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就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写信给我，责备我时就用了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报复心强，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请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就走了，他发现文件全锁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再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子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的，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虽然东西拿到了，但是，却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年轻人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科兰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科兰姆的助手。”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科兰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像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时，我跌跌撞撞出了书房，却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警告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是说一不二的人，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他才掩护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用人把饭送到屋里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逃走，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还是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
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拦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瓶。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省。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是否记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待在这栋房子里。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房间。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细节，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逃路。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行之有效。然后我们就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科兰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他在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故意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检查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地办理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局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去俄国大使馆，再见，我的朋友。”
失踪的中卫
在贝克街我们常常收到一些内容离奇的电报，这本来是不值一提的。然而，我对七八年前的二月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收到的那封印象很深刻，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看了电报，也迷惑了一刻钟之久。电报是发给他的，电文如下：
请等候我。万分不幸。右中卫失踪。明日需要。
欧沃顿
福尔摩斯看了一遍又一遍，说：“河滨的邮戳，十点三十六分发的。显然欧沃顿先生发电报时心情很激动，所以电文才语无伦次。我敢说等我读完《泰晤士报》，他一定会赶到这里，那时我们就能知道一切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工作不是很忙，因此，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案件，我们也同样受理。
经验告诉我，无所事事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因为我的朋友头脑过于活跃，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思考，那是相当危险的。经过我的努力，他已经停止服用刺激剂有好几年了，因为这种药物曾经一度影响他从事富有意义的事业。现在，一般情况下福尔摩斯不需要再依赖这种人造的刺激剂了。但是，我清楚得很，他的病症并没有根除，只是潜伏下来了，并且潜伏得很深，当他无所事事时还会复发。复发时，福尔摩斯两眼深陷，面色阴沉，看上去莫测高深。所以，不管欧沃顿是什么人，他既然带来了难解之谜，我就要感谢他，因为风平浪静的日子远比狂风暴雨更使我的朋友感到痛苦。
正如我们所料，收到电报不久，发报人亲自登门了。他的名片上印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西锐利·欧沃顿。走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足有两百多磅重，他宽阔的肩膀跟屋门一样宽，他的相貌英俊，但显得很憔悴，无神的眼睛缓缓地打量着我们。
“哪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朋友点了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我去过苏格兰场，见到了侦探霍普金。他建议我来找您。他说，在他看来，我这个案件由您解决更合适些，不必找官方侦探。”
“请坐，把您的问题从头说一遍吧！”
“事情真糟，福尔摩斯先生，简直糟糕透了！我的头发都快急白了。高夫利·斯道顿--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吧？他是我们队的灵魂。我宁愿中卫线上只留下斯道顿，而不要另外那两个队员。不论是传球、带球，还是抢球，没人能够比得上他。他是核心，可以把我们全队带动起来。我该怎么办呢？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当然有莫尔豪斯替补，他是踢前卫的，但是他总是喜欢挤进去争球，而不是守在边线上。他的定位球踢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判断情况，而且不善于拼抢，牛津的两员悍将莫尔顿和约翰逊可能会把他死死地缠住。斯蒂文森速度很快，但是他不会在二十五码远的地方踢落地球。而一个中卫既不会踢落地球，又不能踢凌空球，根本就不具备参加比赛的资格。福尔摩斯先生，您若是不帮助我们找到高夫利·斯道顿，我们肯定输给牛津队了。”
我的朋友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件事。这位客人说得很快，也很诚恳，一边说还一边用强壮的手臂拍着自己的膝盖，力求使每句话让听者能充分理解。客人刚说完，福尔摩斯便取出有“S”字母的那一卷资料。但他并没有从这一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说：“有阿瑟·H.斯道顿，一个发了财的年轻的伪造纸币者。有亨利·斯道顿，我协助警察把这个人绞死了。可是，高夫利·斯道顿这个名字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们的客人大吃了一惊，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以为您是无所不知的。如果您没有听说过高夫利·斯道顿，也就不会知道西锐利·欧沃顿了。”
福尔摩斯微笑地摇了摇头。
这位运动员说：“大侦探先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比赛中，我的球队是英格兰的第一队。我是大学生队的领队，不过，您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在英国每个人都知道高夫利·斯道顿。他是最好的中卫，在剑桥队、布莱克希斯队打中卫，而且国家队请他参加了五次国际比赛。福尔摩斯先生，您原来住在英国吗？”
福尔摩斯对这位天真的巨人笑了一笑，说：“欧沃顿先生，您的生活内容和我不一样，您生活在一个更愉快更健康的氛围里。我和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几乎都有接触，可就是还没有跟体育界人士接触，而业余体育运动是英国最有意义、最有益于健康的活动。您这次突然的来访说明，就是在最讲究规则的户外运动方面，我也能做点什么。好了，请您坐下来，慢慢地、安静地、准确地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以及您要我怎样帮助您。”
欧沃顿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正像是惯于使用体力而不用脑力的人所常有的表情。他开始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述这个奇怪的故事，他的叙述中有许多重复和模糊的地方，我都作了删除。
“福尔摩斯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和您说过，我是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领队，高夫利·斯道顿是最好的队员。明天我们和牛津大学队比赛。昨天我们来到这里，住在班特莱旅馆。晚上十点钟，我去检查了各个房间，所有的队员都休息了，因为我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持队伍良好的竞技状态。我看见斯道顿脸色发白，似乎心事重重。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没有什么，只是有点头疼。我向他道了晚安便走了。半小时后，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有一个长着满脸胡须、衣着简朴的人拿着一封信要找高夫利。高夫利已经上床睡了，所以服务员把信送到他房间里。谁知他读过信，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好像是被谁用斧子砍了似的。服务员很惊讶，要去找我，高夫利阻止了他，喝了一点水又振作起来。然后他走下楼，和在大门里等候的人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便一起走出去了。服务员最后看到的情景是，他们两人在大街上朝着河滩跑去。今天早上高夫利的房间是空的，没有人睡过，他的东西一点未动，还是像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那个陌生人来找他，他立刻随那人走了，再也没有消息，我想他不会回来了。高夫利是个真正的运动员，他热爱运动，除非受到什么沉重的打击，否则他决不会退出比赛，决不会欺骗他的领队。我觉得他是永远回不来了，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福尔摩斯充满兴趣地听着他叙述这件怪事。
他问：“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我发电报给剑桥大学，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过他。”
“他能回到剑桥去吗？”
“是的，有一趟十一点一刻开的夜车。”
“可是，按照您的判断，他没有乘这趟火车？”
“是的，没有人看见过他。”
“后来呢？”
“我又发电报给蒙特·詹姆士爵士。”
“为什么发给他呢？”
“高夫利是个孤儿，蒙特·詹姆士是他最近的亲属--大概是他的叔叔。”
“这对于解决问题或许会有帮助。蒙特·詹姆士爵士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我听高夫利这样说过。”
“高夫利是他的近亲？”
“是的，高夫利是他的继承人，老爵士已经快八十岁了，患风湿病很重，人们说他可能快要死了。他从来不给高夫利一个先令，他是个地道的守财奴，可是财产早晚都要归高夫利。”
“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如果高夫利去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昨天晚上有件事使高夫利很不安，如果和钱有关，那可能是爵士要把遗产给他。爵士的钱很多，当然就我所知，高夫利得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高夫利不喜欢这个老人。他说能不去爵士那儿，他会尽量不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如果您的朋友高夫利是到他的亲属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去，您就可以解释那个衣着简朴的人为什么那么晚来，为什么他的来临使得高夫利焦虑不安。这个假设成立吗？”
西锐利·欧沃顿困惑地说：“我解释不了。”
福尔摩斯说：“好吧！今天天气很好，这件事我愿意去调查一下。我主张不管这个年轻人情况怎样，您还是要准备参加比赛，正像您所说的，他这样突然离开，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而且也正是这件事使他至今没有回来。我们一起步行去旅馆，看看服务员是否能够提供新的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那样循循善诱，使得委托人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过不多久，我们来到了旅馆，走进斯道顿住过的单人房间。在这里福尔摩斯打听到了服务员所知道的一切。头一天晚上来的客人既不是一位绅士，也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像服务员所说的“穿着不怎么样的家伙”，年纪大约五十岁，胡子稀疏，脸色苍白，穿着很朴素。他似乎很激动，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服务员看到高夫利·斯道顿把那封信塞到口袋里。斯道顿在大厅里没有和这个人握手。他们交谈了几句，服务员只听到“时间”两个字。然后他们便急匆匆地走出去了。那时大厅的挂钟正好十点半。
福尔摩斯坐在斯道顿的床上，说：“我想你值白班，对吗？”
“是的，先生，我十一点下班。”
“值夜班的服务员没有看见什么吗？”
“没有，先生。只有看戏的人回来晚些。再没有别人了。”
“你昨天一整天都在值班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邮件一类的东西交给斯道顿先生呢？”
“有的，先生，有一封电报。”
“啊，那很重要。在什么时候？”
“大约六点钟。”
“斯道顿在哪儿收到的电报？”
“就在这间房里。”
“他打开电报的时候，你在场吗？”
“是的，我在他身边。我等着看他是不是要回电。”
“那么，他回了电吗？”
“是的，先生，他回了电。”
“是你去发的回电吗？”
“他自己去的。”
“但是，他是当你面写的回电吗？”
“是的，先生。我站在门边，他转过身去，在桌子上写的。他写完后对我说：‘好了，服务员。我自己去发。’”
“他用什么笔写的？”
“铅笔，先生。”
“是不是用了这张桌子上的电报纸？”
“是的，就是用原来最上面的那一张写的。”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拿起现在在上面的那张电报纸走到窗旁，仔细地检查上面的痕迹。
他说：“很遗憾，他没有用铅笔写。”然后他放下这张电报纸，失望地耸了一下肩，接着说：“华生，你一定也想到了，字迹会透到第二张纸上的--曾经有人利用这个小伎俩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婚姻。可是在这张纸上我看不到什么痕迹。有了！我看出他是用粗尖的鹅毛笔写的，这样我们准会在吸墨纸上找到一些痕迹。哈，你们瞧，一点儿不错！”
他撕下一张吸墨纸，并给我们看上面的字迹。字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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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锐利很激动地喊道：“用放大镜看！”
福尔摩斯说：“用不着，纸很薄，从反面可以看出写的是什么。”他把吸墨纸翻过来，我们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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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看在上帝的面上支持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