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到上世纪的80年代，我立即联想起的词汇就是“读书”。80年代第一春，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从新疆回到久违的家乡北京。我家本就富于藏书，我们单位也以藏书宏富着称。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册府”都对我敞开了大门。嚯！在望不到头的书架间徜徉时，我简直以为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当时，我见到什么读什么，就如同一个沙漠中迷途的旅人重返绿洲。但最关注的是这样两类书籍：一、与新疆、西部有关的，比如笔记、游记、研究着作；二、元代诗歌史的基本文献。必须承认，第一次从书架取下两册的平装书《西北视察记》，我对它的期望值并不高。上世纪30年代的书，50年代以来从未曾再版过，也从未见于今人的评价。作者陈赓雅并不知名，书也不知名，却偏叫什么“视察记”！不过，还是读读再说吧，好在那正是我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岁月，就连最专业、最“枯燥”的《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件》《中国沙漠植物志》……我都认真地读过。我读完了这本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品，它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此后一提起开发西北，我马上便会联想到谢彬的《新疆游记》和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
二
关于《西北视察记》的作者陈赓雅，据书前的“缘起”、“序”、导语中的“出发动机”和书中的内容获悉，他是当时中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的名记者，于1934年3月启程前往新疆采访，在南京、北平（北京）办理了相应的手续，一路经大同、包头、宁夏，抵达当时人们公认的中国地理中心兰州，从兰州再赴西宁，从青海回到兰州后，便进入河西走廊，前往新疆。在坎坷漫长的河西，他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循序西行，在安西略作停顿，就进入了新疆，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由于新疆秉政者更替，新掌权的盛世才坚拒记者继续西进。陈赓雅所做一切努力均归无效，只得从哈密东返，由来路到兰州，再经六盘山到西安、洛阳、济南，于1935年5月3日返回上海。
陈赓雅此行历时十四个月，行程数万里。即便在着名报人史量才主持下的《申报》，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单人采访报道也是罕见的。从陈赓雅踏上西行长途，《申报》就为他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由于他是前往新疆采访，所以栏目叫做《新疆视察记》。这个栏目在十四个月间从未间断，而且始终是读者连续关注的阅读热点。1936年10月，《申报》报社将这一行纪实之作结集出版，因为未能完成预期的对新疆天山南北的采访，仅止于东天山之麓的哈密，就改题为《西北视察记》，并于1937年6月再版。《西北视察记》共一百零二节，这大约就是陈赓雅所写的通讯的篇数。这些通讯都是写于西北之行途中，每写就一篇，就寄回报社发表，它们的时效性与现场感便因此而来。
《西北视察记》第一节第一段文字，成为全书点睛之笔：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人强占我东北四省以来，国人感于民族危机之日迫，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洋溢云表……际此山河破碎，边疆日蹙之秋，惩前毖后，不禁毛骨悚然！兹为亟图补牢，各尽职责，本报特派记者，前往新疆视察，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
就是这种独具时代特色的紧迫感，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忧患意识，使记者事实上成了在报纸上“独领一军”的先行者，而将关注西北、开发西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结合了起来。
此行就为采访新疆而设计，却夭折于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这个失败，是一般人所难于承受的。尽管如此，想必当时众多的《申报》读者和今天的我一样，并不将出师未捷的“失败”与记者笔下的连续性报道等同视之。这是因为，记者陈赓雅紧紧抓住了关注西部这个时代话题，成功地将过程超越于结果之上。读过他的纪实之作，他到没到乌鲁木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眼界、笔墨把读者的关注吸引到西北。踏上西行之路，他始终引颈西望天山，始终将自己的感情体温定位在开发西北、东拒日本侵略的刻度上，一路向西走去，如同一个行吟诗人将自己的“奥德赛”吟唱给每一个感到兴趣的人听。不管是不是随他按原计划北访伊犁、塔城，南访喀什噶尔，读者都得到了预期得到的：认识西北，认识时代，认识人生；通过陈赓雅开辟的“窗口”，读者都看到了应该看到的：广袤穷困的西北对于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
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是记者着力采访的地段。
可以说，自从踏上从武威西去的古道，他就经历了此行最艰难的观察与思考，他所写的采访记一经发表，不但引起中原读者的关注，也是路经或即将路经的地方民众、官府瞩目的对象。
在记者笔下，漫长的河西走廊不但是历史遗存的展厅，更是底层民众生活的画廊。裹足与放足、种烟与禁烟、恶劣的童养媳习俗、高利贷和赌博、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这社会众生相使人类文明蒙受耻辱。穷乡僻壤的少年男女居然不知衣裤为何物。而卖儿卖女让历史上创制出恢宏文化的“河西四郡”倒退千年，在“人市”上男女饥民居然有“市价”——每岁一块银元！
记者在“变相卖儿女之悲剧”一节，以客观的笔触记述了路经临泽威迭堡时目睹的因童养媳逃归娘家产生的家庭悲剧。老实说，20世纪30年代，破产者卖儿卖女，以童养媳变相卖儿卖女，即便在中原最“富庶”之区也并非“新闻”。但记者将童养媳父亲的“无情”与捐税荼毒百姓的真相，作为一组共生现象披露，就使其成了社会弊端的例证，揭示出了这一社会毒瘤的症结。
童养媳之父解释“忍心卖女之缘故”时，拿出一叠税款清单。到7月底，这个苦寒农家已经被迫缴纳了二十七种捐（税）。其中有“烟亩罚款”，所有农民不管种与不种大烟（鸦片），都得先缴纳种大烟的罚款！恐怕今天的读者是无法理解“烟亩罚款”了：既然种与不种都得交纳种烟的罚款，这到底是一种罚款呢？还是一种鼓励？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农民竟无一例外地要按月缴纳“印花税捐”。这“印花税”本专门为商贸活动所设，可“农民原非商家，并无买卖可言，有之，亦不过卖儿卖女之惨事耳”！这最后一笔，可谓入骨三分。而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社会现实。
记者在安西停留时间较长。而记者的报道，是我认识20世纪前期河西走廊西端安西的主要依据。他记录了安西民间流传的“三灾”之说：即以“风”“旱”“兵”为民间灾难，其中包含天灾人祸。同时，他特别关注“田地累人”的特殊现象。一踏上河西走廊，他就注意到人们由于捐税苛重不得不逃亡，而那些不逃亡的人的捐税更重。在安西，这种现象成了怪圈：由于“三灾”流行，民众生活艰难，而至于一亩地所出竟不足以完税。几年间当地的三分之一农民已经逃往他乡，而逃亡者的赋税又叠加在仅存者身上，这个结果必然是加速仅存者走上逃亡之路。在本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理想国的安西农村，土地竟成了“祸水”，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熟田白白送人还没人要，以致倒贴上年轻寡妇、甚至大姑娘。这样的农村，已经成了人间地狱！读了记者的纪实“安西农村概况”，让人不禁掩卷深思。
陈赓雅毕竟是供职《申报》的名记者、大手笔。在走进西部的过程中，西北现状之颓败，从来未能遮挡住他对西部历史发展过程的透视。西部历史遗产的丰厚、西部人情的朴实、西部地貌的奇异独特、西部所蕴藏的能量、西部所凝聚的生机、西部所吞吐消化的文明，往往由记者不经意的点染，就使读者产生了深刻印象。
在荒凉死寂、十室九空的古要塞布隆吉，记者见到了十几株粗达四五人合抱的古杨树，“高枝蔽日，浓荫匝地”，而每棵古树上都挂着编了号的木牌，牌上写着“年大将军手植”几个字。它们是怎样躲过了从康熙以来二百多年间的历次战争洗劫、饥馑剥蚀，又如何得以一直挺立在风沙、干旱之中？年大将军年羹尧不是一个足为后世楷模的古人，但年羹尧亲手种下的杨树却胜过当年遍及西北的“生祠”和喋喋不休的颂词，年大将军本人从史册销声匿迹已久，但他种的树木却仍在遗泽人间。同样，西行途中的“左公柳”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哈密的左宗棠祠堂已经毁于马仲英攻城之役，可“左公柳”则成为汉语的新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