话把市井生活中对严肃的调侃与消解搬上了最大众的媒体。
这部中国情景喜剧的诞生之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它透过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及他们的邻里、亲朋各色人等构成的社会横断面，反映了社会上的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格，展示了一幅改革大潮中普通人生活画卷。爱说官话的傅老爷子，乐于走穴的鼓书艺人和平，满脑子新想法的小学生圆圆……剧中每个人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如今，《我爱我家》仍时常被重播。
旧闻新看
《列车上老翁的假牙丢了》
9月23日夜，70次列车正点由地处百里风区的大步车站起动。突然，十号车厢内，一位60多岁的老人非常着急，大喊大叫：“快停车，我要下去！”
列车员冉定儒和列车长李元培赶来询问情况，才知道老人满口镶的假牙放在茶杯中，刚才被人不慎从窗口碰落车外。
列车已开出大步车站，老人坚持要下车找牙。外面一片漆黑，又是风区，让老人在前方站下车回去找牙显然是不行的。李元培耐心地安慰老人，并在前方站及时给大步车站打电话，请求帮助找回假牙。
大步站站长兰长祥接到电话，立即和几位同志分头寻找。天黑风大，假牙是小物件，找寻困难。站台上没有，路基上没有，一道二道路轨也都没有……终于在车站西边延续线的路基下边找到了。假牙由54次列车带到郑州站，请老人去认领。
——《新疆日报》1979年11月27日(作者侯垣)
原标题：《在人民列车上》
第二节
改革足迹
承包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国企活力
承包当年科长奖金5000元
1984年6月，天山食品厂在乌鲁木齐率先推行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层层签订承包合同，食品厂厂长要与市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厂长又将任务分解到科室和车间，科室和车间再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小组。厂里拿出20%的工资作为浮动工资，完不成任务就扣浮动工资。
曹善新，原天山食品厂供应科科长，是承包制改革的经历者，也是承包制改革的受益者。
“当时我们科室签订的年销售任务是1500万元，虽然签合同就是写个名字，但感觉压力非常大，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曹善新回忆说。
为完成任务，曹善新要求职工必须改变工作作风：主动深入到片区了解销售情况，邀请大客户到厂里参观，了解产品质量和企业实力；当客户提出产品有质量问题时，职工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鉴定确实是企业责任，企业全额赔付；碰到职工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在业务会上提出来，由领导帮忙协调解决。
改变工作作风的要求很快起了“化学反应”：职工都出去跑业务了，办公室只有内勤和收银人员留守。
年终奖5000元是两年工资
1984年7月底，乌鲁木齐市政府召开会议，天山食品厂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改革变化。经过努力，天山食品厂6月份完成销售额107万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6月份有600名职工比5月份提高了收入，最高的提高76元，最低7～8元；近300名职工保持原有水平，有31名职工减少收入，最多减少28元。
而曹善新的科室，改革第一年就有了大丰收，完成3000多万元销售额，超出承包合同任务一倍多。因此，曹善新工作以来第一次拿到年终奖。“整整5000元呢，我当时月工资才两三百元，一年工资才两三千元，当年光奖金就相当于两年工资。”提起第一年拿奖金的情景，曹善新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用这些钱添置了很多流行“大件”：手表、缝纫机等。
偷850克糖纸罚款并开除
在推行经济目标责任制的同时，天山食品厂还出台了狠抓劳动纪律、保证正常生产秩序的制度。
赵西光，天山食品厂纪检监察室主任。他至今仍对两条制度记忆深刻：上班迟到、早退一次，扣当月奖金20%；凡吃产品、拿公物者，不但要扣浮动工资，还要按产品原价的10倍罚款。
《天山食品厂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报告》中记载：在执行制度第一个月，碰到四件事：第一件是厂长在检查上班情况时，发现5人迟到，当即在黑板上公布了他们的姓名；第二件事是冷饮车间3名工人喝小香槟酒；第三件事是有4名工人未按时上晚班，去看电视；第四件事是有个临时工偷拿了850克玻璃包糖纸。按规定，对迟到的人罚款2～4元；喝小香槟的每人罚款12.7元；上班时看电视的每人罚款30元；偷糖纸的罚款129.20元。
因为偷糖纸的事件非常恶劣，当时厂里不但罚了款，还开除了这个职工。开始，其家长想不通，认为罚重了，缠着厂长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厂长肯定地答复：“没有。”后来发展到家长来骂娘，扬言上告。但领导坚持如一。
厂里盖五层高职工住宅楼
厂里效益好了，最终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职工。
“当时，我们职工的工资比政府公务员还高，很多政府公务员都想跳槽到我们厂。还有一些职工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爱人调进厂里。”赵西光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