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子彬心头震动，久久无话，不知道如何应诺这位母亲。穷，不是障碍，只有穷人的干儿子，才去除了财利念头，能保持纯洁。问题是他将远行，别离也许即是永别，不能够膝前侍奉，嘘寒问暖，是没有资格随便许诺做儿子的。给祖国做儿子也是如此。在母亲贫穷的时候离开她，到美国去发财，自己过天堂的日子。美国导弹炸了母亲的房子，美国飞机碰死了母亲的老母鸡，心底里埋怨母亲不富裕，没有钱造更多的导弹，没有钱造翅膀更硬的飞机、航空“母机”，盼望着母亲长出更大的屁股，生出更多优良的小儿子养活母亲，以便让大儿子在美国把腰杆挺起来……这样的儿子凌子彬不做。如果包大万说的“一个鸟样”的“天边”，并不包括美国——美国金子多，提前建成了卫生国——凌子彬也不会到美国去，写一部富人的《黄金史》。美国未必干净。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是《黄金史》的总题记，它最恰切最透辟地涵盖了一部黄金的历史，犹如痛下之针砭，垂天之巨幕。
凌子彬乘坐的汽车先往东走，去海滨城市。那里不是他的归宿，却是他远行的起点。他不准备乘船往北走，无论坐火车南下或者西去，他都要朝宁慧摆摆手。他还没有走远，自然跟包大万说的那样，车里面也是“一个鸟样”。车票已经提价了，原因是，车前头增加了放影碟的机器。你多花了钱，却买不到逃避的权力，买来的倒是非看不可的无聊调笑、凶狠打斗、刺耳尖叫、恣情浪笑，这一切灌满整个车厢。身旁的女乘客张大了嘴看，一阵阵傻笑，没有人知道矿井里仍在死人，涌流的鲜血完全是真实的，不是那个总也打不死的香港武星，嘴里咬了盛颜料的皮袋。车到三河县城的十字路口，停下来等红灯，凌子彬朝车窗外看一眼，看到的画面更令人气愤难平。正是大牌子上写的事情，让人的生命混同草芥，置之不顾，那是个近年来在好多场合频频出现的巨大的倒计时牌，好像那个赶着车子拉日头走的人，在大家头顶挥动鞭子，每挥动一下，都让人的心里乱惶惶的。现在这个牌子上写的是：
“距离国家验收卫生城还有十三天！”
“十三”不是个吉祥的数字。在大规模引进洋草洋花洋节洋习俗的狂潮中，还没有引进对于数字的洋忌讳。丢掉了端午节不过，大过起圣诞节的民族，其实迫切需要认真地反思一下，屈原为什么死了，耶稣为什么死了。即便圣诞之夜吃饭吃得很晚，没有时间想到那么远，至少也应该想一想近一些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前，出了多少汉奸！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出过如此之多的叛徒呢？十三个人中出了一个叛徒，就能毁了上帝的性命，成千上万的叛徒告密，倒转杀人的枪口，怎么能毁不掉信仰呢？有多少“劣根”，就有多少“优根”，是这样吗？问题恐怕还不是这么简单。上帝呀，叫人如何走出思想的迷宫！十三个人吃饭，餐桌上布满危险，用十三天迎接卫生城验收，如果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满可以从容应对，慢慢地想出一些办法，根本用不着太慌乱。
理性的疯子
卫生城的大工程已经完成，不必担心。东流河换沙以后，下雨的水没有完全跑光，两岸砌石头抹水泥，下游修了水闸，实现了水里跑船。广场业已落成，铺了红色地砖，临街的一角立起了雕塑，是一只镀金的大鸟，像个雕，也像个凤，还像个孔雀，像个野鸡，总之，看的人喜欢什么，就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广场对面的街道通向机关幼儿园，幼儿园的院墙上写了大红字的标语，写的不像幼儿园的宗旨，倒像做买卖的广告词：“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为了一切孩子。”他们真的是菩萨心肠，能做到那么好吗？看看他们收费那么高，只有少数孩子才能被送进去照料，就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自作聪明，玩弄文字游戏，搔首弄姿。孩子毕竟是大人们生出来的，要送到哪里去成长，并不是由孩子自己决定的，大人们可不那么好愚弄好欺哄。他们与广场一街之隔，要游戏，就应该很好地配合卫生城验收，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带孩子们游戏，就是在国家来验收卫生城那一天，带孩子们到广场上去做游戏，游戏尽可能新式，丢手绢尚可，贴膏药就不必了。幼儿园园长接受了任务，立即布置下去，打乱原来的班级，挑选准备“双规游戏”的孩子。虽然，送到机关幼儿园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富人的子女，有一些还是习惯挂着鼻涕，难以通过国家的卫生验收，还需要严格选拔，优中选优，淘汰劣根，不能“一切孩子”都去。挑选“双规游戏”的“种子”小孩同时，幼儿园院墙上的标语又用红油漆刷了一遍，游戏意味浓浓地从白粉墙中渗出来。可以被人颠过来倒过去随意摆布的汉语，是它骨子里就埋下了游戏的种子，还是在游戏时代被人活生生强奸了呢？多少文字杂种像野草一样生出来，从幼儿园的墙上开始，到电视台的大演播厅扎营，谁还敢说“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谁来承建汉语卫生城？
像东流河跑船广场游戏这样的大项目，国家验收团必定会注意到，自然要做好充分准备，小地方也不可不防。居民区楼房间的小草房，春天里卫生城初建时，刷成了黄色，通过了省检查团的检查。国家验收团必然要求更严，眼睛里容不下混浊，所以小草房改刷白色。水泥板屋顶不刷色，保持灰蒙蒙的本色，估计国家验收团不会爬到小草房顶上，戴了白手套摸一摸。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细节。在验收团经过的街道路口，到时候安排人，在垃圾箱附近抽烟，抽完烟，假装找不到地方丢烟头十分着急，捏着烟头急来急去看到了垃圾箱，走过去把烟头丢进去。箱子里只放两包（或者三包）塑料袋装好的卫生垃圾，洒了香水。居民的卫生意识不光体现在卫生城的大街上，也弥漫在家里。倒计时牌上的时间还剩下六天，准备引进去检查的居民户，一家人就不上班了，专门在家里收拾卫生。验收团验收的那一天，家庭主妇到门口站着织毛衣，陪同验收的领导——自然是杭书记和彭市长了——看见了站着织毛衣的女同志就说：“到你家里看看吧。”女同志说“看看呗”，再说“欢迎领导光临”。杭书记和彭市长都不会弄错，因为，届时不准许不相干的人在门口站着织毛衣。凡是在门口站着织毛衣的女人家里，都分配了大学生，准备回答卫生知识。大学生从应届毕业刚刚就业的人群中选拔出来，在居委会经过了十五天的培训。
二十八号楼楼长马彩云的家里，配备了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当她的儿子和女儿。她自己又矮又粗的一对儿女，提前两天就不回家了。分配的儿女经过了严格挑选和搭配，模样都有点像马彩云，除非国家验收团带了仪器，进行DNA鉴定，否则看不出疑点。马彩云和假儿女新拍了合影，取代原来的全家福，挂到了墙上。相框里的其他照片也全部换过，镶入大学生在大学校园的草地上坐着、在校门口站着的照片，最早的一张真儿子的黑白照片没有取下，表示一家人的岁月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国家验收团只要不带仪器，即便是国家级的眼睛，也看不出照片有假——男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劈拉开的小腿之间，小鸡鸡像一个小蛹有一搭无一搭的样子，脸上的神情很紧张。长大后穿了裤子照相，才会显出不同的形貌，长成贤和不肖种种差别。虽然马彩云经过了长期的艰苦背诵，当督察员，严格考问过别人的卫生知识，她还是怕分配来的儿女答不好。大学生纵然参加过一次又一次学校考试，卫生城答题要面对国家验收团，他们也难免临阵发慌。马彩云一次又一次充当国家验收团官员，板起脸来考问假儿女，像真的后娘发了狠耳提面命似的，差一点把人家弄烦了。如果此对男女的模样还能像别的假母亲，他们就会去居委会要求另换一家。他们当然不敢说不当人家的儿女。他们要是发脾气，撂挑子不干，他们就得重新回到人才市场上去找工作，严格的卫生城验收，需要大学生回答卫生知识，严峻的就业形势，却不容许大学生随便丢掉职业。马彩云像无情的用人单位似的，一丝笑容不露，劈头盖脸就问：
“说，服药前后，为什么不能吃蔬果？”
大学生乖乖回答：“人们常用的降血脂药、抗生素、安眠药、咖啡因、抗过敏药，均可能与某些蔬菜和水果中的物质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使药物失效或者产生强烈的毒副反应。临床实践表明，一些抗过敏药可以与柚子发生反应，引起心律失常，甚至引起致命性心室纤维性颤动。一些水果会与抗生素相互反应，使抗生素的疗效大大下降。”
马彩云紧接着问一个简单的：“说，怎样刷牙才有效？”
一对假儿女一齐回答：“将牙刷毛放在牙齿与牙龈交界处，刷毛指向牙根方向与牙齿表面呈四十五度角，顺着牙缝每次都自上而下地竖刷，也可以采取在牙面画圈圈的方法。”
随即而来的问题就让人为难了，好像是计生委主任刁秀花硬塞进去的问题：
“说，避孕套怎样使用才既安全又卫生？”
假女儿拐一拐假儿子的胳膊：“这是你的问题。”
马彩云毫不留情地说：“一个也逃不掉，都有责任，他说了你说。”
实在不能怪马彩云无情，她自己的儿女又短又粗，没有资格回答卫生城问题，分配的大学生体体面面的，当她的儿女，她自然不能轻易放过。她当楼长，就是此时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权力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两面性，它给不掌握者带来服从和不舒服的同时，就要给掌握者带来权威和舒服，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引起一连串复杂的反应。美国人巴林顿·摩尔曾经推论说，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王权专制主义统治，让法国上层土地阶级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农民日益增长的抵抗，又使巴黎无套裤汉的粮源堵死了，从而使罗伯斯庇尔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并导致了激进革命的结束。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需要帮摩尔说明的是，革命的无套裤汉并不是不穿裤子，他们只是因为贫穷，穿不起体面的裤子罢了。历史上的革命，无论中外，都是由穿不起裤子的穷人做主力（有一本书中的革命主角外号就叫“赵光腚”），权力便在这种革命当中移交。等到掌握了权力的人穿上体面的裤子，新一轮争夺权力的革命又开始了。如此循环往复，像马彩云织毛衣的一根竹针，把毛线挽过来挽过去一样，毛线无尽，反复有常。马彩云被确定作为国家验收卫生城那天站在门口织毛衣的人选，不仅因为她当楼长，责任心强，义不容辞，还因为她织毛衣的手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织毛衣，用右手的指头挽了毛线，往左手的竹针上一撩一撩地织，她织毛衣，毛线挽在左手的指头上不撩动，只用右手里的竹针插进去挽来挽去，看也不看，心不在焉满不在乎，更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堪当重任。而且，她还有能力继续负责二十八号楼整座楼的督察，盯紧重点户李玉凤家。有了省检查团来时的教训，提前两天，机关食堂放了邢师傅的假，让他回家看住老婆。马彩云仍然不放心，手上捏着竹针，把一根似乎没有尽头的毛线挽来挽去，按时走到李玉凤的窗外，往里看一看，拍拍玻璃。又黑又瘦不像炊事员的邢师傅，隔着窗户朝她点点头，一根指头往南面指一指，叫她放心，让她知道李玉凤关进了小草房里。她朝着邢师傅点点头，不说话表示赞许，再返回家里，无情地考问分配来的假儿女，趁验收团尚未到来的短暂时间，大过权力瘾，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