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说这屋子被严密地遮挡着，现在我发现它还关着百叶窗。不过，有一扇窗子却透出了灯光，因此我就集中注意力从这儿往里瞧。算我走运，这里帘子并没有完全拉上，我可以看见屋里的情景。里面相当明亮洁净，壁火熊熊，灯光照耀。在我对面坐着我早上碰见的矮个男子，他吸着烟斗在读报纸。”
“什么报纸？”我问道。
我的委托人似乎不大高兴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反问道。
“关系重大。”
“我还真没留意。”
“那你看出那是大张的报纸还是小本的周刊一类了吗？”
“对了，经你这么一提，我想起不是大张。也许可能是《观察家》杂志。不过说实在的，我当时真顾不上这类小事儿了，因为屋里还有一个人背对窗子坐着，我敢说他就是戈弗雷。当然我看不见他的正脸，但我熟悉他肩膀的外形。他用手支着头，形容十分忧郁，身子朝着壁火。我刚要设法行动，突然有人重重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原来上校就站在我身旁。
“‘到这边来，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楼内，我一直跟着他走到我的住房。他在门厅里拿起一张火车时刻表。
“‘八点半有一班火车开往伦敦，’他说，‘马车八点钟在大门外等。’
“他脸都气白了。我觉得非常尴尬，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道歉话，竭力辩解说，我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担心才这么做。
“‘这个问题用不着再谈，’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家庭的权利。你到这儿来是作为客人，但你成了暗探。先生，我只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不要再看见你。’
“这下子我也火了，我说了些不客气的话。
“‘我看见你儿子了，我认为你是为了个人目的不让他见人的。我不知道你把他关起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我敢肯定他已失去行动自由。我告诉你，上校，除非我确知我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努力来弄清真相，我也绝不会被你的任何恐吓所吓倒。’
“上校听完我的话怒不可遏，脸色狰狞，我真以为他可能动手。我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瘦削的、狂暴的高大老头子，虽说我不是弱者，可我也很难对付他。但是他在狂怒地瞪了我半天之后转过身就走出去了。我呢，早上按时乘火车走了，我的意图就是立即来找你听取你的意见并求得你的帮助，这就是我写信与你约会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的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大概精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来，这个案子并不难解决，因为事情的线索并不复杂。尽管简单，但这个案子却有些新奇有趣之处，所以我才冒昧地把它记录下来。接着我就用我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缩小可能的答案范围。
“宅子里一共有几个仆人？”我问。
“依我看，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的生活看来极其俭朴。”
“那么在花园小屋内没有仆人了？”
“没有，那个留胡须的矮个子男人并不像仆人。看来身份要高得多。”
“这一点很有启发。你注意过有人往那所房子送饭菜吗？”
“经你这么一提，我倒记起来了，的确看见老拉尔夫提着一个篮子朝着平房的方向往园里走去。当时我并没往食物上想。”
“你在当地进行访问打听了没有？”
“打听了。我和火车站站长以及村内旅馆主人攀谈过。我只是简单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伙伴戈弗雷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曾回过家，但紧接着就外出了。看来关于他旅行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接受。”
“你没有向他们提到你的猜疑吗？”
“一点也没提。”
“这很明智。这件事是要调查的。我要跟你一起到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一趟。”
“什么时候呢？”
“下周一吧。这几天我还有另外一桩案子需要了结。”过了一个星期，我在詹姆斯·M.多德先生的陪同下，踏上去贝德福郡的旅程。在我们驱车路过伊斯顿区的时候，我把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也接到车上，我是事先跟他约定好的。
“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向多德说，“请他在场也许一点用也没有，但是也许起决定作用。目前不必细谈这一点，到时候就知道了。”
凡是读过华生写的记录的读者，想来已经熟悉我的做法，就是在侦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我是不多说话、不泄露想法的。多德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没有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一同继续赶路了。在火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故意让随行的那个同伴听见。
“你说你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你朋友的脸，所以敢肯定那是他本人，是吗？”
“关于这点没有问题。他的鼻子贴住玻璃，灯光正照在他脸上。”
“不会是另一个长得像他的人吗？”
“不可能，确实是他。”
“但是你又说他的样子变了。”
“只是颜色变了。他的脸色是……怎么说呢……那是鱼肚白色，他的皮肤变白了。”
“是整张脸都苍白吗？”
“我想不是。我看得最清楚、最白的是他的前额，因为额头贴着玻璃。”
“你叫他的名字了没有？”
“我当时又惊又怕，没有叫。后来我就追他，我已经告诉过你，没追上。”
我的侦查已经基本完成了，只再需要一个小情况就可以全部完成。
经过一番旅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多德描述的这座奇怪而散漫的庄园。开门的是老管家拉尔夫。我已经把马车全天租下来了，就请我的老朋友先坐在车上等着，我们请他时再下车。拉尔夫是一个矮身材、满脸皱纹的老头儿，穿着传统的黑上衣和灰点裤子，只有一点很特别，他戴着黄皮手套，一看见我们他就甩下手套放在门厅桌子上了。我这个人，正如我朋友华生说的，有着出奇灵敏的感官。当时屋里有一种不明显的、但是带有刺激性的气味。它似乎就是从门厅桌子上发出来的。我一转身，把帽子放在桌上，又顺手把它弄到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拾帽子，趁机使我的鼻子挨近手套不到一英尺。不错，这股类似柏油的怪味儿确是从手套上发出来的。侦查已经完成。我进入书房。唉，我自己写记录就这么直白，实在不高明！华生笔下的是那样引人入胜，不正是靠隐去这些环节吗？
上校不在房里，但是一听拉尔夫的通报立刻就来了。我们听见他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楼道走来。他猛一推门就冲了进来，胡须立起，眉眼也都立起来了，确是一个少见的凶狠老头子。他手里拿着我们的名片，用力一撕，扔在地上，用脚乱踩。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这个多管闲事的浑蛋，我不准你登我的门！我绝不许你再来，如果你胆敢不经我允许再上这儿来，我就有权使用暴力，我枪毙了你！我坚决枪毙你！至于你，先生，”他转向我说：“我给你同样的警告。我知道你的可耻职业，你可以上别处去显示你的本事，我这里用不着你。”
“我不能走，”我的委托人坚决地说，“除非戈弗雷亲口告诉我他的自由没受限制。”
我们的这位不情愿的主人按了一下铃。
“拉尔夫，”他命令道，“给本地警察局打电话叫他们派两名警察来。就说有贼。”
“等一等，”我连忙说，“多德先生，你应该知道，埃姆斯沃斯上校是有权利的，我们无权进入他的住宅。另一方面，他也应该知道你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他儿子的关注。我冒昧地说，如果允许我和埃姆斯沃斯上校谈五分钟，我可以使他改变他对这件事儿的看法。”
“我没那么容易改变，”老上校说，“拉尔夫，执行命令。你还等什么？快打电话！”
“不行，”我说着往门上一靠，“警察一干涉就恰恰会导致你所惧怕的结局。”我掏出笔记本在一张撕下的纸上匆匆写了两个字。我把纸递给上校说：“这就是我们前来的原因。”
他凝视着纸条，脸上除了吃惊以外什么表情都消失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无力地说着，沉重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的职业就是把事情弄清。这是我的业务。”
他沉思着坐在那里，瘦削的手摸着蓬乱的胡须。终于，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好吧，既然你们非要见戈弗雷不可，就见吧。这事儿我不负责，是你们迫使我做的。拉尔夫，去告诉戈弗雷先生和肯特先生，我们过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之后我们已经走过了花园小径，来到神秘小屋前面。一位蓄胡须的矮男子站在门口，脸上露出十分诧异的神情。
“这太突然了，上校，”他说道，“这完全打乱了咱们的计划。”
“我实在没办法，肯特先生，人家迫使咱们这样做。戈弗雷先生在吗？”
“是的，他在里边。”他说着转身领我们走进一间宽敞而陈设简单的屋子。有一个人背朝着壁炉站在那里。一见那人，我的委托人立刻跳上前去伸出手来。
“嗨，戈弗雷，见到你太好了！”
但是对方挥手叫他后退。
“不要碰我，吉米。不要走近我。是的，你非常惊讶！我已不像那个骑兵中队的棒小伙子、一等兵埃姆斯沃斯了，是吧？”
他的面容确实是异常的。可以看出他本来是一个五官端正、皮肤被非洲阳光晒黑的漂亮男子，但是如今夹杂在黝黑皮肤之间有一些怪样的白斑，这使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就是我不见访客的缘故，”他说道，“你我倒不在乎，但用不着你的同伴。我知道你的本意是好的，但这么一来对我不利。”
“我只想确认你安全无恙，戈弗雷。那天夜里你往我窗里瞧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后来我就不放心，非把情况弄清不可。”
“老拉尔夫跟我说你来了，我禁不住要瞧瞧你。我希望你没看见我才好，后来我听见开窗子的响声，我只好跑回小屋。”
“到底是怎么搞的，何必这样？”
“这个事儿倒也不难说清楚，”他说着点燃一支香烟，“你记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吗，就在比勒陀利亚外边的铁路西线上，你听说我受伤了吗？”
“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有三个人被切断了和本部的联系。地势很不平坦。有辛普森--就是外号叫秃头辛普森的那个人--有安德森，还有我。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但是他们埋伏起来，把我们三人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像猎枪的子弹。但是我拼命趴在马上，跑了几里路我才昏过去掉下马来。
“等我苏醒过来，天已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感觉异常虚弱。使我吃惊的是近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有南非式的游廊和许多窗子。天气很冷。你知道那种夜晚袭来的令人发僵的寒冷，那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难以忍受的死冷，和爽利明快的霜冻很不一样。简单说吧，我感到彻骨地寒冷，唯一的希望就是设法到达那座房子。我拼死力站立起来，一步一步拖着，几乎已经没有知觉。我只依稀记得爬上台阶，走进一个大敞着的门，进入一间摆着几个床位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嘴里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被子已摊开，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被子往我颤抖的身上一拉就睡熟了。
“我醒来时已是早晨，我不但没有进入一个健康的世界，反而仿佛来到一个噩梦的世界。非洲的阳光从宽大无帘的窗子射进来，使这间刷成白色的大而宽敞的宿舍显得特别明亮。我面前站着一个矮如侏儒的人，脑袋硕大如鳞茎球，口中急切地说着荷兰话，挥动着一双海绵般的变形而可怕的手。他身后站着的一群人仿佛都觉得眼下这情况很有意思，但我看到他们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形。每一个人不是歪七扭八就是臃肿变形。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什么都难听。
“看来他们全都不会讲英语，但是情况非得说清不可，因为大脑袋越说气越大，后来一边怪叫着一边用他那变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而不管殷红的血液从我伤口直流。这个小怪物力大如牛，要不是有一个年长的负责人听见这屋的嘈杂声走过来，真不知他会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他用荷兰语责备了几句，揪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转向我，睁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他诧异地问道，‘别动！我知道你已疲惫不堪，你肩上的伤口需要处理。我是医生，我马上找人给你包扎。不过，小伙子！你在这里比在战场上要更危险。你是在麻风病院里，你在麻风病人的床上过了一夜。’
“吉米，我还用说别的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病人在前一天都被疏散走了。第二天，由于英军开来，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医院。他说，尽管他自以为有免疫力，他也绝不敢像我那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把我放在一间单独病房内，细心地护理我，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你看，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希望能侥幸，但是等我回到家里，我脸上出现的这些可怕症状终于宣布了我未能逃脱被感染的命运。怎么办呢？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住在一座平静无邻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仆人。这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他愿意陪我同住。这样处理是十分简单的。而另一条路则是极其可怕的：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被终生隔离，永远不得释放。但是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风病院的。吉米，就连你也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让步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全告诉他。”
“确实如此，”我说道，“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敢问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
“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一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说，“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专家来提供他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我这么一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之状，简直就像新提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首相似的。
“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地说道。
“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咱们可以到你书房去，我来作些解释。”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张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本来只是系统常识的侦查术给夸大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照实叙述，就像那天在上校书房里我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的是几种解释，如果这样，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实，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根据来支持的解释。具体到眼下的这个案子。一开始，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只有这几种可能。那么，就需要分析甄别这几种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