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两年，单位终于给孙淑萍分了一套一室一厅带独立卫生间的楼房，每月只需要支付不到一包烟钱的房租。虽然只有40平方米，但比起原来那间小平房已算是天壤之别了。“再不用天天早晨倒尿罐了，也不用到公共浴室去洗澡了。”夫妻俩用地板胶铺地，将房子粉刷一新，挂上新的窗帘。“住进去的当晚，一晚上我们激动得都没睡着。”孙淑萍说。
“就是这样一套房子，最多的时候住过9个人，典型的三世同堂。”孙淑萍回忆说，“连厨房里放的都是床。”
自建公房折价卖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疆住房政策也开始出现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种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1999年，孙淑萍将单位分给她的60平方米两居室按其工龄，扣除房屋折旧，花了3万多元买了下来，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据自治区建设厅介绍，在这个时期，全区通过房改以及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等形式购买了自有住房的城镇职工占到85%以上，其中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克拉玛依等城市职工购房比例平均达到95%以上。
孙淑萍说：“自己成了有产者，就不用再为房子的事情担忧了，其后由于旧房拆迁，我又拿到了一套面积为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
与此同时，老百姓的住房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单位福利分房已成为历史，住房是商品的意识日益增强。
如今的孙淑萍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她还打算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一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生活质量提高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孙淑萍说。
事实上，在整个的房改过程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了解，新疆住房公积金制度从1995年正式起步，到1998年年底，全区已有18个设市城市和58个县城推行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房改后，职工的购房资金来源基本上是工资、住房公积金和个人住房贷款。
盖房子成就亿元企业
对于房改10年来首府人的居住变革，大湾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金昌作为一个“见证者”有着深刻体会。
1992年，乌鲁木齐市第一批以市场化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正式成立，李金昌正是其中之一。成立之初，李金昌仅有两万元启动资金，而如今，已成为拥有亿元资产的新疆着名房地产开发企业。
当年，李金昌的商住小区工程在大湾乡一块荒地上破土动工了。根据先期决定，开发适合工薪阶层需求的中小户型。
“当时每平方米卖800块钱，占地16000平方米的四栋楼很快就销售完了。”谈起当年赚得的第一桶金，李金昌说，因为当时福利分房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购买这批房的消费者大多是做生意的个体户。
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和建材业的发展，到1996年，仅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公司就已由最初的3家发展到130多家。在这个过程中，李金昌已经由当初2万元的资本“裂变”了1万多倍，达2亿元之巨。
首府房地产投资从无到有，从1992年开始起步到1999年迅速发展，经过1999～2001年3年的高速增长，于2002年开始回落，到2006年房地产开发又步入快车道，2007年房地产投资创历史新高。房地产投资从1995年的10.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55亿元，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95年的11%增长到了2001年的最高点43%，目前也在30%以上。
来自乌鲁木齐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2年乌鲁木齐市第一批以市场化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成立，到1994年前后，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企业由50多家发展到100多家，但破土动工的不到10家，把楼房盖起来的也只有4家。
在随后几年中，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如宏大集团、广汇集团、康普建设公司等逐步发展壮大，同时外地一些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也落户乌鲁木齐市。截至2007年，全市注册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已达500多家，目前有开发投资工作量的有150多家企业，房地产企业资金得到充实，实力不断增强。
新疆是全国最后一个实行房改政策的省区，2006年之前，多数地方仍没有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正是因为这种非市场化的供房机制长期存在，造成新疆房地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
据了解，从2006年开始新疆基本停止福利分房，由于新疆机关、事业单位所占比重较大，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在房改政策到位后大量涌向市场，直接造成市场需求呈旺盛之势。
(王梅)
流行语
快乐大本营
1997年7月11日，湖南电视台的一档全新综艺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开播。该节目开播之后，其清新活泼的风格、注重参与的内容很快在观众中引起反响，迅速占据全国电视市场的周末黄金时段。李湘、何炅等主持人也迅速成为当红偶像。
《快乐大本营》现象在当时被专家、媒体称为“快乐旋风”，同时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一场“综艺变革”，不久全国各地电视台出现了近百档类似栏目。
旧闻新看
《三换收音机情暖顾客心》
编辑同志：我于2月25日在友好商场交电部购买一部袖珍收音机，买回后听了两天调频部分便无声音了。我以为是质量问题，于3月3日到商场交电部，柜台的售货员热情地为我调换了一台，使我高兴而归。
但过了两天，调频部分又无声了，经测试才得知，这种收音机耗电量太大。我只好硬着头皮第三次踏进友好商场，要求退换其它型号的收音机。
没想到售货员仍热情接待了我，耐心地听我说明原因后。对我说：“可以换，如果这里没有你满意的品种还可以退钱。”并亲自为我挑选了一台。临别时还说：“如不满意，还可再来。”
我返回后，又发现收音机的转换开关有问题。我第四次走进友好商场，很快得到了一台满意的收音机。
——《新疆日报》1989年5月11日(作者周俐人)
第十节百姓生活 菜篮子内容见证餐桌变化
半夜两点排队去买大白菜
从吃菜难到想吃什么买什么，菜篮子的变化也许是新疆人民生活变化的最好见证。改革开放前，新疆蔬菜、肉类及各种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每人每月只有两公斤白菜、两块豆腐、两公斤土豆、五两油，还要凭粮本供应。逢年过节买菜，半夜就要到门市部排队。
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建设，人们的生活开始悄然改变。如今，新疆人已经彻底告别了冬天吃菜难的问题，新疆的反季节蔬菜已经发展到60余万亩，冬天的蔬菜品种也由当年的10种达到70余种。
半夜两点排队买白菜
17岁的张忠庆穿戴整齐地走进乌鲁木齐市红旗路蔬菜商场，她看上去兴奋而又激动——这是1971年10月23日，刚从街道红专学校毕业的张忠庆第一天上班，她的工作是在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出售肉、蔬菜等副食。当年，蔬菜公司担负着首府市民吃菜的重任。
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一份工作，在那个副食紧缺的年代却很吃香。如今，已经是首府凌庆蔬菜公司总经理的张忠庆清楚地记得，当年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好坏要看他们是否认识四种人：司机、医生、人事干部和营业员。
张忠庆回忆说，当时蔬菜公司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给周边菜农下达生产计划，指导菜农每年种多少面积、多少品种的菜；二是负责蔬菜的统购统销，所有郊区的菜都由蔬菜公司负责销售，价格由国家定，只要保证市民吃上菜就行了。当年，市民冬夏只能吃到茄子、辣子、韭菜、黄瓜等10种蔬菜。于是，“保证供应十大品种”成了蔬菜公司的行话。
家住阿勒泰路的李景祥老人回忆说，由于冬天郊区种菜极少，冬天的蔬菜供应很紧张，市民平时只能吃到萝卜、白菜和土豆三样菜。逢年过节，买菜买肉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多拿一两公斤。
张忠庆记得，有一年冬天大白菜紧缺，有一天，半夜两点，很多人裹着大衣、拿着板凳就开始到门市部排队买白菜，有的人累了，板凳放在那里让人看着，回家换人过来接着排队。
10点，张忠庆上班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因为担心开门时大家拥挤，她和其他营业员再三叮嘱排队的人要按顺序买菜。没想到门一打开，排队的市民就“哄”的一下拥进了门市部，门市部的大门当时就被挤坏了。
当年，为保证副食供应，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下设了22个企业、108个门市部，今天的天百、友好商场所在地都曾是蔬菜公司的门市部。
“老三样”渐渐远去
上世纪60年代初，红旗公社(今天的乌鲁木齐县二工乡)曾从北京四季青公社请了一名技术人员摸索种植温室蔬菜。
如今，红旗公社最早的一批菜农、70余岁的徐树珊和老伴早已退休。徐树珊回忆说，首府最早的温室蔬菜种在一个占地面积只有几分地的玻璃房子里，种的是西红柿和黄瓜，县里还组织他们去观摩，因为玻璃温室种植要烧煤，成本太高，种植成功后并没有推广开。
上世纪70年代初，新疆农科院派了一批技术人员继续在红旗公社摸索“春提前、秋延晚”蔬菜。
当年5月，徐树珊等菜农在农科院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植出了“春提前”西红柿，因为量少，这些西红柿没等市民看到就被昆仑宾馆买走了。
1984年，蔬菜市场和价格全部放开，取消“统购统销”，改为“议购议销”。国家鼓励蔬菜市场流动，菜贩们可以南下北上批发蔬菜，菜农也可以进城卖菜了。蔬菜公司的“统购统销”时代终结。
张忠庆回忆说，为解决市民吃菜难的问题，乌鲁木齐市政府一边出资补贴蔬菜公司南菜北调，一边鼓励首府周边大量种菜。菜农种多少，蔬菜公司收多少。安宁渠、二工乡、板房沟乡、七道湾乡纷纷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蔬菜公司下属的门市部营业员也纷纷“南下”，联系调运蔬菜。
李景祥回忆说，菜价放开前，首府市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一到冬天，大家就用麻袋把买来的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存在菜窖里，一家最少存上百斤。“老三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85年，蔬菜公司开始从南方大量调运蔬菜后，市民才能在市场上买到其它蔬菜，“老三样”渐渐远去。
有一年春节，首府的韭菜被一些从甘肃来的菜贩卖到两元多一公斤，那会儿多数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元，即便韭菜价格很贵，想尝鲜的人还是不少。
张忠庆带领门市部的营业员赶到甘肃后才知道，当地韭菜只有两毛钱一公斤。当年冬天，首府反季种菜技术仍在摸索中，菜农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钱都被菜贩们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