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是说不尽的宏大题目；开发西部，则是横贯古今的思想接力。
关于中国西部，读者如果已经读到过许多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僧侣、地理学家、流放犯等从人文角度所作的记述，那么，黄汲清的长篇探险考察纪实《天山之麓》便是一个为中国地质科学奉献终生的科学家对现代新疆的观察与思考。
一
我认识黄汲清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
在北京，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后，我到离木樨地不远的闹中取静的住宅拜访了黄汲清先生。这第一次面谈，印象深刻。由于他说话底气非常足，在想象中我总以为他身材高大魁梧，应该如同杨钟健或吴有训，但事实上他个子并不高。然而他的坦诚，他对新疆的炽热情感，他对一个初识晚辈的毫无保留，马上就吸引了我。不知为什么，从见第一面起，我总觉得他有诗人的气质。
我们谈到了新疆，特别是20世纪对新疆的考察与研究。我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见到过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1948年，应邀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的黄汲清，在会后赴斯德哥尔摩拜访了晚年孤独寂寞的斯文·赫定。此后，黄汲清将自己主持编绘的中国地质地图送给了赫定。而赫定生前寄往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封信，就是1950年12月22日写给黄汲清的。他谈到赫定，就如同谈一个还在世的友人。他说，赫定有“中国情结”，一生从未做过伤害中国人情感的事，“这个人是不错的”；而瑞典与中国没有任何历史纠葛，没有任何遗留问题，是第一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迄今为止成果最多的一次国际科学合作考察团。
那时，我们正准备编译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听到这个消息，黄汲清先生说，他第一次见到赫定是在六十多年前。对1927年5月9日这一天，黄先生记忆犹新。作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当时他正要前往包头完成毕业实习。他的业师李四光教授亲自带队。在西直门火车站候车时，意外获悉同车前往包头的还有斯文·赫定与徐炳昶教授，他们是到包头的前进营地，准备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踏上“西部大探险”之路。就因为同乘一个车次前往包头，选择地质科学为自己奉献终生的事业的青年学子，与已经誉满全球的北欧探险家相识了。黄先生告诉我，他当时非常羡慕考察团中的北大同学，真想与考察团一同踏上前往新疆之路。
1991年夏天，我陪瑞典民族博物馆的沃尔奎斯特先生、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森教授，到地质科学院拜访了黄先生。1992年初冬，我与黄先生作了一次长谈。这次主要是听黄先生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虽然对黄先生十分崇敬，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在此之前对黄先生的经历与成就了解并不多。黄先生听我说起六七十年代曾在新疆天山北麓的军马场放牧军马，就告诉我：20世纪40年代，他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过地质调查，在拜城克孜尔千佛洞还曾与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结识，并出版过一本纪实文学《天山之麓》。书是抗日时期在重庆出版的，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印装都非常粗糙，现在连他自己也没有了。如果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图书馆找一找，也许还能见到。
我对黄先生写的游记非常感兴趣，但这本《天山之麓》却一直找不到。它没有收录在我见到过的任何一种图书目录中。1995年1月，黄汲清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共同荣获“科技成就奖”。3月，我正在新疆，从广播中惊悉黄汲清先生去世的噩耗。从那时起，又过了几年，我在不少图书馆查阅过，但都没有见到《天山之麓》。我知道，尽管民国时期离今天并不远，但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出版物一直很缺稀，研究整理也很不够。有的图书馆甚至专门为民国出版物设立了“新善本室”。
在查找过程中，了解到这是黄先生唯一一本非地质专业着作。同时，作为“门外汉”，我对黄先生的生平、业绩有了比较多的了解。黄先生一生情系天山，曾三次赴新疆考察。上个世纪40年代初，黄先生曾在河西走廊作过地质调查。1942~1943年间，又和着名学者杨钟健、程裕淇等到新疆天山北麓的独山子、乌苏，天山南麓的库车、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等地，作了石油地质调查。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组织的新疆科学考察，应该载入史册。他知道，国外学者有个惯例：每次考察新疆后必定出版两本着作，一本是文学性的考察纪实或游记；另一本是学术考察报告。一本通俗，一本专业。斯文·赫定就是这一惯例的集中体现。回到重庆，黄汲清出版了反映考察过程的通俗纪实之作《天山之麓》，又用英文出版了专着《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使黄汲清获得了世界性声誉，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较早引起国际学界关注的高质量着作。有一位着名学者曾经对我说：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评出了第一批院士，还是“小字辈”的黄汲清能与他的老师李四光、翁文灏等一同入选，主要因为《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巨着《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受到了本学科一致好评。而《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其“陆相生油说”的奠基之作，由黄汲清执笔写成于1943年10月。1941年，潘钟祥先生在美国出版的《石油地质家协会会刊》撰文首先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的观点，但抗战时期黄先生在国内未见到该刊。黄先生是根据他们对河西与新疆天山南北麓等地作的实地考察，独自提出了这个观点的。至于“陆相生油”对当代中国石油地质的影响，已是今天学地质的大学生的基本常识。
我知道，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他们也许读不懂《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但他们一定能读懂《天山之麓》。我更盼望能找到这本书！
1999年，“忘年交”张春贺到黄先生生前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攻读博士后学位。小张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们谈起了黄汲清。我请他帮我关注一下《天山之麓》。
不久，小张找到了《天山之麓》的一个电脑录入文件。读了这个文件，我希望重新再版这本书。我相信对今天的新一代读者，它仍然有积极意义。又经过几个月的寻觅，终于靠黄先生的研究生王宗起的努力，找到了可以作为再版依据的底本。这仅见的书还是当年由黄汲清先生亲自题赠给地质调查所的一本，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于1944年。在黄先生的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以及他的子女们大力协助下，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通过《天山之麓》有了一个了解新疆的新视角，也有了一个认识前辈学人黄汲清先生的难得机会。
二
1927年5月9日前往包头的列车上，黄汲清萌生了到中国最大的省区新疆作实地调查的愿望。15年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941年6月，爆发了苏德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重大转折。1942年，新疆的独裁者盛世才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党国”。8月29日，宋庆龄由吴忠信、朱绍良“护驾”，亲临迪化。盛世才公开反共，残酷迫害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夏秋之交，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同时，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到新疆去”成了一时的潮流。在当时的重庆，登记要求到新疆工作，报效国家的青年，一时间曾多达五千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黄汲清一行踏上了广袤的西部大地。与黄汲清同行的科学家有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到达迪化，又有来自河西玉门的卞美年、翁文波加入。可以说，这是当时能够排出的最强学术阵容，调查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是本学科的精英。而此行是由时任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极力促成的。翁文灏是地质学家，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直到1937年才由黄汲清代任所长。而创办于1916年的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中国成就卓着、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学术机构，是中国现代科学的一面旗帜。1927年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翁文灏就起过作用。他本人对西部的关注，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