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社会转型
经济学家们更多看到了社会转型的经济层面，因而也更加关注经济转型。
姚先国指出，自1989年，前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以来，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走上体制变革之路，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政策，效仿西方的议会民主。这一变化被称作体制转轨或体制转型，英文通常用transition或transformation表示，即转换或过渡之意。所以，“一般而言，转型（transition）是从命令经济向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的转换。转型涉及到制度变迁。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所有权结构与激励——约束机制的改变。”
马西恒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发展既是机遇，也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政治学家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更加艰巨，过程也更加错综复杂。这种过程往往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血缘亲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向城镇社区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等方面。这种过程伴随着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和震荡，因此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哲学界的研究者，则力图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刘玲玲指出，当事物内部各组成要素以及它同周围环境的组合关系，或发生空间排列方式上的变化、增加或减少构成要素，从而使事物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就被称为“转型”。转型后的事物，要么变成了他物，要么通过改变结构而增加了新的功能。在这里，“型”主要是指事物的结构，“转型”就是通过变换事物的结构，而增加或减少事物功能的过程。
陈晏清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一书中，对社会转型的内涵作了如下揭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是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且由于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它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即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的巨变。在这种巨变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于这急剧变化中的诸多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把握，也只是通过对于社会结构的剖析及从科学的层面看，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的序变，是社会结构模式的转换，是社会立体结构的转变”。（陈晏清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雷龙乾认为，目前介入社会转型研究的哲学研究有一种倾向应予警惕，那就是片面强调社会转型的属性。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强调社会转型以社会结构为主体，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哲学界有不少人愿意强调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这里牵涉到对主体概念的理解分歧。哲学界有不少人认为主体只能是人或人类，认为说主体是客观事物不可思议。其实主体这个词还有另外的用法，那就是本体，是与零碎现象相对而言的事物的根本。从这种根本性的意义上来看，笔者认为，应当承认社会转型的主体首先是社会结构而不是人。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转型虽然必须通过人来实现，但社会是否已经实现社会转型关键在于社会结构是否转变，人的转变则相对难以衡量、把握，不能作为根本标志。
社会转型的内涵
关于“社会转型”的定义，雷龙乾认为，社会转型在概念上是指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整体性转变。那么很显然，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是把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改造成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趋势的继续，又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最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变革已经触及到社会深层结构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无论如何，社会转型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笼统的社会发展过程，更不能被看作只是一种经济落后状态向经济发展状态过渡的量变过程。社会转型概念对一般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推动，就是认为现代化最关键的条件和标志是社会结构的类型转变，即从传统类型转变为现代类型。
农业主导型的生产力类型的最主要的劳动对象是土地。这里所谓土地，既包括土壤，也包括土地上的各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种动物、植物等生物资源以及其他物质，如水流、矿藏等非生物资源。这些资源有些存在于自然界，只需取用即可满足人类的需要，如水和人类狩猎的对象——动物，以及人类采集的对象——某些植物；有些则需要人们劳动加以改变或改善，如畜牧业和农业劳动对某些动物、植物所做的工作那样。农业主导型的生产力类型的劳动主体是农民。从人力资源配置来说，欧洲中世纪在经济上的农业特征也是很明显的。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很大比例，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从劳动过程来看，在农业主导型生产力类型条件下，人类主要是运用简单的生产工具，直接获取土地上的物质资源。
工业主导型生产力具有极其显著的优越性。首先，工业生产大量采用机器生产，能够突破人力畜力的极限，使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速度、强度、精确度等大大提高，因而生产力整体上大大提高。其次，工业生产能大规模开发、获取和利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如水力、蒸气、电力、石油、炸药等，使得本来处于沉睡或闲置状态的生产力因素得到利用，成为生产力发展极其巨大的推动力量。再次，工业生产大量引进科学技术，使人们的智力得到开发、提高和利用，使生产系统不断合理化、有效化，更使生产力各个要素及其整体配合不断优化，推动生产力加速度发展。而且，工业生产能够为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工生产、人民日常生活提供质量数量都更为可观，而且是越来越可观的必需品，从而带动社会生产整体的进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使国家对国民的控制力更强，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同时，工业生产使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更加有实力，这曾经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的物质后盾。也正是在认识了工业化的种种优越性以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广大的不发达国家，都逐渐重视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所谓工业主导型生产力本来就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生产力类型，并没有一种绝对的标准或状态。人类社会生产力不会停留在工业主导型生产力类型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的极发达地区，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头号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感到了新兴生产力类型的光临。这种新型的生产力就是被有些人视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知识经济时代。按照目前一般的说法，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据说，这种知识经济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柱的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加上商业全球化的推波助澜，知识经济逐渐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目前已经出现了‘新经济’即知识经济，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商业全球化浪潮”。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虽然是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步被确立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交往形式的，但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绝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是新生产力类型的积极促进者。“西欧在向近代社会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无疑经历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规模和密度的不断发展，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逐渐卷入商品交换中来……租地农场主与乐于投资土地、改变经营方式的乡绅、骑士以及城市里的商人、企业主找到了共同语言，事实上融为一个阶级，这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英国社会的近代结构开始形成”。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内容。从经济上来说，工业化大生产分工严密、复杂，对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要求很高，农业经济条件下那种粗放、简单、自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态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了，必须重新予以革新和规定。现代法制必须对这些新的情况给予反映、处理。这显然会使法律所处理的问题大大增多，比如劳动法之类的法律就成为必须。再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不说远的，就说我们国家的情况，自从我国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每年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约有上百部之多，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另外，市场经济具有自由开放的特点，其中涉及国际贸易从而使国际法方面的法律不但数目繁多、浩如烟海，而且层出不穷，不断增加。还有法治化对于规范社会政治生活、日常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治化对于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国家，对于控制社会转型中的动荡和危机，对于减轻和消除社会转型的代价，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法律的践踏从而对正常政治生活秩序的破坏，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某些由于法制不健全而导致的混乱现象等教训，人们也从反面看到，促进法治化对现代社会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对社会转型是非常必要的。总之，法律，正在用越来越细密的丝网，把人们的生活编织成人为化程度更高的新式样。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条件。
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
从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来看，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的进步，更为深刻的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人类文化精神的独有特质是，它不仅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会成为一种强力的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力量。人类社会形态跃迁，每个阶段或形态的内部变化，都必然伴随着这种文化精神的巨大冲击。这在社会的转型期尤甚，清楚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这个问题则至关重要。
我们把理性首先理解成一种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强调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强调主观服从于客观的认识态度。显而易见，理性的认识方式必然与宗教统治、封建统治相对抗。象伽利略、布鲁诺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主张科学地认识自然奥秘的思想当然与倡导“正是因为荒谬，我才相信”这种思想逻辑的宗教蒙昧主义相反。同时，理性的认识方式要求认识在主观形式上具有逻辑性，把逻辑看作是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理论标准。理性成为认识的自律原则，对于与迷信、感性、随意性相混杂的认识状况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认识的理性化正以可说是精神文化转型的普遍发展方向。很显然，认识的理性化转型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但是，认识的理性化表现和成果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事实上，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形态转变中，除了自然科学得到发展之外，人们对所有事物的认识都具有了理性特征。
这种理性化的认识方式完全改变了旧的精神文化的内在结构，人类在宗教认识方式制约下以朦胧的世界总体和道德反思为主要内容，以抽象思辨为认识方法，理性则引导人们认识自然、运用逻辑和实验手段、关心生产和生活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现代化结构转型必须由认识的理性化转型相辅助，没有这种认识的理性化转型，社会转型绝不可能获得持续、巩固的效果。
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新型精神文化体系则恰恰相反。它反对旧的社会秩序，反对旧的社会秩序对人和社会发展的束缚，要求承认人性或人的自然要求的合理性，要求为了人而发展生产、改进社会秩序。所以，人性、人权、民主、科学、平等、财富、爱情、幸福等成为新文化的时尚和旗帜，而压抑人性、维护旧秩序、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旧文化成了革命的对象，倡导新问题不在于个别认识技术、手段或技巧，关键的问题是提倡一种新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宏伟壮举。这项事业的巨大困难之一就在于它必须进行思想上的解放工作。思想解放之所以困难，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精神文化发展历史决定的。一方面，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最发达的封建主义精神文化系统，因而有最深厚的传统主义精神文化积淀，它们成为思想解放最沉重的包袱。中国的封建主义精神文化是存在于日常人伦实践中的传统，它超出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政治势力“自然地”存在着。所谓无形胜有形，中国的旧精神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更加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我国的精神文化转型还有另一种内容，即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精神文化，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的转变。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精神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精神文化，其内容非常复杂。
雷龙乾基本倾向于，这种教条主义的精神文化在具体内容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在思想根源上是传统主义尤其是封建主义精神文化作祟的结果。传统主义精神文化（再次申明：封建主义精神文化只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信奉政治专制主义、文化神秘主义，总的说来是一种引导人惟书、惟上、惟古人的精神风尚，最容易形成教条主义的学风，最容易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实践搞成僵化的模式。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从传统主义精神文化向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转型，是当前中国精神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