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都很专注，因为这是最难的一次作业。等我画完涂好颜色后，我对自己竟在纸上创造出了一个人感到很满意，因为我看他很像个人。下课后大家都互相观看，结果一个同学笑着说我：“你看你画的人怎么那么瘦。”
我看了一圈别人的，再回来看我的才发现，别人画的人都那么张扬有力，肌肉绽放，画幅宽大而且舒展，而我画的那个青年工人在纸上只占了不成比例的一小块儿，而且他头大脖子细，像是撑不住自己，手腕也太瘦弱了，应该拿不动那支大毛笔。整个就是一个豆芽菜！
我很沮丧，第一次惊讶地知道自己一点绘画天赋也没有，因为别人都比我画得好。
后来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据说是美术院校毕业的，专职教我们美术课。这事引得大家一阵好奇和兴奋。
新老师是男的，瘦削，中等身材，刀砍斧凿般的棱形脸上架着一副很大的黑边眼镜，夸张得近乎漫画，却依然透出几分儒雅气质。他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时，手里竟捧着一只硕大的苹果。那苹果新鲜饱满，流光溢彩，没有一点瑕疵，简直像一个想象。它的美超越了那个年代，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
真不知道老师从哪里摘来的。
老师托着它，尽量伸平手掌，好像多握住一点它会被焐化似的。老师讲到速写、静物、透视，讲到光线的变化，色彩的冷暖。每一句话，都像一把有力的小锤子，要凿启我们这些坚硬未开的小核桃。大家似乎突然觉得，原来只有美术课才是最有学问的一门课。
后来老师讲到了苹果：“苹果是圆的，不是扁的。”老师是江浙一带人，发音很奇特，说完这句话竟把大家逗笑了。顽皮的男生竞相模仿，并加以夸张：“屁股似yuá的，不似biǎ的。”竟造出两个写不出汉字的音，同学们笑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我邻桌的一个男生没有笑，他从老师一进教室，或者说从那苹果一进教室就像是被镇住了，脑袋和眼睛随着它就没离开过。他把一根手指头含在嘴里搅啊搅，像在酝酿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双小手，去抚摸一下那只苹果，它实在太诱人了。可我邻桌的表情都有点呆滞了，真过分。
我的邻桌在班里本来就被称为呆子，同学们都说他脑子有点问题，属先天不足。他的确是有些特别。他家里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大，母亲去世早，孩子们都靠父亲养活。父亲是个机关食堂的炊事员，胖得出了奇。据说每次揉面团，必须先把自己的大肚皮托起来往面板上一堆，身体才能靠近。他过几年就要去医院刮一次脂肪，不然走不动路。同学们都私下里说，呆子是吃食堂的残汤剩羹长大的，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匮乏，自然是要呆下去的。
呆子长得漆黑，声音又粗，说话时嗡嗡响，搞不清是鼻音还是胸腔杂音，而且经常拖鼻涕，令人目不忍睹。他的脸和手一到秋冬就结一层硬壳，壳上阡陌纵横，就像哈密瓜里的那种“网纹香”，摸上去都没有知觉。他每天来去匆匆，总是走得比别人快，但又到得比别人晚。因为他丢三落四，老得回去拿东西。呆子哭的时候从不知克制，张着大嘴，声如虎啸，涕泗横流。他有一对双胞胎妹妹，家里养不起，将其中的一个送给了富裕的一家人。后来双胞胎长到七八岁，送出的那个竟出落得白白净净，伶俐文雅，而留养的那个仍是个愣头愣脑、黑不溜秋的网纹香，不知情的人绝认不出她们是双胞胎的姐妹。我那时才吃惊地发现，长在哪里对一个人竟是这样重要。
呆子肯定吃过苹果，但没吃过这么美丽完整的大苹果。他趁同学们哄笑叫嚷时溜上了讲台，一把抓到了那个苹果。老师一怔，急忙制止他：“放下，那是教具，假的！”大家立刻明白了。
如果呆子乖巧，此时把苹果轻轻放回原处，大家会觉得他憨态可掬，甚至可爱。可呆子就是呆子，他不听老师的话，顽固地用他的黑指甲在苹果上使劲掐、掐、掐，像是非要把苹果汁掐出来不可，直到老师冲上去劈手夺下。可为时已晚，我平生见过的最完美的“苹果”，被呆子彻底抠坏了，它表面的一层油光可鉴的蜡质被抠裂了，伤口裸露出里面毫无光泽的质地和死气沉沉的颜色。一个鲜活的精灵像是顷刻间死去了。
同学们都惋惜地跺着脚，怒视着呆子。美术老师更是怒不可遏，他绝望地翻弄着大苹果，希望能挽救它。他继而直瞪着呆子：“你，你、你——你是人么你！”
一堂美术课，一堂真正的美术课就这样结束了。同学们都尴尬地沉默着，不知所措。老师拂袖而去的背影分明写着：朽木不可雕！大家都看懂了，感到无辜，觉得受到了呆子的连累。
从此呆子除了被大家鄙视，还被大家痛恨。
现在想想，那个年龄的我们，即便揪着头发拔高自己，也不可能对呆子多生出一点体恤和同情之心了。那个苦孩子注定要再因为我们而多一分苦悲。
小城里的上海人
更早的时侯，哈密有一批从上海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分在我姐姐上学的中学里当老师，全都很年轻。他们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一个高级得多的星球，一个人人都戴眼镜的星球。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的精神是蹲着的、半睡眠的，他们的就是站着的、醒来的。他们把一切都赋予自己的理想，然后用激情和能力去实现。如果在我们身上只有最基本的内容而没有形式，在他们那里则是分明的，就像每一种酒都得用与它相配的酒杯装一样。
有个姓黄的女老师，在夏天的烈日中总是手持一把粉红色的小阳伞，再用兰花指提一方小手帕，这成为哈密著名的一景。经历的第一个冬天，她好奇地走在冰面上，眼看着要滑倒，惊叫起来。她的教数学的丈夫在一边喊话助她：“两手侧平举，保持平衡，保持平衡！”这个经典的故事后来在我姐姐的同学们中广为流传。
这一切为这个小地方带来了多少新鲜的遐想和感觉，就好像这里突然变大了，变成了另一个地方。
那时他们通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许乱说乱动。但好好说、好好动还是可以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讲的课我姐姐她们是多么喜欢听呀！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对夫妻，女的教语文，男的教数学，最后在各科都成为别人难以超越的权威老师。那女老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的讲授几乎像演一出话剧，那样注入情感的声音在那个年代，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教育和打动了，况且他们都有真才实学。
我大学毕业回哈密当语文老师后，曾去听过黄老师作为专家为老师上的公开课，算一亲见。她讲滚瓜烂熟的教材，那自始至终的激情像上新课一样，我从她那里体会更多的是热爱和责任。他们这批人为哈密的教育树立了一个较高的标准，开创了值得回忆的历史。
还有一个女老师是同学们最崇拜的，叫沙老师，是哈密无人不晓的最著名的沙老师。她文理兼通，能任各科，而且热爱音乐，参加她指挥的学生合唱团真是莫大的享受。她长得小巧精干，工作起来利落爽快。有次我上学的中学邀请她来为我们指挥大合唱，唱的是毛主席诗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我们在东河灞的湿地上练唱。沙老师教我们唱好几个声部，那优美和声的轮回先把我们自己给陶醉了。歌声在河灞上空的柳树梢上久久缭绕。“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主席的这两句描述就好像是专为哈密东河灞的景致写的，此情此景，情景交融，我们在歌声中满怀幸福的感觉。那时，沙老师这位小城女教师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
沙老师现在虽然经常回上海，但仍定居在哈密。头上毫无杂色的白发已是她自豪的标志和美丽。她喜欢这里，这里有她的大房子和她的自由，还有她很多已当爷爷奶奶却依然热爱她的学生。
语文之外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过两年中学语文老师，那段短暂而忙碌的日子给了我很多体验，也很锻炼我，足以让我能够抵挡以后工作中任何的压力和劳累。
在我教的初二年级里，有个皮肤黝黑黝黑的圆脸姑娘。虽然看上去她眼睛很亮，但表情冷漠，行动迟缓。每次遇到记分背古文，她总是最后一个来办公室。
记得那次学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很多同学酷爱这篇课文，因为它内容情感真切，文字优美练达，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将它背得滚瓜烂熟了。圆脸姑娘仍是最后一个来背的，当时已是下午放学以后了。她刚背了几句就磕住了，大眼睛使劲朝天花板上看。我知她紧张，便抚慰她：“先不记分，你什么时候背熟了，我什么时候给你算成绩。”她用大眼睛深深地望了望我，便转过身去面壁而诵。
终于在天黑透的时候，圆脸姑娘背完了《出师表》。
我借了自行车送她回家。
哈密是一个城乡并不截然分开的地方，有时候你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就能看到路边的田野、村舍、清清的小溪和碧绿的菜畦，这种城郊的乡下被当地人简称为“城郊乡”，圆脸姑娘的家便住在位于城郊乡的气象站里。
我们俩一前一后骑车赶路。走了一截，便上了没有街灯的田间小道，小道坑坑洼洼、曲曲折折。我不熟悉，又看不清楚，常常要下车推一段。圆脸姑娘却疾驰如飞，此时的她真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远不是背课文的模样了。我哪里像是在送她，简直像在追她。
终于到了她的家。她的父亲开了门，逆光站在门口。圆脸姑娘吐出一口长气，一步跨进去，“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了门。我连她父亲的脸都没有看清楚。
回来的路上，我胆战心惊，巨大的黑暗包围着我，四周一片空虚寂静。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懂得了“万籁俱寂”的含意。
突然，路边的渠沟里有声音，我的头“嗡”的一下，顿时预感到不测将临，脑子里冒出这样的念头：完了，完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我拼命蹬车，却感到双腿沉重无比，就像千百次在梦中那样，在劫难逃了。就在这时，一个矮东西从我的车轮前跃跃窜过，就在我惊魂未定时，却欣喜地听到“哽哽”的哼声——原来是一头小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