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西域本分三十六国,稍后分为五十余国,其地处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当初,西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陇西,攻祁连,打败驻守河西的匈奴右贤王的军队,迫使浑邪王率部众投降,断其匈奴右臂。
西汉在河西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匈奴虽然经西汉的沉重打击,退居漠北,但还是侵占和控制着西域诸国,并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来与西汉对抗。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除了准备用武力在正面征伐外,还要联络争取西域诸国,使匈奴失去援助,陷于孤立,便于击败。汉武帝自建元二年至元鼎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九至公元前一百一十五年的二十四年间,先后分三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特别是张骞第三次出使西域,和乌孙国取得联系,乌孙国也遣使随张骞来到汉朝。
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不断。西汉王朝沟通西域,主要是通过派遣使臣,利用和平方式,但有时也采用武力去征服。在通往西域的路途中,楼兰、姑师当道,遣兵阻拦和攻劫汉朝使臣。汉武帝大怒,遂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破姑师,虏楼兰王,汉朝列亭障至玉门。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用兵,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是征伐大宛。大宛贰师城有汗血马,传说为天马,不但能跳山跃涧,如履平地,而且能腾空而起,在云端里往来,是天下最好的宝马。
汉武帝喜欢大宛汗血马,使人持金购买。大宛连结匈奴不肯卖汗血马给汉使,并令其东边郁成攻杀汉使,夺其财物。汉武帝不禁勃然大怒,遂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征伐大宛。历时三年,经两次战争才攻破大宛。当时,匈奴号称是“百蛮大国”,对汉朝在西域的兵威,尚不能阻挡,西域诸国自然为之震服。诸多国家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回汉时,都遣使随他到长安贡献或遣子为质。西域诸国亲汉的结果,使匈奴更加孤立,力量日益削弱,后来竟在西域悄然消失,踪迹全无。
却说西汉末期,因王莽之乱,匈奴单于乘隙侵占西域。当时西域诸国唯有莎车王康最强,亲善汉朝不肯归附匈奴。后来光武帝中兴汉朝,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建武初年,莎车王康率领邻近的几个国家抗拒匈奴。莎车王康死后,由其弟贤继立,对汉朝仍表示亲善。
建武十七年,莎车王贤复遣使向汉朝贡献,请求汉朝都护。光武帝召集公卿大臣征询意见,窦融等大臣奏称:“莎车王贤事汉,初衷未改,宜加赐位号,切勿使其失望。”光武帝乃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锦绣。不料,敦煌太守裴遵闻知此事,遂上书说:“夷狄无信,不可授以大权。”此奏致使光武帝反悔前言,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改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莎车使者不肯交还都护印绶,裴遵强迫将都护印绶夺回。莎车王贤因此怨恨,仍诈称西域大都护,移书西域诸国。西域诸国信以为真,遂息服莎车。莎车王贤越发骄横,对西域诸国重求赋税。如稍有怠慢或不服者,遂遣兵攻伐。西域诸国陷入惊惧和忧愁之中。
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都遣子入侍献珍宝。及诣洛阳,见到光武帝时,都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请求派遣都护。光武帝以中原初定,北虏未服等原因,未答应他们的要求。遂遣还他们的侍子,但对诸国厚赏赐之。西域诸国听说东汉王朝未遣都护,而侍子皆还,甚是忧恐。乃与敦煌太守裴遵商榷说:“愿留侍子在敦煌郡,以警示莎车,待汉朝都护遣出,西域诸国即可平安。”裴遵将此事上奏朝廷,光武帝允许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都十分愁苦而想回国。莎车王贤以为汉朝不会向西域派遣都护,遂遣兵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汉朝廷说:“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若朝廷再不派遣都护,实在没有办法,迫于威胁,只能归附匈奴了。”光武帝诏曰:“今日使者大兵未能遣出,如诸国力不从心,可自行其事。”
于是,鄯善、车师、焉耆等西域诸国复归附匈奴。至此,匈奴的势力骤然壮大,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既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还可以利用西域诸国的力量去辅助他们侵略攻击汉朝。即使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分治时,北匈奴依靠西域诸国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经常侵扰汉朝边境,劫掠汉朝边境的吏民和财产。却说汉明帝永平四年,东汉王朝尚未在西域设置都护。北匈奴继续控制着西域诸国,为了稳固他们在西域的霸权,不时地在西域挑起战乱。
此时,于阗王广德又率诸国三万兵众攻击莎车,使计诱莎车王贤而杀之,并吞其国。北匈奴闻讯遂发诸国军队进攻于阗,广德只好归降。北匈奴立贤质子不居徵为莎车王,广德率兵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寇五原塞、云中至原阳。南匈奴善于率兵抗击,会西河长史马襄领兵驰援,北匈奴军队见势不妙随即退却。
却说永平六年,有宝鼎在洛阳出土,献给明帝。明帝下诏曰:“祥瑞降临,是德行的感应。如今政治多有邪僻,怎么能够引来祥瑞!《易经》说‘鼎是三公的象征’,莫非是公卿奉职尽责符合了天理吗?今赐予三公每人五十匹帛,九卿和二千石官员每人二十五匹。先帝曾有诏旨,禁止人们在上书时称颂圣明。而近来奏章中,虚浮之辞较多。从今以后,如果奏章中再有溢美的言词,尚书应一律拒不受理,以示朕不为谄媚者欺骗。”
诏令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范迁,字子庐,沛国人。为政清廉,在任渔阳太守时,以智略安定边塞,匈奴不敢侵犯。及至迁为司徒,家有宅数间,田不过一顷,大都赠予较贫困的兄弟之子。其妻责问他说:“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你还有多余的俸禄,可购置家产以维系后世的家业吗?”范迁严肃地说:“我身为朝廷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其妻悔悟,对范迁的清正之举深为敬佩。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为前司徒伏湛兄之子。伏湛的弟弟伏黯,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过继伏恭为子。伏恭为孝廉之人,孝敬继母就像亲生母亲,体贴入微。少年时师学伏黯,以任为郎。伏恭见继父伏黯章句繁多,乃省减浮词,定为二十万言。
光武帝建武四年,任剧县令,从政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名。青州举人会试成绩优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却说明帝承继光武帝“观采风谣”,推行“举谣言”制。所谓“观纳风谣”、“问以谣俗”以及后来的“循行风俗”、“听于民谣”等,就是指听取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东汉“举谣言”制便由此而来。由于当时的朝廷比较重视庶民百姓用“谣言”、“风谣”等民谣反映的社会情况,作为黜陟官吏、奖罚忠奸、臧否善恶的参考。因此,庶民百姓便有机会有血有肉,真情实感的用歌谣的形式来反映自己的爱憎,表达自己的意愿,说出自己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汉民歌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