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作为我这个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响当当，硬梆梆。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一到，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辩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不得不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是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作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死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
“文革”最大的遗害就是助长了罪恶——一种类似法西斯的罪恶，破坏了人性，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增加了人心的隔阂。
除了在征召山东女兵时，我受命撒谎，骗了她们，我没再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而他，也只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一粒沙子。所以，人们怨恨我，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现在，国际上还在追缉当年的纳粹分子，这是对罪恶的惩罚。“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坐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她在永恒的异乡中，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想待人们对我的敌意平和了一些后，我想到养老院去。从那时起，我将开始新的生活。
五.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朝鲜战争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鸟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加之乡亲邻里的暄染夸张，使母亲感到那里更加蛮荒可怖。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她不顾一切的，几乎是跑着到长沙城去的。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走。车到高家坊，见她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鸡。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久久地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母亲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害怕孩子们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一九四六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作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作饭、喂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她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梁、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块、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块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但大家想着当兵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