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万坚持说：“给他留着那只手，下次开讨论会，好有一只手拿冰棍。”
保安照他的指示做，把着名诗人的右手按到地下室的水泥墙上。着名诗人哭着叫着，说一句实话：
“我十二年没写诗啦！雄鸡一叫天下痛啊！”
诗人的毛病，就在于往往夸大了个人的痛苦啊。天下的诗人多得像赶集，个把诗人十年八年不写诗，只带一根富人瞧不起的穷鸡巴，到处赶着去开讨论会，他叫得再凶，也没有一根社稷的神经会痛。在江山和美人还没有被一场又一场作品讨论会搞得神经麻木的时候，诗文还是经国大业，诗人一飞冲天，一叫惊人，上帝还会被吓醒，在天堂摆下餐桌，请诗人吃饭，用世界语说“亲爱的诗人请用吧”。诗人在地下室被敲断偷鸡摸狗的指头，惨叫不止，没有人听见，就是因为诗人不写诗了，专门在讨论会上发言，连魔鬼也听够了不痛不痒的大白话，再也不会为身体真痛的诗声动心了。海滨乐园的白天正常到来，吃早饭的时候，大家没看见省城的着名诗人，没有一个人问问他怎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诗人的另一种毛病就是晚上不睡觉，早晨不吃饭，越是着名，越是这样。北纬三十六度的海湾提前进入了凉季，不适合游泳了，女专家带的泳衣在手提箱里放着，没有拿出来，很遗憾又要原封不动带回去了。大家去陆地上参观。车上少了省城的着名诗人，没有人知道他被夤夜赶出了乐园，还以为他提前离会，赶另一场讨论会去了。大家心照不宣，波澜不惊，没有人问一问另一场讨论会在哪里开，“会主”是哪一位诗人，或者作家，这样的“赶会”经验谁都有过，没有必要为别人的一次赶会大惊小怪，三河自有令人大叫“哇噻”的景色。
三河历史上，固然没有名人留下遗迹，供人凭吊，二十一世纪的诗人乔乔的诗，却已经刻在了仙姑洞旁边的山岩上，漆成红色，就是“一枝红艳”那一首。红尘滚滚，勒石为证，成心让莫姑静不下心来，修不成异功。日本人为秃尾巴老李母亲墓立的石碑，倒是青铮铮的世外模样，没有人间的温暖。凭日本人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精明的商业头脑，他们不应该相信，神仙会把母亲的坟墓留在地上。他们以片假名为桥梁，搭上中国文化的轮渡，定然也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汉文化真谛。他们装疯卖傻，为一个莫须有的神仙母亲立碑，掩盖的其实是文化侵略的本质，他们用青茬石，而不用白理石做碑料，到底还是暴露了阴森森的心理隐秘——专家们如是评论。在一场又一场讨论会上，专家们要是能够一直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就好喽。可惜他们一到金子多的地方，就彻底地“金迷纸醉”了。在三河市黄金冶炼厂，他们看见了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大金锭，立刻就失去了准确的判断。金锭像一个实心的驴槽子，倒扣在桌子上，主人允诺，谁能用一只手拿起来，就归谁所有，人人都去试了试，连女士也伸手摸了摸。在此前的展览日子里，金锭已经被无数的人试过摸过，光溜溜的，自然拿不起来。主人让大家看纪念册上的大照片，有个把女人抱着金锭留了影，谁都认出了，此人在不同时代的电影里电视里频频露面，张着大嘴嚎唱，人人惊叹，羡慕不已。没有一个专家头脑冷静，能指出此人的嘴太大（用现代性学观点看，也不是所有的大嘴都性感），鼻子长得太凶，已经老了，不值得称羡。女专家对女性明察秋毫，善于挑剔，也没有指出来，只含蓄地提了提此人在上一个时代的逸闻，与政治和权力有关，这才引起了专家们的严肃思考：政权和黄金，为什么会如此青睐戏子呢？他们的思考来不及深入下去，就被拉进了首饰店。店家声称，本店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金店，包总提前打了招呼，特别优惠，七折卖给各路专家，每人限量，可买三条项链四枚戒指。男专家要求，要是买了送给情人，而不是送给老婆，可否增加一条，店家答应了，问女专家同意不同意。没有一个女专家回答。事情明摆着嘛，这样的优惠条件，只适用于男人。重新上车以后，男专家用手指头捏着金饰物，满车里打量，送给哪一个合适，身体摇晃着，手指头摇晃着，动摇不定，心旌紊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卫生城便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在发黄的史页中找不到名流支撑老面子的三河人，要想把卫生城当作新门面引人称奇，注定了还要失望。从不产金子的地方来三河的人，只有到黄金冶炼厂试一试，一只手抓不起倒扣的实心驴槽似的金锭，才会惊叹。他们有人从世界上最宽的大街走来，三河就是扒掉老房子，把大街整得再宽，树起铁栏杆，让车和人走不同的路线，仍然是县城的一条街。红绿灯的四个路口和正中，全都站上警察，才站五个，远不如阅兵。三河县城的街道上，修起漂亮的新型厕所，里外都贴了瓷砖，锁了门干干净净的，也不行。三河人还自称豪华，其实更豪华的厕所，已经在南方和北方的大城市投入使用了。人家的厕所里安装仿古灯，能让人照着发思古之幽情，顾影自慰，还装了大理石楼梯，木结构扶手，踩着摸着，有如绵绵不断的木石之盟，让人想起爱情。还设有彩电、VCD、滚动式电子显示屏，让人屙着看着，不忍离去，沉醉于艺术。艺术普及到厕所里，才会省去好多讨论会的花费，没有钱的穷诗人也可以买了门票，把各路专家请到厕所里蹲下。三河人东流河换沙，有了水跑船也不行。他们刚刚玩上水，打了伞在河里划船，人家又开始玩雪了，把水从地底下、从水库里抽出来，发动了电力造雪，铺起雪道滑雪，穿皮靴穿风雪衣，过俄罗斯日子。三河的卫生城创建，在地上造出了一件件引人注目的工程，各路专家视而不见。他们注目天空，一根根大烟囱迎面扑过来，他们才大叫了“哇噻”。其实，在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大烟囱更高、更多，三河的大烟囱不值得他们如此大叫。他们大叫，是因为三河的大烟囱一根根刷了油漆，一节白，一节蓝，又规整又光洁地刷上去，不冒烟的时候，就不是烟囱的本来模样了。男专家装起了金饰物，问女专家，刷了蓝白相间油漆的大烟囱像什么。女专家认真地想一想，发挥诗的想象，说：
“像巨大的阴茎戴了外国套子。”
这样的诗句，新世纪的诗人乔乔还写不出来，它带了“大跃进”诗歌的遗风，类似于把大烟囱当烟袋凑到太阳上去抽烟的“大跃进”夸张。那时候，一个县要出一个李白，出一个郭沫若，诗人也曾经出了很多，作品讨论会倒开得很少，只是把“大跃进”诗歌编成了书。“万岁高呼三脱帽，两番跃进再加鞭”——现在是第二番跃进了吧，开了这么多讨论会，大烟囱都戴上了外国的套子。女专家从第一番跃进走过来，脸上带了岁月大踏步跨过的风霜，比中国先进了二十年的英美护肤霜也遮掩不住，做情人显然不合格了，男专家不准备把金饰物送给她。不过，她惊人的比喻，大胆的想象，还是把讨论会推向了新的高潮。一般说来，讨论会到了游玩买东西阶段，就临近尾声，意兴阑珊了，除非有新的热点爆出，难得再起高潮。三河，如果你不创建卫生城，不给一根根大烟囱戴上惹人注目的套子，单单依仗你的黄金，人家摸一摸搬不动，也就不会喜欢你赞叹你了。“男人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是‘他要’。”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尼采，好像是看透了男女奥秘，其实他没有看见三河的大烟囱戴了卫生套子，他依然是隔岸观火，只看见烟尘。“对追求者而言，人类乃是属于有着红颊的动物。”那么，到底是哪一只动物追求哪一只动物呢？女人的幸福，就不允许建立在红颊无羞中，说一声“我要”吗？
一只手掏
对卫生城创建总指挥豆腐筐子市长彭妮娜来说，她的幸福，的确建立在她无可餍足的“我要”中，不过，邹老师不要，她的幸福还是在一只想象的鏊子里煎熬，让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对了。伟大的哲学家，如果自己的爱情不幸福，他就会言中别人爱情悲剧的症结。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罗浮宫着火，尼采闻知，感到了无可名状的震惊与悲伤。他担心被誉为世界三宝的《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也会遭到损毁，美丽绝伦的女人将从艺术中永远消失。在巴塞尔，尼采着急地寻找布克哈特，后者也在寻找他，他们在街上错过了。后来他们终于相会。据尼采的妹妹说，在布克哈特这位瑞士文化史家关上门的房间里，传出了两个男人的啜泣声。这两位“红颊动物”的追求者，他们的痛苦不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幸福不是男人的“我要”，也不是女人的“他要”，而只是两个男人同时的“我要”，为了哲学、艺术和文化，惺惺相惜。由于文艺复兴最先在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第勒尼安海三面环围的亚平宁半岛发生，布克哈特曾说，意大利因之而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比较起来，大西洋那边的美国，只是小儿子的孙子的孙子，美国人没有理由把自己弄得那么舒服，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幸福完全来自于“我要”，以自我为中心。看了计生委主任刁秀花把美国人造的那么多器具，从电脑深处调出来，彭妮娜叹息、惊讶、羡慕，不一而足。最初的感受过去以后，她便感到深深的不平了。她要是知道，美国的富人曾经有言，“如果政客们败事有余，仅在贿赂下才行成事之职，那么，我觉得，行贿就是我们的职责”，她就会明白，美国人造的那些自慰器具，也常常用来“慰他”（她）。性贿赂到达了太空，自然也不会漏掉白宫。莱温斯基会不会是共和党打出的一张牌？玛丽莲·梦露可曾被当做一发“肉弹”？刁秀花把“美国宝贝”添入彭妮娜的“收藏夹”，以便彭妮娜能随时调出来，玩赏一番，可惜恰如火上浇油，热锅里撒盐，电脑里的物体看上去逼真可触，伸手一摸，还是荧光屏冷冰冰的壳子，根本不能拿过来就用。深圳代理商信誓旦旦，保证为顾客保密，刁秀花还想出了进一步的保密措施，让商家按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地址邮寄，写刁秀花的名字，权作避孕药，彭妮娜还是下不了决心铤而走险，买回来一试。是美国造的原装货吗？会不会是深圳人假冒了美国商标骗人的？多少假冒伪劣洋货，都是从深圳传过来的呀！深圳得风气之先，藏污纳垢，传播病毒，贻害北方，消失了几个时代的北方性病，难道不是从深圳传过来蔓延的？性病不分南北，染上就传，皆因人纵有万千，不过男女，同样的家伙，都是脆弱的。
环保局长高恩川高高大大的，看着甚好，彭妮娜也准备放弃了。卫生城创建之初，高恩川放下跟打锣山国营大矿的官司不打，让打锣河的脏水照旧往下流，做彭妮娜的助手，领导建设卫生城，常常被彭妮娜的专线电话叫出来，连夜转一转。他经验丰富，看出了东流河大桥上的孤身女子是妓女，桥下野合的男女是因为没有房子，那时候，彭妮娜还没有起意把高恩川当一个“我要”的目标。杭书记缺乏幽默感，不解荤呱儿，在一次又一次卫生城建设调度会上，说“彭市长都累瘦了”，想激发人家的同情。有一次彭妮娜不戴乳罩，跟高恩川转着转着停下来，在路灯能把她夏天的衣服照透的地方站定，大胆直露地问高恩川：
“你说我瘦了没有？”
高恩川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一点儿没瘦，还像原来一样。”
她进一步追问：“你知道我原来什么样？”
高恩川回答不上来了，支支吾吾：“就是……就是……杭书记说的那样嘛。”
她气不打一处来，切齿咒骂，像一个不够副处级的泼妇：“官僚主义，真他妈了个臭×害死人啦！”
高恩川假装糊涂：“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啊。”
她气急败坏地紧逼：“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高恩川微微一笑：“难得糊涂。”
她把手抬起来，往很远的天空一指：“我一看见那大烟囱就来气，它那么高那么大，有什么鸡巴用？”
高恩川附和她：“就是啊，黑乎乎的。”
她当即决定：“我给它戴上套子！”
这就是三河县城的大烟囱一道蓝一道白油漆起来的最初动因。除了高恩川，只有刁秀花能看透彭妮娜的心底隐秘；参加乔乔作品讨论会的女专家，从“大跃进”时代走过来，也能凭大胆的想象洞察。刁秀花指出了彭妮娜的一个失误：考虑到女人们会有更广泛的趣味，真不该把所有的大烟囱都弄成一个模样。她告诉彭妮娜，美国造的套子色彩丰富，有一种是粉红色，不打开的时候，像一顶小孩戴的帽子。彭妮娜埋怨男人们把脂粉气戴在自己身上，倒嫌女人没有粉面桃腮，她就没有下令纠正。说真的，她宁肯用美国的器具无情无义，她也不要女里女气的男歌星，兰花指翘起来弄腮的男旦，虚情假意的，腻味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