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雨，大家在地里棉衣都淋湿了，希望赶快收工回去。但是他们那个叫胡珊妮的女班长，就是迟迟不叫回去。她是兵团劳模，对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他们只好还在那干活，身上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她才叫吹哨子回去。
当时王祖炯只有一双懒汉布鞋了，后跟的鞋帮和鞋底已经脱开，走在路上不停地粘鞋底，他干脆顺脚把鞋踢到路边不要了，光脚算了。但是在塔里木还真不能光脚，有骆驼刺、铃铛刺、沙枣树，一脚踩上，就会刺破发炎化脓。那天晚上，他们准备睡觉了，宿舍里进来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女班长胡珊妮。王祖炯本来正记恨她，心想要是早叫下班，我那鞋没准还能保住。
这时候没想到听见她说：“王祖炯，给你，给你这鞋。”他一看马上认出是自己的鞋。他已经踢到路边不要了，是她在后边捡回去，晚上洗干净，把帮子又上好，扎扎实实缝了鞋面。
每个人都有这样忘不了的事情。安康记得，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去领，每个班一盆菜、一桶饭或包谷馍，他当班长，要拿个勺子给十八个人去分，尽量平均分给大家。有一次中午他分饭，分到后面自己没有了，一口都没有。他本来干活就饿坏了，一个下午饿肚子怎么办？可是也没办法，也不能再向别人要，那时候谁哪怕少一口饭菜都不得了。
十几岁的安康独自回到地窝子里越想越难受，就哭了。这时候十一班有个大姐，其实就比他大两岁，叫何永华。她看到了，就把自己的那份饭菜拿来，跟他说：“你是男子汉，不要掉眼泪。”安康说：“我饿呀。”她说：“拿去，我这个饭你吃。”
这段往事过去了四十多年，讲到这里，年过六旬的安康又哭了。他一时说不下去。平静了一下，才接着讲：“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太饿了，把她的饭都吃了。这件事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结，除了感激她，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不懂事。她没有吃的了，她是一个女孩子，也要同样繁重的劳动。这一碗饭的分量在我心里几十年了！”
奖一副扁担，上面写“挑肥女将”
就这样，上海青年开始了在边疆的广袤天地磨炼自己。在阿拉尔的纪念馆，何百成一边讲解他们当年用过的工具，一边还拉开架式做起了示范：“你看，我这样挑着土跑过来，一只脚一蹬，两筐土就倒掉了。那得天天干天天练的。”
当年，他们拿这种筐子挑土大概一方要挑九十六担，如果在一百米的距离上，往返就是二百米。给他们的任务是一天挑六方，来回要走三十六公里。还要超额完成任务，如果超额百分之五十的话，就是一天挑九方，再加十八公里，相当于挑两筐土走上五十四公里。
在北疆石河子的农八师团场，到三秋拾棉花的时候，那大家真是披星戴月。在祝匡依的印象里，天蒙蒙亮大家就出去，因为还有露水，棉花又重，拼命地拾，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去。当时定额大约是每人四十公斤，后来他们一个人一天可以拾将近一百公斤。
冬季也不闲着，要积肥，全靠担子挑，一人挑一百五十公斤，像韩培芬那样的女生，还很要强，要赶超人家，硬挑上一百六十公斤。上了肩特别吃力，憋得脸红脖子粗，挑挑停停，就要这样力争上游。晚上回去在油灯下一看，人人肩上磨得都是血印子。这时候女生在宿舍里又免不了抹眼泪了。
和韩培芬同在农二师21团的女青年徐佩君，对挑肥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两个筐一百多公斤啊，地头上架起三脚架，上面挂个大秤，到了地点，专门给你过秤。路远得很，从挑肥的地方到地里起码两三公里。这一筐倒下，马上又返回来再装，装了再挑走。别以为女的挑不动，连里有一个，大家都叫她“大王”，因为她特别能挑担子，硬是奖了她一副扁担，上面就写的是：“挑肥女将”！
上海青年聂崇良的画作《打坯者》
在恶劣的环境和繁重的劳动中，女青年无疑比男青年更多了一份艰难。像插水稻，水很冰凉，女青年有特殊情况了，照样下去。当时提倡和表扬的大都是这样。如果举个例子，还是要说那个女班长胡珊妮。她是从河南来的支边青年，家里穷，还是个十四岁小姑娘的时候就跟着大人来了。她干活总是不要命，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她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以至失去了生育能力；第二，她成了兵团的二级劳模。
每到冬天，往往从十一月雪花就漫天飞舞，天寒地冻，热火朝天的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这个“农闲”季节里比一般农活更艰巨的任务。就连《军垦战歌》里也提到了：“要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谈何容易！”在这里常常要做的不单单是开荒，更谈不上播种，而是要先打好田埂，准备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才能种上庄稼。
有一年，在34团5连的人们记忆中，寒风凛冽，大家蓬头垢面，在野外苦干四十五天，没洗脸，没洗脚，也没脱过裤子睡觉。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喊着“最高指示”。老连长程均友说得实在，上海学生到这儿来的时候，老职工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重要任务一来，主要靠这些上海学生。像主干渠的扩建，原来是小支渠，要扩大，大部分是上海学生，那都是青年一队、青年二队、青年三队的人拉上去。就是靠坎土曼、筐子往上担土，人海战术。上海人来了以后很快学会了编筐子、安坎土曼，啥都会了。
特别让人经受考验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大会战”，而且多以上海青年为主，他们在兵团逐渐成了各项基础建设中的主力。无论是国家的、地方的，那些重要的工程，比如修建通往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公路，上海青年都是中坚力量。
不过，在喜欢观察的老职工子弟何立云看来，上海青年和原来的老职工总是有点不同，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反对做无效的劳动。如果领导方法好，各方面安排得合理些，上海人就有积极性；但是那些年总搞形式主义，无效的劳动太多，比如把这个土搬过来，又搬过去，上海青年就会提反对意见。
在那个年代上人人都争当标兵，你追我赶，总是搞劳动竞赛，强调“政治挂帅”，没有物质奖励。你这个班完成任务了，或者超额完成，连长、指导员晚上点名的时候就表扬你们，那就很光荣了。更好一些的，是在总结表彰的时候得到一张奖状。为了这一纸奖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祝匡依保留着一张在三秋劳动之后得的奖状，上面写的表彰词是：“祝匡依同志在三秋劳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发扬了苦干实干巧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得到这张奖状，具体的是因为削甜菜，早上天不亮就赶快把甜菜堆在一起，坐在那儿开始削，不停地削到中午，送饭到地里，抓紧吃两口又在那儿削，一直削到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为止。
余加安在各方面都表现比较积极，几乎年年得嘉奖、当先进，后来还评上“学毛著积极分子”，奖状加起来有一大包，但是没什么物质奖励。每次上海青年得先进了，团部就往他们上海那边的家里寄奖状、寄喜报，这是儿女很给父母增光的事，他们父母的大橱柜里收藏了一大摞。
无论在哪个团场的，劳动强度都很大，那时候他们争胜好强，都拼命干，获得各种各样的能手证、光荣证、五好工人证。有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上级就把奖状寄到上海的街道去了，街道以此大力宣传。这样子一来，下一年又去了更多的人，比他们上一年去的人还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比如像王祖炯、毛国胜他们，在这里有了意外的发现，在遥远的边疆农场与内地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不因出身问题而对人有多少的不平等。到新疆的头几年，没有人再对他们提起“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只要你好好干，入团、入党、提干，或者安排去做一些什么工作，都可能有你。你做得怎么样，会有人看到，三等功，二等功，可能给你，评先进也不会把你排除在外。并不因为你的家庭问题，你的父亲是反革命就有多大影响。而这种情况在上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寒来暑往，他们远在异地他乡顽强地成长着。正像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中，对上海青年有着这样的赞扬与鞭策：“新来的建设者，你们干得好！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那可是天山脚下的农场
从来没有握过锄头把子的上海青年，手上逐渐生出了老茧，也把坎土曼使唤得越来越顺手了。在工地或大田上，有时候送来了午饭，看到老职工都不带饭碗，居然就用坎土曼打饭打菜，让他们觉得怪有意思，这倒是真方便。他们和老职工的真正接近，就是从这样的细节开始的。
中午在外面开饭的时候，炊事班就赶着毛驴车送饭来了，大家把刚才干活的坎土曼拿到水渠里洗一洗，就用它打饭菜去了。
这种现象在各个团场可以说是相当普遍。上海青年们学得很快，出工的时候他们干脆也不带碗了。坎土曼是这样的形状，有一个长把，一个铁铲头，因为总在使用，人人手里的坎土曼都是锃亮的。只要用衣袖衣襟把上面的土擦擦，一勺的菜就能打在这个铁铲头上面了。大家都蹲在那儿，弄根树条，撅两截，当筷子夹着吃。一手拿着苞谷馍，一手在铁铲头上夹菜。吃完了都不用洗，挥起坎土曼接着干活刨土，非常方便。
可以说，在生活上他们是回到了某种原始的状态。另一方面，劳动，也逐渐让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开始熟悉这片大地，并且亲近这片大地。
神奇的天山，确实给予他们许多美好的想象和现实的恩赐。他们种地靠什么？靠天山的雪水，雪水下来到他们修的渠里，先到干渠，再到引渠，这样一点一点地分到各个连队。
直到四十多年后安康说起他长年生活的农场，依旧深怀感情：“我们那个连队，一年四季，即使在夏天很热的日子，地窝子的门一打开，往北一看，天山上的白雪始终不化，相当好看。那个时候带着这种心情欣赏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我们一开门就是几间土房子，就这些人，还有开阔的田地和高高的林带，实际上景色相当漂亮。那就是天山脚下我们的农场！”
新疆的面积有十六个浙江省那么大，分布在天山南北的上海青年，生活环境和劳动内容多有不同。即使再艰苦，天性好动的年轻人，也总是能够在苦中求乐。
农二师的21团靠近辽阔的博斯腾湖，姜步宏、徐佩君、韩培芬他们都是在这里。他们团场的人喜欢把这一望无际的大湖叫海子。每年冬天海子上冻结冰以后，他们就去打芦苇。有时候拉着车，如果是空车冰面可以载，如果上面装满了芦苇，就可能掉进冰窟窿里。那也没关系，真掉冰里的话就上来烤一烤火，接着干。夏天可好了，水里有很多鱼，劳动休息时，索性跳到水里，鱼就往身上撞。他们用嘴巴叼上一根柳条，游着泳就摸鱼，摸到以后，用柳条一穿，自己的澡也洗好了，一串鱼也带上岸了。
有一些年，天天砍树开荒
曾经的岁月里，他们在沙漠边缘砍伐千年胡杨，开荒造田，当时以为是干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塔里木河的沿岸，千年胡杨倒下了，根深的红柳被挖出来，年轻人在这里没白没黑地战天斗地。那时，赞扬声四起，还拍了电影什么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就有这样激昂的女声解说：“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
处在塔里木河两岸的团场，也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和西缘。上海青年刚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千奇百态的胡杨。谁都记得，没有大规模开荒造田以前，在塔里木河流域，原始的胡杨相当多，密密麻麻，人在里面跑都跑不到尽头。有的时候他们去拉柴火，进到里面，感觉跟大森林一样，全是胡杨。
上海青年去了以后，年年月月都有开荒的任务。一开荒遇到胡杨，就要挖掉。百年的胡杨，生命力非常顽强，开来拖拉机，折腾半天把它连根拔掉，弄出去，然后当燃料。那时候生活、取暖烧的燃料都是靠树木，树林全都烧完了，原始林带没有了。那种很好的胡杨树，都叫它金刚木，斧头砍下去，当当响。六七个人抱不住的胡杨树，挖了十天才把它放倒，大坑直径要十几米，六七米深。把每一棵树的那些根都要砍断，只有把主根砍断，树才会倒，用拖拉机把它拖出去。到最后，土地眼看着一步步走向荒漠化，胡杨和红柳都很少了。
那是毁林造田，“以粮为纲”的年代，十多年中，他们砍的是胡杨，烧的是胡杨，结婚打造的桌凳床柜也是胡杨，可以说每天面对的都是胡杨。它是如此造福于人，但是人们反而对胡杨麻木了。
不少上海青年有这样的回忆，他们当年在新疆刀耕火种，荒原上许多两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都是他们用斧子一点点砍下去、挖出来的。他们辛辛苦苦，长年累月，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开辟成田地，没想到有一天却造成了原始植被的消失，改变了生态的平衡。
当然，这一切都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会恍然意识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