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江泽民提出三个要求：
一是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把党的政治观点、方针政策，准确生动地体现和贯彻到新闻、通讯、言论、图片、标题、编排等方面；
其次，新闻工作者必须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要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新闻作品创作的原料、灵感、思想和艺术技巧的无尽源泉；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因而我们在新闻宣传中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锦涛曾多次强调要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提高新闻的公信力。他在2002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新闻媒体“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
胡锦涛还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
2006年3月，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实际上，这也是对新闻的“价值取向”所提供的“认知参照”。
关于新闻的本质属性，郭超人在他的《喉舌论》一书中曾经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论述：
“在社会主义中国，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新闻工作的传播功能将不断向社会生活新的深度和广度拓进，特别是信息服务和舆论监督的功能还会大大增强。但是，从新闻工作的本质属性来说，从新闻工作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主体功能来说，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客观规律来说，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说，新闻工作只能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只能无条件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唯有这样，新闻工作的各种功能才能得到最广泛的发挥，新闻报道才会获得最充分的自由，新闻工作者才能按照科学的新闻规律做到独立思考，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从这段老新闻人意味深长的论述中，新闻的主观属性展露无遗。
在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中，对“倾向性”的坚持一直是理直气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诚恳的、不加掩饰的态度，也是对新闻主观性本质的一种坚持。只有大胆地承认和面对自己的主观性，才能主动地向“客观性”和“真实性”靠近。
倾向，是一种爱憎情绪，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活动中。一般来说，倾向有三层结构：“表层结构”即“需要倾向”，指从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出发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指向；“中层结构”即“观念倾向”，指从一定观念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深层结构”即“信仰偏向”，指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支配下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取舍标准。
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以上“三种倾向”不可避免地交叉渗透、浑然一体。新闻的倾向性主要是指新闻报道所表现出的特定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即“褒贬抑扬”。新闻的倾向性是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的具体体现和集中表现，是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新闻报道坚持倾向性，这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必然，也是必需。”吴高福《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一书明确指出，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是“先天的”。
首先，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由于身份、地位、背景、学识学历、生活经历等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形成了一定的倾向和观点，这种倾向和观点不可能完全不渗透到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闻采写活动中去。新闻工作者永远都无法超脱于现实社会背景，无法游离于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之外。可以说，有倾向的新闻报道是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只是某种倾向的正确与否，立场是否坚定，倾向性的显隐等。
其次，新闻工作者坚持一定的政治立场，这不仅仅由新闻工作者自身意愿所决定，还是由新闻事业本身的性质和作用所驱使。新闻媒介是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宣传、鼓动等强大作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政党、集团不利用新闻传播工具宣传自己的形象、传播自己的主张。同时新闻媒介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也是无法运作下去的。因此在新闻媒介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定的倾向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倾向，怎样坚持我们的立场。
2.3.3黄色新闻思潮
谁也不曾预料，19世纪90年代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连载的连环画《霍根小巷》中那个身着黄色衣服、没有牙齿、咧嘴而笑的“黄孩子”，会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当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与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的“黄孩子”之争拉开两家报纸之间一场持久而激烈的报业竞争时，人们便将“黄色”赋予了当时大部分报纸所具有的煽情意义，“黄色新闻”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新闻史的舞台。
在此后漫长的新闻发展史上，“黄色新闻”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绎着多重变奏，并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思想潮流，对传媒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色新闻思潮的经济背景
黄色新闻思潮植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特定的历史土壤。纵观当时的时代背景，自由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自由竞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状态，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
在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西方社会与思想文化也随之酝酿出新一轮的剧变，产生了诸多新的现象和问题，而新闻传播自身也同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构成了黄色新闻思潮产生的外在“催化剂”。
“黄色新闻思潮”，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到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国家得以确立，商品货币关系成了社会经济的神经和枢纽，市场竞争机制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机制，并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了顶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商品生产已经成为普遍形式，商品生产者之间为争夺最有利的生产和销售条件而进行的不受限制的竞争。
正是这种将商业利益奉为最高价值、强调竞争的“不受限制”决定了自由竞争中不仅产品和劳动力能够成为商品，而且人的名誉、地位、良心、肉体都可以成为商品，随意买卖。
正如邓启惠在《对若干垄断理论观点的重新思考》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它不承认任何权威、特权和伦理道德，只承认价廉物美、优质服务才是竞争取胜的共同实力标准。它给每个生产经营者提供均等的舞台和机会。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去阻止每个竞争者各显神通、各施其能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邓启惠《对若干垄断理论观点的重新思考》，载《经济评论》2000年第一期）
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同样在传媒领域上演。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报业的自由竞争同样激烈。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兴起了大众化的廉价商业报纸。在美国，到1880年，全国的7000多家报纸大部分是民营的商业报纸。这些商业报纸立足于平民大众，在新闻资源和受众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为吸引读者、刺激销量，报纸在经营上使出浑身解数，各出新招，不择手段。
《纽约太阳报》“一扫政党报刊死气沉沉、长篇大论的做派，而改为大量刊登富有人情味的社会新闻、公众关心的本地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黑幕新闻”，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纽约先驱报》在耸人听闻和低级趣味上大做文章，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耸人听闻、最黄色和刺激性最强的报纸”。（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纽约论坛报》“除了提供大量政治性消息之外，也刊登犯罪报道和闲言琐闻”。
而后来被称为“美国新闻之父”的普利策，在其办报理念中一直坚持煽情主义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并将此应用在办报实践之中，在报纸上刊登大量低级无聊、庸俗刺激的新闻报道。与之同时的赫斯特更是不遗余力地极尽煽情渲染之能事，将“黄色新闻”推向顶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麦克雷报业联盟、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比维布鲁克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德国的莫斯报团、谢尔报团、乌尔斯太因报团等。
报业垄断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报纸抢占先机，获得市场制高点，运用各种手段击败竞争对手，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兼并实力弱的报纸，从而不断壮大自身规模和实力的自我扩张过程。
为了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强者，报社便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手段，而黄色新闻就是其中一条扩大销路、争取读者、吸引广告的“捷径”。对此，“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的报刊生涯就是最典型的体现。
以黄色新闻为手段，赫斯特建立了自己的报业帝国，在处于鼎盛时期的1935年，赫斯特曾经在19个城市发行26种日报和17种星期日报，分别占据全国日报、星期日报发行量的13.6%和24.6%；他还控制了最大的金氏特稿社帝王特稿辛迪加，控制了赚钱的《美国人周刊》、国际新闻社、环球新闻社和国际新闻图片社以及13家杂志、8家广播电台和2家电影公司。
黄色新闻思潮的社会背景
“黄色新闻思潮”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也是西方国家社会剧变、社会转型期的产物。
19世纪，是西方工业化、机械化、城市化高度繁荣的世纪。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工业化时代逐步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与高速运转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西方社会也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不断突出，矛盾冲突加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凸显，诸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社会在进一步世俗化过程中确立起各种带有世俗色彩的生存原则与生活方式；在传媒垄断化过程中，媒介权力越来越向私人集团集中，公共领域的集权化与私人化趋势明显。
这一切新矛盾、新问题、新观念、新趋势、新活法等因素，成为黄色新闻思潮滋生、蔓延的温床。
首先是随着城市崛起，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
19世纪的大众化报纸是随着城市的崛起和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永远是报纸集中和重点指向的地区，城市化最迅速发展的年代也是报纸酝酿最大发展的年代。城市化始终与工业化相伴随，是工业化的一大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全国人口在19世纪增加了11倍，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86倍，城市化率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英国城市人口在20世纪初达到了75%，成为第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二战前，德国和法国的城市人口也突破了一半，相继成为城市化国家。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上。
城市是一个“异质社会”。社会经济活动由分散走向集中，人口、工商业和其他社会机构涌向城市这个狭小的空间地带，空间的拥挤造成居民住房、交通、购物、生活等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犯罪猖獗，人们的情绪消极，心态变异，道德沦丧。“城市病”“现代病”日益加深。城市是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在高强度的生存压力下配合着快节奏的生活要求，处在高压状态下的人更加青睐于工作之余的娱乐消遣，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排解生存上的压力和苦闷；城市将每个人编织到巨大的交往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彼此陌生，个体变成了毫不相干的“原子”，人际关系成为“契约的、疏远的、偶然的”，人们心理上产生前所未有的疏离感。为排解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人们倾向于借酒精麻醉自己，借红灯区的糜烂生活获得身体上的片刻快感。与此同时，由于两性关系紊乱，也造成离婚率剧升，单亲家庭数量激增。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这些典型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存在，首先为黄色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新闻，从本质上说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面向大众的报纸则更加关注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反映底层人民的状况。而这一时期社会问题诸多，矛盾重重，确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侧面，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必然在新闻传播中有所反映，成为新闻报道的一大题材。不断执迷于对这类题材的报道，强化对社会生活的这一侧面的反映便逐渐形成了“黄色新闻”这一特殊的新闻表现形态。
例如美国的《纽约世界报》刊登大量轻松、有刺激性的新闻，《纽约新闻报》注重犯罪新闻、丑行、天灾人祸等暴露性新闻，这两份报纸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黄色新闻之风在1899—1900年达到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