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给我们文工组配备了三百头毛驴，一部分拉器材，一部分供我们骑。只有担任保卫任务的警卫排骑马。我们一天要走八十里路。就这样不停地走，一直走了一年多，把南疆的大部分地区都走遍了。
土改结束后，我到了护士学校，后来又当女子手球队队员，然后又当妇产科医生。对于我在新疆经历的五十年，有几首民谣就可概括：
五十年代是——
天山好，天山好，
天山南北五大宝。
大葱多，辣子少，
洋芋蛋，满地跑，
河南胯子刚来到，
上海鸭子呱呱叫。
这是说，五十年代的人们怀抱理想，从全国各地来到新疆，其中大葱代指山东人，辣子代指湖南人，洋芋代指甘肃人。
六十年代我们开发荒地，一心解决粮食问题，所以民谣是这样说的——
戈壁滩，不长草，
大风吹，石头跑，
男的多，女的少，
粗粮多，细粮少……
七十年代则是——
红旗招展闹翻天，
四个王八肚朝天，
街上看到砍土镘，
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染红的，染蓝的，
都是干部和保管员的。
这是说“文革”已经结束，“四人帮”已倒台，人们又开始生产，当时进口的是日本尿素，尿素口袋是布做的，可作衣服。但前后都有“日本”、“尿素”等字样。这玩意一般人是穿不成的。他们把这些以权利据为己有，表明那些理想的、纯洁的年月已经过去了，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就开始吃喝了——
你不喝，我不喝，
酒厂的日子怎么过？
你不吃，我不吃，
饭店的老板要背时。
九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八八八，发发发，
手里拿着大哥大，
屁股坐着桑塔拉，
怀里搂着一十八，
警匪娼盗是亲家，
贪官污吏一把抓……
这一些现象使我们有时候也很迷茫，现在的有些事情，确实让人憎恶，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过去虽苦，甚至受难，但有理想，有崇高的东西，“文革”把很多东西都破坏了。
汤征桃是南疆第一批学开拖拉机的，我们师当时就三个人，戴兰、陈石泉和她。当时北疆已有拖拉机了，南疆的人却还没见过，所以我们都问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没人能说清楚，只说先进得不行，安个翅膀能飞起来。这一说，好多人就羡慕得不得了。但要劳动好、学习好，思想好、出身好、身体好的人才能去。
拖拉机训练班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女兵有二十多人。但只有一台很古老的苏联产“阿台斯”牌拖拉机，很神秘地像只蚂蚱样趴在那里。
汤征桃从那以后就与拖拉机打上了交道。
那个年代也说不清楚被什么东西激励着，理想？荣誉？是，也不完全是。反正有使不完的劲，反正让干什么都愿意。
汤征桃是五八年春节结的婚，但初二就去工作了。到六月份，因为太累，就流产了，当时也没跟任何人讲。后来就落了一身病。再后来，让她参加“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她没想到的。她很高兴。当时火车已修到红柳河，从那里可以坐火车，并且坐的是卧铺，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到北京后，她一心想见毛主席，但毛主席去武汉开八届六中全会去了，周总理和刘少奇主席接见了她们，这也是不得了的，在中南海合了影，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中成了我的罪状，说她是刘少奇的“核心人物”，要批倒批臭。唉呀，她差点没被打死。后来，说她是刘少奇的“核心人物”已不够，他们一心想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们就把她抄在笔记本上的毛主席语录打了个叉，说是她干的。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还了得？她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造反派把她一家从住处赶了出来，只允许他们在靠近厕所的地方挖地窝子住，也不让拉电灯，那地方又臭又潮，黑咕隆咚，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蛆虫乱爬，苍蝇成群，那其实是一个监狱，她们一家在那里住了三年之久。
“文革”最大的罪恶是把人性弄没了，扭曲了。那时候，大人们斗她，他们的孩子就打骂、歧视她的孩子。她共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其余两个是女儿。那些孩子就用石头和砖头砸她儿子，最后把脑袋打坏了，神经出了问题，他一犯病就说，妈妈，你看，好多人来打我们。他经常这样喊，经常觉得一圈人围着他，打他，他恐惧呀……
后来，她儿子就走……走了，如果不去世，他今年……都四十岁了……
哎，不说了，我说不下去了……
十二.佚名：大师大迁徙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就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路，的确该是大迁徙了。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一九五二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碱大，全师从一九五二年修渠，次年建场，到一九五六年，才开耕出五万亩土地，只有其它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师里找水的足迹曾到达甘肃明水、鄯善、吐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无不失望而归。最后，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了一干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四九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彭加木、余纯顺不是作了它的牺牲品嘛，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一九六〇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小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那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当年的二月六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真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冻得直哭。但管理处就七八间民房，几百人就是撂也撂不下。后面陆续还有其他场的汽车开来，一车又一车人，在屋外站了好几层。最后，处里的领导就说，妇女领着小孩到屋子里来暖和暖和，轮流来，每人在屋里呆十分钟，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坚持坚持吧。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吃住，你们青年农场建场的地方叫拜西布拉克，你们新建农场的番号叫红星十五场，快去吧，不然这里要被挤破了。
我们日夜兼程七八天，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在路上没吃一顿热饭，没喝一口热水，没睡一个囫囵觉，本想到了博乐，至少不再如此，谁知还要往前走。
大家又爬上了汽车。
近十天来，大家呼出的气凝结在篷布上，凝结成了很厚一层冰霜，大家坐在里面，跟坐在冰窖里一样。
大地一色，全是白茫茫的雪原，寒风呼啸着，像从荒原上掠过的马帮，一丛丛芨芨草和一簇簇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看不见任何活着的东西，更看不见人。我们的汽车像甲虫一样在雪原上爬着，显得孤独而无助。
看到这种情形，已有女人抽泣起来，母亲一哭，孩子也跟着哭了。有些男人劝着，有些则斥责着，他们这样一来，女人们就更伤心了。
荒原上没有公路，我们一边探路，一边前行，走走停停。到拜西布拉克要经过一条干沟，大风将两边山脊上的雪都堆在了沟里，使有些地方的积雪厚达一米以上，车子像一头觅食的猪，拱着雪，艰难地前行，有时车爬上去了，又滑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减轻车的重量，大家只好下车；为了不使汽车陷住，大家在前面挖雪前进，车子在后面跟着，有些地方还必须用绳子拉车。直到半夜，我们才走出干沟，又走了一会，管理处带路的干事说到了。
到了嘛？真到了？女人们像是有了希望，纷纷把头从车里探出来。
但他们一看，心就凉了。有些人又哭了起来。只有孩子们已睡着了，所以只有女人们的哭声。
女人们把娃娃看护好，他们睡了，不要把他们弄醒了，深更半夜，黑天黑地的，没吃没喝，连个羊圈也没有，娃娃们弄醒了不好哄，男人都下车来。场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男人们心里也凄惶得很，他们只是不显露罢了。他们铁青着脸，最多骂几句粗野的话。
那所谓的“到家”，就是到了一根拴了红布条的木棍子跟前，看不见炊烟屋舍，听不见犬吠鸡鸣。它是荒原深处的荒原，除了风雪的嘶叫，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息。
车灯能照射到的地方，除了雪没有任何东西。夜里只有雪光，混沌一片。从阿拉山口刮来的风裹着雪，抽打得男人们站立不稳。
阿拉山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这里的风不分时节，下午两点起风，清晨风止，风速每秒近六十米，常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风口地区夏天特别热，大多在四十多摄氏度；冬天又特别冷，常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男人们背对着风向，弓着腰，蹬着腿，以防止被大风按倒。
人们以车为单位，动手清雪，但雪刚铲掉，风又把其它地方的雪搬来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车上。
车被风刮得摇摆着，刮得篷布发出“乒乓乒乓”的声响，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们唯一的藏身之所毁掉。
越来越冷，车上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也不管用，车里的哆嗦声响成一片，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叫起来。
这也许是这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哭叫，尖锐而嘹亮，像优质金属发出的声音，像天籁，风把它一直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孩子哭了，其它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声使女人们抽泣，男人们落泪。哭声使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家。
男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司机把车开到向风的一面，挡住风，男人们无声地、狠劲地铲雪，然后把行李从车上甩下来，然后烧起篝火。
女人们也下车了，她们紧紧地搂抱着孩子，紧紧地咬住嘴唇，再不让眼泪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