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外走时，福尔摩斯说：“这是建筑师的有利条件。他不需要任何帮手就能给自己准备一间密室--当然，除了他那个女管家。我应该马上把她也放进你的猎囊。”
“我接受你的意见。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福尔摩斯先生？”
“我先断定他就藏在屋里。当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走廊的时候，发现它比楼下那条同样的走廊短了六英尺，这一来他的藏身之处就十分明确了。我料到他没有勇气能在火警面前待着不动。当然，我们也可以进去把他抓住，但是我觉得用这一招逼他出来更有意思。再说，雷斯垂德，上午你嘲笑了我，我也该迷惑你一下作为回敬了。”
“嗯，先生，你的确向我报复了。但你是怎么知道他还藏在屋里的呢？”
“那个拇指印，雷斯垂德。你当时说它是决定性的。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它真是决定性的。我知道前天那里并没有这个指印。我对细节非常注意，这一点你也知道。而且那天我检查过大厅，墙上确实什么也没有。因此，指印是后来在晚上按上去的。”
“但是是怎么按上去的呢？”
“很简单。那天晚上他们把分成小包的字据用火漆封口的时候，约纳斯·奥德克叫麦克法兰用大拇指在其中的一个封套上的热火漆上按一下粘牢它。这个年轻人很快、很自然地这样完成了，我相信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很可能这是碰巧发生的事，奥德克本人当时并没有想要利用它。后来他在密室里盘算这件案子的时候，忽然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个指印制造一个可以证明麦克法兰有罪的确证。他只要从那个火漆印上取个蜡模，用针刺出足够的血涂在模子上面，然后夜里亲自或者叫女管家把印按在墙上就行了。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如把那些被他带进密室的文件检查一遍，你准能找到那个有指纹的火漆印，我敢打赌。”
“高！”雷斯垂德说，“实在是高明！经你这样一讲，所有疑问都清清楚楚了。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大骗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位态度傲慢的侦探忽然变得像个小学生在问他老师问题一样，我看着真是有趣。
“我认为这不难解释。正在楼下等着的这位绅士是个很狡猾、狠毒、记仇的人。你知道他曾向麦克法兰的母亲求婚而被拒绝吗？你不知道？我早提醒过你应该先去布莱克希斯，然后去诺伍德。后来，这种感情上的伤害使他邪恶诡诈的心里又多出了怨恨，他一生都在计划报复，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最近一两年里，他运气太差--大概是暗中从事投机生意失败，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他决心要骗其他所有的债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一个叫柯尼利亚斯的先生开出了大额支票。我猜想这是他本人的化名。我还没有追查过这些支票，但是我相信这些支票全都用这个名字存进了外地一个小镇的银行，奥德克时常去那个小镇，改头换面在那里生活。他打算将来改名换姓，把这笔钱取出来，然后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嗯，完全可能。”
“他想，假如他能做出他被旧情人的独子谋杀了这样一个假象，他就可以销声匿迹，同时又报复了他的旧情人。这个毒计谋不失为一个杰作，并且他像个大师即将把它实现。为了造成一个明显的犯罪动机而写的那张遗嘱，要麦克法兰瞒着父母私下来见他，故意留下手杖，卧室里的血迹，木料堆中的动物尸骨和他自己的纽扣--这一切都令人叹服。他布下的这张罗网，在几小时前看来仍是牢不可破的，但是他缺少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知道在什么时候停住的天赋。他想把已经套在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一些，结果是画蛇添足，把一切都毁了。我们下楼去吧，雷斯垂德。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他。”
那个恶棍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坐着，一边站着一个警察。
“那只是一个玩笑，我的好先生--一个恶作剧，没有别的用意，”他不停地哀求，“我向你保证，先生，我藏起来只是想知道我的失踪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不至于认为我会让年轻的麦克法兰先生受到任何伤害吧？”
“那要由陪审团来决定，”雷斯垂德说，“不管怎样，即使不是谋杀未遂，我们也要控告你密谋罪。”
“你大概马上就会看到你的债主要求银行冻结柯尼利亚斯先生的存款了。”福尔摩斯说。
奥德克吃了一惊，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的朋友。
“我得感谢你，”他说，“也许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我想今后几年里你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了，”他说，“顺便问一下，除了你的裤子以外，你还把什么丢进了木料堆？一条死狗，几只兔子，还是别的什么？你想说？唉，你多不客气呀！没关系，我想有两只兔子就足够解释那些血迹和烧黑了的骨灰了。华生，如果你要写一篇案件的经过的文章，你就写兔子吧。”
跳舞的人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躬着瘦长的身子，埋头盯住面前的一支化学试管，试管里正煮着一种气味非常刺激的化合物。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从我这里望去，就像一只瘦长的怪鸟，全身披着深灰的羽毛，头上的冠毛却是黑的。
他忽然问我：“华生，你是不是不打算在南非投资了？”
我吃了一惊。虽然我已经对福尔摩斯的各种奇特本领习惯了，但他这样突然道破我的心事，仍出乎我的意料。
“你怎么会知道？”我问他。
他在圆凳上转过身来，手里拿着那支冒气的试管。他深陷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想笑的样子。
“现在，华生，你承认你吃了一惊。”他说。
“我是吃了一惊。”
“我应该叫你把这句话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五分钟后你又会说这很简单。”
“我一定不说。”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华生，”他把试管放回架子上去，开始以教授对他班上的学生讲课的口气说下去，“做出一串推理来，并且使每个推理取决于它前面的那个推理，而本身又简单明了，其实这并不难。然后，把中间的推理统统去掉，只对你的听众宣布起点和结论，就可以制造出惊人的、也可能是夸张的效果。所以，我看一眼你左手的虎口，就有把握说你并不打算把你那一小笔资本投到金矿中去，这并不难推理出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看似没有，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这些密切的联系。这一条非常简单的链条中缺少的环节有：一，昨晚你从俱乐部回来时，左手虎口上有白粉；二，只有在打台球的时候，为了稳定球杆，你才会在虎口上抹白粉；三，除了瑟斯顿，你从不跟其他人打台球；四，你在四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瑟斯顿有购买某项南非产业的特权，再有一个月就到期了，他想跟你合伙；五，你的支票本锁在我的抽屉里，你一直没跟我要过钥匙；六，你不打算把钱投资在南非。”
“太简单了！”我叫起来了。
“正是这样！”他有点不高兴地说，“每个问题，一旦加以解释，就变得很简单。这里有个没弄清楚的问题。看看怎样能解释它，我的朋友。”他扔了一张纸条在桌上，又开始做他的试验了。
我看见纸条上画着一些荒诞无稽的符号，十分诧异。
“嘿，福尔摩斯，这是一张小孩子的画。”
“哦，那是你的想法。”
“难道还会是别的吗？”
“这正是希尔顿·丘比特先生急着想弄明白的问题。他住在诺福克郡马场村庄园。这个小谜语是今天早班邮车送来的，他本人准备乘第二班火车来这儿。华生，有人在按门铃。不出意外，来者就是他。”
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个绅士，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眼睛明亮，面颊红润，说明他住的地方远离贝克街的雾气。他进门时，似乎带来了一些东海岸浓郁、新鲜、凉爽的空气。他跟我们握过手，正要坐下来的时候，目光落在那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纸条上，那是我刚才仔细看过以后放在桌上的。
“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解释呢？”他大声说，“他们告诉我您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看没有什么比这更稀奇的了。我把这张纸条先寄来，是为了让您在我来以前有时间研究它。”
“的确是一件很难看懂的作品，”福尔摩斯说，“第一眼看去就像孩子们开的玩笑，随意在纸上横着画了些奇形怪状的跳舞的小人。您怎么对一张这样怪的画这么重视呢？”
“我是不会重视它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妻子很重视。这张画快把她吓死了。她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很害怕。这就是我要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的原因。”
福尔摩斯把纸条举起来，太阳正好照着它。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那些跳舞的人是用铅笔画的，排列成这样。
福尔摩斯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很小心地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他的皮夹里。
“这可能成为一件最有趣、最不平常的案子，”他说，“希尔顿·丘比特先生，您在信上告诉了我一些细节。但是我想请您再给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讲一遍。”
“我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这位客人说。他那双手大而有力，神经质地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如果什么地方讲得不清楚，您尽管问我好了。我就从去年我结婚前后开始讲起，但我想要声明一点，虽然我不是个有钱的人，我们家族住在马场村大约有五百年了，在诺福克郡也没有哪家比我们更出名。去年，我到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纪念，住在罗素广场一所公寓里，因为我们教区的帕克牧师住的就是这所公寓。在这所公寓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美国小姐，她姓帕特里克，全名是埃尔茜·帕特里克。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还没有等到我在伦敦住满一个月，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我们悄悄在登记处登记结了婚，然后一起回到了诺福克。一个名门子弟居然以这种方式娶一个身世不明的妻子，您肯定觉得我发疯了，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您要是见过她、了解她的话，您就能理解了。
“当时她在这一点上很直率。埃尔茜的确如此。我不能说她没给我改变主意的机会，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要改变主意。她对我说：‘我一生中交往过一些可恨的人，现在只想忘掉他们。我不愿意再提过去，因为这会使我痛苦。希尔顿，如果你娶我的话，你娶到的女人没有做过任何使自己感到羞愧的事。但是，你必须相信我的承诺，并且允许我对在嫁给你以前我的一切经历保持沉默。要是觉得这些条件对你太苛刻了，那你就回诺福克去，而我照旧过我的单身生活。’就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她对我说了这些话。我告诉她我愿意依她的条件娶她，我也一直遵守着我的诺言。
“我们结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一直过得很幸福。可是，大约一个月前，就在六月底，我第一次看见了麻烦来临的预兆。那天我妻子接到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我看到上面贴了美国邮票。她的脸色变得煞白，把信读完就扔进火里烧了。后来她没提过这件事，我也没提，因为我必须遵守诺言。从那时候起，她片刻不得安宁，脸上总带着恐惧的神色，好像她在等待着什么。但是，如果她不开口，我什么都不会说。顺便说一下，福尔摩斯先生，她是一个老实人。不论过去她在生活中经历过什么不幸的事，那也不是她自己的过错。我不过是诺福克的一个普通乡绅，但是在英国再没有别的家庭声望比我高了。她很清楚这一点，而且在跟我结婚之前她就很清楚了。她决不愿意使我们一家的声誉蒙受任何污点，这我完全相信。
“好，现在我谈这件事可疑的地方。大概一个星期以前--就是上星期二--我发现在一个窗台上有人画了一些跳舞的滑稽小人，跟那张纸上的一模一样，是粉笔画的。我以为是小马倌画的，可是他发誓说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样，那些跳舞小人是在夜里画上去的。我把它们擦掉了，后来才跟我妻子提起这件事。使我惊奇的是，她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而且请求我，如果这样的画再出现，让她看一看。连着一个星期，什么也没出现。昨天早晨，我在花园日晷仪上找到这张纸条。我就拿给埃尔茜看，她一看立刻昏倒了。以后她就像在做梦一样，精神恍惚，眼睛里一直充满了恐惧。福尔摩斯先生，就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封信，连那张纸条一起寄给了您。我不能把这张纸条交给警察，因为他们一定会笑话我，而您会告诉我怎么办。我并不富有，但万一我妻子有什么灾难，我愿意倾家荡产来保护她。”
他是个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漂亮男子，淳朴、正直、文雅，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和一张俊秀的脸。他对妻子的爱和信任都写在了脸上。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完了这段经历以后，坐着沉思了一会儿。
“丘比特先生，您不觉得，”他终于开口了，“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让您妻子把她的秘密告诉您？”
希尔顿·丘比特摇了摇头。
“诺言总是诺言，福尔摩斯先生。假如埃尔茜愿意告诉我，她早说了。假如她不愿意，我不强迫她说出来。不过，我自己想办法总可以吧。我一定得想办法。”
“那么我很愿意帮助您。首先，您听说您家来过陌生人没有？”
“没有。”
“我想你家乡那一带是个很平静的地方，任何陌生面孔出现都会引人注意，是吗？”
“在很邻近的地方是这样的。但是，离我们那儿不太远，有好几个牲口饮水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经常留宿外人。”
“这些难懂的符号肯定有一定含义。如果是随意画的，我们几乎无法解释。不过，假如它有一定的规律，我相信能把它彻底弄清楚。但是，仅有的这一张太简短，使我无从着手调查。您提供的这些情况又不够清晰，不能作为调查的基础。我建议你先回诺福克去，密切关注，把可能出现任何新的跳舞的人照原样临摹下来。早先那些用粉笔画在窗台上的跳舞的人，没有复制一张下来，真是太遗憾了。您还要细心打听一下，附近来过什么陌生人。您什么时候收集到新的证据，再来这儿。我现在能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新情况，我随时可以赶到诺福克您家里去。”
客人走后，福尔摩斯变得沉默起来，经常陷入沉思。一连数天，好几次我见他从皮夹里取出那张纸条，花很长时间仔细研究上面那些古怪的符号。可是，他绝口不提这件事。直到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要出去，他把我叫住了。
“华生，你最好别出去。”
“怎么啦？”
“因为早上我收到希尔顿·丘比特的电报。你还记得他和那些跳舞的人吗？他应该在一点二十分到利物浦街，随时可能到这儿。从他的电报中，我推测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新情况。”
没过多久，这位诺福克的绅士坐马车直接从车站赶来了。他看上去又焦急又沮丧，眼神疲惫，额头上满是皱纹。
“这件事真折磨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着，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当你感觉到无形中有人把你包围，又不清楚谁在算计你，这就够闹心的。加上你又看见这件事也在一点一点地折磨自己的妻子，那不是任何血肉之躯能忍受的。她给折磨得日渐消瘦了，我亲眼见她瘦下去。”
“她说了什么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