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春天，沙枣花刚开放，一个瑞典青年来到了喀什噶尔。从此，他的一生与中国新疆再也不可分离。他，就是着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时，喀什噶尔是中国的“西窗”，是外人进出新疆的落脚点。赫定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侨民中的新面孔。赫定到来时，喀什噶尔的外国人社交界正为一件事困扰，那就是怎样才能探悉探险家杜特雷伊的下落。
杜特雷伊是法国人，几年前与助手格伦纳特来到新疆。不到一年前，杜特雷伊离开最后一个驻地——塔里木东端的且末，进入了昆仑山。从此，消息全无。1894年开春，一些关于杜特雷伊的传闻不胫而走，并且以最快速度反馈到喀什噶尔，人们认定，他与他那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在昆仑山中遇难了。那时正处在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过程，关于如何救援这支法国探险队成为热门话题。
赫定决定不按照原计划返回俄领中亚的奥什市，他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第一支驼队，要去寻找并救助失踪的法国探险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没有了杜特雷伊本人的杜特雷伊探险队意外浮出海面，回到了喀什噶尔。格伦纳特证实，杜特雷伊已经在“三江源”区域遇难，他们仅以身免。探险队不再需要救援了，斯文·赫定并没有解散刚刚集结起来的驼队，并于1895年2月17日，他30岁生日前两天，离开喀什噶尔，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以自己的探险考察，为 20世纪新疆探险史拉开了序幕。
一开始，赫定探险队全军覆没，他本人幸免陈尸和田河西岸的沙漠，从此，塔克拉玛干的别名“死亡之海”就广为人知。赫定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步幅，从绝境步入辉煌，在沙漠腹地发现了古代遗址丹丹乌里克、喀喇墩，探访了原始村落大河沿（通古孜巴斯特），首次从南向北贯穿了塔克拉玛干，在罗布人帮助下到达神秘的罗布荒原，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座上客。
回到欧洲，随着游记《穿越亚洲》出版，赫定名扬世界。他在新疆的经历，包含有一切使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因素：走出绝境，置于死地而后生，在人文背景下的地理发现，做客当代的“野人”部落……。从此，新疆探险进入了“预热期”，《穿越亚洲》被翻译成十数种文字出版，同时，在诺贝尔支持下，赫定开始筹备新的新疆探险之行。1899年，赫定再次出现在喀什噶尔街头，着名的1899~1902年探险开始了：追踪新疆虎进出林莽，在“无缰野马”塔里木河做惊险万状、风情万种的处女航，抵达荒漠甘泉阿提米希布拉克，进而发现楼兰古城……在追随者、竞争者的簇拥之下，新疆进入了探险发现的世纪。
就20世纪新疆探险史而言，斯文·赫定是创始者，也是集大成者。我曾将他称作“新疆最后一个古典探险家、第一个现代探险家”。在新疆，他发现了十数处的古城遗址，他对罗布荒原的测量是有关数据的宝贵库存，至今他仍然是唯一对“最后的地图空白”安南坝做过考察的探险家。1927年，组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①。新疆探险家每次工作结束，总要出版两部书，一部是科学考察报告，一部是通俗的探险游记，这个通例也是赫定创立的。他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的中文版，是同类着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必须承认，新疆20世纪探险的“揭幕仪式”并非锦上添花。先是杜特雷伊之死，进而是斯文·赫定本人差点在和田河岸边“折戟沉沙”，这已经成为探险史的经典。但是，探险就是一项需要参与者不断调整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就是对参与者心智与行为能力的双重考量。20世纪前期有近百名外国探险家进出新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杜特雷伊式的灭顶之灾，而赫定也从“走麦城”吸取了终生受用的教益。他的探险生涯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随时依靠当地人；二是凡涉及到饮用水，绝无丝毫马虎。而且，探险总是与发现并存。这就是交了“学费”的“回报”。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交了“学费”的人，都吸取了足够的教益。
20世纪是中华文明再发现的世纪。而新疆的探险发现，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太医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常规药叫“龙骨”，这本不稀奇。稀奇的是，这王懿荣正好是当时中国研究古文字大篆（钟鼎文）的权威。熬药时，王懿荣意外发现“龙骨”上竟有刻痕，再一琢磨，刻痕似曾相识。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大篆是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他凭大篆知识，竟然识读出不少刻痕。他将药店有刻痕的“龙骨”一律买下，并追踪到“龙骨”的出产地——河南安阳。最终，名药“龙骨”竟以“字”为贵，论字数算钱。中国古文字的起点“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绝不能低估这个发现。王懿荣生病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纪年，只能追溯到所谓“周召共和”，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距今两千八百余年。有了甲骨文，中华文明史前移了至少八九百年。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无疑高踞世界文明史的源头。
1900年，河西寂寞的绿洲敦煌，一个不想回老家的、半路出家的道士王圆箓，成了寺院莫高窟的住持。他清理寺院积沙时，一堵墙壁裂开了一道缝隙，从此，着名的敦煌藏经洞得见天日。在这个秘藏已久的洞窟秩序井然地存放了大约五万卷文献以及其他的文物。敦煌藏经洞的宝藏让称职的史官也相形见绌，它使早已消失在历史皱褶里的许多文明史细节重现于世。
1900年3月28日，沙尘暴来临前夕的罗布荒原，斯文·赫定的驼队无意中闯入了一个无名遗址，最初，他认为那是前不久刚被罗布人放弃的荒村，等第二天见了驼夫奥尔德克拿来的佛教艺术风格的精美木雕时，才意识到那是中国正史中迷失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的证据。拿着木雕，赫定说，这是楼兰王国发出的邀请，《史记》《汉书》记载的辉煌往事，将重新引起世人关注。
1901年1月，因为追踪几块扔在路边的写了字的木板，步赫定后尘来新疆作考古探险的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沿尼雅河古河床，闯入死亡已久的村落，那就是精绝遗址。二十年前，我来到精绝，曾这样表述观感：如同下班的超市，除了没有人迹，其他全部留在了原地。一栋被流沙封门的房子里，居然有完整的楼兰王国国家档案库。
1901年3月5日，斯文·赫定的驼队在风沙中勉力前行，突然停在一个巨大沙包前。等看清楚那不是沙包而是佛塔时，新疆探险史里程碑式的发现——楼兰古城，就重现人间。
一个个发现，如同接力赛跑，将历史引入20世纪。
通过这些发现，成功恢复出为岁月错误删除的生动细节。发现楼兰古城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有探险家进入新疆。曾是“没有新闻”的荒凉塔里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新疆热”或说“丝绸之路热”，持续了一个世纪仍然方兴未艾。
曾在新疆作探险考察的外国人，最着名的是斯文·赫定与奥利尔·斯坦因，分别代表了人文地理探险与考古探险这两大倾向。有一定成就的探险家，则在三十人以上。探险活动自成系列，各有特色。三四十年代之交，外国探险家退出了新疆探险的现场，但新疆的探险发现并没有终结。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中国学者一直是新疆探险的主力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学者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李宪之等，着名的科学家杨钟健、黄汲清、刘慎谔，以及彭加木等，因此名垂史册。探险家出版的书籍，可以组建一座专业图书馆。新疆、探险、楼兰、罗布泊，都成了世界主流社会的话语。这是新疆探险的基本内容。
针对外国探险家，一直有个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从新疆拿走的文物，充实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的博物馆的馆藏，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无庸讳言，也是新疆探险的内容之一。我们正是通过认识新疆探险史，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个世纪以来新疆的探险发现为什么会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的覆盖面积，引起举世关注，而且经久不衰？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随时更新的话题。
有的人认为，探险家的个人成就，使得他们的发现名扬四方。我们说过，20世纪前四五十年到新疆探险的人，来自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有个别动机不明者，但多数有较好的准备，成就突出，引人注目，势在必然。有人说，新疆探险充满戏剧性，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连续剧，“收视率”超高。也有人说，是因为新疆的奇异风情，使外人无比好奇……
这些看法都有成立的理由，但我认为，是因为“沙埋绿洲”“沙埋古代文明”这极为罕见的现象，才使新疆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发现楼兰，实质是在当时被喻为“像月亮上一样荒凉”（斯文·赫定语）的罗布荒原的沙包覆盖之下，重新发现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这些古城曾在历史进程中据有一席之地，却为流沙淹没，文明绝嗣。面对这个现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这一过程必将引起探险家们的思索：今天我们丰饶的家园、高楼林立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会不会也被沙漠掩埋？一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明为什么未能延续？起着“世界文明的调色板”作用的新疆，出现这个巨大的反差，更令人深思：究竟在什么地方、错过了什么机遇，才使历史亮出了“沙埋绿洲”“沙埋古代文明”这样的警示红牌呢？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新疆探险发现，伴随着人们的探索与反思，必将是贯穿20世纪与21世纪的通行话题。
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时原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