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占据黑戈壁的黑喇嘛（丹宾坚赞），是内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下落，他的神秘死亡，留下众多疑点，至今仍然是谜。本文就《黑戈壁》出版之后对黑喇嘛与其副官札哈沁贝勒的有关探索，特别是对札哈沁贝勒之子的访谈作了记录。札哈沁贝勒之子丹登巴札尔，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副其实的“最后的贝勒”。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通过中外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方式，对黑喇嘛一生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且将整个过程通过长篇纪实《黑戈壁》介绍给学界与广大读者。
《黑戈壁》由知识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新浪网同步转载了全文，9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在我看来，《黑戈壁》的出版是探索黑戈壁传奇的开始，绝不是终曲。这就与1923年~1924年黑戈壁的黑喇嘛要塞碉堡山陷落，不是黑喇嘛之谜的的揭晓，而是黑喇嘛其人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内容一样。关于黑喇嘛，《黑戈壁》展示的只是一个视角，想必还有许多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特别需要弄清楚的，除了黑喇嘛是否有替身，还有黑喇嘛的副官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在黑戈壁传奇中到底是什么身份。迄今为止的调查证实，札哈沁贝勒始终有双重身份：黑喇嘛与其要塞陷落的揭密者与新闻发布人；整个神秘事件的参与者和设计者。
所以，从首次路经黑戈壁的2003年10月至今，我又一次一次重返这一区域，将自内蒙古额济纳河，到新疆卡拉麦里的广袤地带，作为探索发现的新视野，作了十一次探险考察。可以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与黑喇嘛有关，它们的始发地都在马鬃山镇的碉堡山。
在筹备重新出版丹麦蒙古学家哈士纶的经典着作《蒙古的人和神》时，我见到了一批清晰度高、保存完好的与黑喇嘛有关的照片。这些珍贵的老照片，等于为我们搭起了重返二十年代初期的黑戈壁的桥梁。有了它们，写作《黑戈壁》时的某些猜想终于落在了实处。
特别重要的是：在2007年11月，我见到了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的儿子，九十岁的丹登巴札尔，通过对他的访谈，为解开黑戈壁的秘密，找到了新的途径。
“黑戈壁传奇”的谜中之谜是1924年要塞陷落的那一刻，在戒备森严的碉堡山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这个秘密，只有刺杀黑喇嘛时在要塞现场并且最终逃离的人才能说得清。除蒙古国特遣队几位成员，就只有黑喇嘛的副官札哈沁贝勒见诸记载。实际上，蒙古国特遣队在红石山区域将押送的碉堡山战俘围杀，也出自灭口的需要。这就为弄清黑喇嘛生死之谜增设了障碍。
2007年10月20日，我参加了“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区冲突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并且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西北考察特别是进出黑戈壁的重点发言。会议休息时，来自东北的会议代表李勤璞对我说起，2004年，新疆师范大学的老师巴图巴雅尔陪同他前往伊犁考察，途中，在乌苏见到了蒙古札哈沁部落的王子，此人已经八十多岁了，精神矍铄，由当地政协每个月给他一些生活费。
听了李勤璞先生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巧合：
1973年冬天，我在新疆大学上学时，全班同学到乌苏“开门办学”。在乌苏乡间听说：乌苏有一个蒙古王子是黑喇嘛的副官，这人叫札哈沁贝勒。当时我想见见他，当地朋友帮我联系之后告诉我，札哈沁贝勒已经去世了。我将这个信息写进了《黑戈壁》。在当年的日记中我记述道：“札哈沁贝勒一直活着，活到解放之后，1972年才去世。”与李勤璞的谈话，将我的记忆一下子激活了过来。而且，我明白了自己是在什么位置上出现的误差：在1973年，人们所说的已经去世的贝勒，是黑喇嘛的副官贡布奥其尔，而李勤璞见到的是他的儿子，札哈沁部落世袭的、最后一代的贝勒。
想到这儿，我坐不住了。我必须回家去，重新核对文献。有了这个意外收获，我已经相信奇迹了，相信我与黑喇嘛、黑戈壁有特殊的缘分。我真想马上就出发，到乌苏去追寻仅存的线索，我按捺不住了。但暂时还得保守秘密——万一消息不属实呢？不就成为笑谈了吗。下午，会议结束，我立即打的返回家中。首先，我找到了当年的记录，并且确认了札哈沁贝勒在乌苏居住的地点。正准备离家返回会议（晚上是大会的闭幕式），意外接到了一个打到家中座机上的电话，竟然是新疆师范大学的老师巴图巴雅尔本人打来的，他说，他马上要来北京开会，很想与我见见面。
当然，如果不是这个及时的电话，我会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去会见他。
10月24日晚上，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新疆师范大学的丹碧教授与巴图巴雅尔老师一同来到我家中。巴图巴雅尔是年轻有为的蒙古族学者，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以《札哈沁部落——忠于职守的“守边人”的历史》为题目。
晚餐时，巴图巴雅尔证实了李勤璞的回忆，他说，这次他来北京之前，札哈沁贝勒仍然在世，这一代札哈沁贝勒的父亲叫做“贡布奥其尔”，就是哈士纶写到的那个上一代札哈沁贝勒、黑喇嘛的副官，但这人解放前就去世了。而且巴图巴雅尔说，札哈沁贝勒住在乌苏市四十公里之外的吉尔格勒图郭勒蒙古族自治乡。巴图巴雅尔正是乌苏人，是贝勒的乡邻。我想起来了，据1972年日记，札哈沁贝勒的住地好像叫红星村。他马上回答说，叫“红旗村”——全对上了。太好了！这仿佛是对我几十年探索的回报！
几天以后，我前往新疆奇台。返回乌鲁木齐途中，前往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的喇嘛昭看望了蒙古族居民。目前，这里是新疆札哈沁部落的聚居地之一。下午，返回乌鲁木齐。返回的路上接到巴图巴雅尔的电话，说到他手头就有一张乌苏的札哈沁贝勒的相片，我与他约好在乌鲁木齐的临时住地见面。我看了札哈沁贝勒的相片，几乎坐不住了，当场向一位朋友借了一部车，改变了日程，决定次日早晨出发去乌苏。
乌苏市的变化真大，我都不敢承认自己来过并且在当地生活过三个月。离开乌苏市，我直接驱车去县城以北四十公里的红旗乡（原红旗公社），寻访札哈沁贝勒。
我们在下午六点半来到镇上，向街头的居民问到了札哈沁贝勒家，只有贝勒与老伴在，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街头问路时，一个小店前有六七个男人，全是汉族，正巧有个路经的女士是蒙古族。于是，她——马丽成了我们的临时翻译。马丽三十一岁，只上过小学，人干练漂亮，有修养，有分寸感，没有她，我们与老人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
在札哈沁贝勒简朴的家中落座，我马上就进入了历史。我一边紧张地记录老人的话，一边在想象之中回到了马鬃山黑戈壁。我记录了如下内容，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老人叫丹登巴札尔，九十岁了，生于1918年，（农历）马年。那一年，札哈沁部落与外蒙古发生了战争。丹登巴札尔生下来就离开部落，由喇嘛抚养，后来回到部落。1933年，父亲贡布奥其尔死在马仲英攻打奇台之役中。父亲死后，他继任了贝勒。被马仲英打散的札哈沁部落从此分居在新疆北部的吉木萨尔、乌苏等地。札哈沁部落回到中国，是从北塔山进入新疆，先在昌吉喇嘛昭，后来到乌鲁木齐南山，又回到昌吉，父亲死后，迁移至乌苏。目前，乌苏有一百多户札哈沁人。解放后，丹登巴札尔被判无期徒刑，在塔城服刑两年，后被平反。
我送给老人一部有贡布奥其尔相片的《蒙古的人和神》，并且与他全家合影留念。可以说丹登巴札尔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的贝勒。
我们已经知道，马仲英攻打奇台县城时，曾受挫于勇猛善战的蒙古族军士，死伤惨重。当他占据了奇台之后，马上违背了“不杀降”的许诺，报复式地将守城队伍中的几十个蒙古族战士屠杀。据丹登巴札尔老人回忆，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发生的灭顶之灾中幸存的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在接待了丹麦探险家哈士纶，并在乌鲁木齐南山游牧、展示了黑喇嘛的宝物银马鞍之后，就死在马仲英攻打奇台之役中。贡布奥其尔死后，丹登巴札尔继任为新一代札哈沁贝勒。不能排除由喇嘛抚养的丹登巴札尔实际是黑喇嘛（假喇嘛）丹宾坚赞的儿子这种可能性。1918年，据俄罗斯与蒙古国解密档案，黑喇嘛离开了俄罗斯的流放地，在札哈沁部落避难，同时，黑喇嘛及其忠实的追随者为摆脱追捕，与外蒙古发生了战争。“由喇嘛养大”，也可以理解为幼年生活在黑喇嘛身边。这就为当年苏俄保留黑喇嘛的头颅，提供了一个理由。
可以说，与马鬃山黑戈壁有关的历史往事与历史人物，往往带有神秘的传奇色彩。偶然与巧合，不是意外，而是常规。
实际上，从见到最后的贝勒——丹登巴札尔，我就知道，马鬃山黑戈壁的故事并没有终结，新的探索刚刚开始。
2008年1月30日，我接到巴图巴雅尔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的儿子、1933年继位的札哈沁部落贝勒丹登巴札尔，因病于当天去世了。
随着丹登巴札尔的去世，通向黑戈壁核心机密的一扇窗户关闭了，但是，通过对黑戈壁、黑喇嘛、札哈沁部落、札哈沁贝勒等内容的探索，内陆亚洲历史的有关章节必将得到更新。
相信在与丹碧、巴图巴雅尔、李勤璞、马丽等许多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解读黑戈壁之谜的过程将成为探索者的地平线，历史往事将成为现实生活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