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多源自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的强大工人阶级队伍之上的。而我国革命的起点却并不是建立在强大工人阶级队伍上的。虽然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所限，党和革命队伍中的成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毛泽东同志始终敏锐的洞察和关注革命队伍自身的建设，是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标志之一。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党员成分做过具体分析：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中共有党员1324名，其中工人成分311名，农民成分626名，小商人100名，学生192名，其他成分的95名。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到了1942年，全国党员数量近50万人，但仍维持在这种复杂的构成状态中。要使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党员队伍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自建党以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如主张城市暴动使南昌起义失败，长沙起义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到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到达陕北后红军由十几万人减到三万人。血的教训是非常深重的。但是，其错误路线的根源，却因革命环境的紧迫等原因，一直没有在全党进行过统一的整顿和肃清。相反，在延安表现得很突出。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多种场合，各种会议上严肃的强调党内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尖锐批评：“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更具体的批判：“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
因此，毛泽东同志郑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党中央下决心利用近两年的时间，一面应对战争时局，一面以主要精力整顿党风。整风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马，人人进行了动员讲话；筛选规定学习22个马克思主义文件，要求逐个学深学透；用3个月的时间集中整改，要求人人写出整改笔记，并逐级进行检查；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省，诚恳地向组织进行自我批评，对同志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毫不掩饰，一针见血的批评。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实现了毛泽东同志要求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全部保留下来”这一伟大整风运动的目的。
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和革命队伍政治上、思想上、作风纪律上空前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革命精神煅造出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直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军队性质的法宝。为千秋万代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
探寻28年革命历史，透析以上历史焦点，科学而又清晰的诠释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革命精神的含义：无产阶级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只有完成好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才能最终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目标。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亟需坚守革命精神
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含义和来源，弄清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中产生的经过，必须坚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继续革命精神，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被一些人抛弃，在一些人的心中模糊不清，在多元化思潮的喧嚣中，其文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边缘化甚至销声匿迹。致使党内“四风”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严重侵袭危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坚守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素性是区别资本主义及其他任何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其核心是充分体现社会的民主、平等、公正。其灵魂是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观点，迷惑误导着人们，这就是把发展生产力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这是极其荒谬、贻害无穷的。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逻辑科学有关概念的定义。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把发展经济和科技作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更不能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放到统领一切、压倒一切的位置。道理很简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也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但是他们的经济科技再发达，毕竟依然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绝不会因此变成社会主义。因为社会制度的本质素性不是以经济科技的发达与否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产资料的性质及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性质来决定的。
这一观点的分歧，看似思想理论的分歧，实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是把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财富当成了终极奋斗目标，致使形成物欲横流的社会逆流。然而，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来说，则是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故意诱导人的欲望放纵，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积极的应对措施。
以先进的思想引领社会还是以欲望诱导，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一致是个脉络清晰的事关把握社会主流的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杰出代表荀子在《荀子·大略》文中就深刻阐明：“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古代先贤们对“义”和“利”的关系大都有着统一的认识，即道义和利益这两个东西，是人们生来兼有的，但是如何摆正二者的位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却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结局。尧舜时期虽不能去掉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但是能做到使道义的追求高于对利益的追求；而桀纣时期恰好相反，主张对利益的追求胜过对道义的追求。因此，荀子得出结论：道义胜过利益的就是安定的社会，而利益胜过道义的就是混乱的社会。君主重视道义那么道义就能胜过利益；君主重视利益，那么利益就会胜过道义。因此，尧舜时期和桀纣时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
道义高于利益，道德高于生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主流。两千多年后，我们顺应历史主流，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实现了人类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少数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逆潮流而动，终将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手中并没有什么物质财富，更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施惠于人民，却能最广泛的动员起全国人民，以雷霆万钧之势，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靠的是把握了社会主流的力量。对此，稍有点文化，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置疑。
问题的关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需要不需要、应当不应当，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灵魂，去统领经济、政治、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回答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原因很清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进行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没有继续革命的精神进行有力的斗争和打击，社会主义制度会时刻面临侵袭和颠覆，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高瞻远瞩，振聋发聘地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科学分析，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所证实。
二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须适应并反作用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会广泛存在，必须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必须实行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为指针，通过长期地，切实有效地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各阶层群众不断开展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才能不断使广大群众树立起为公的思想觉悟，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进而形成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逐渐培养起全民族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文中号召全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而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的1955年，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正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坚持以政治思想工作为统帅，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较短时间内，奇迹般的建立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政治思想基础，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民经济基础和国防科技基础。对此，在“让事实见证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一文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进行了论证，在此不予赘述。
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培育出来的部分典型代表的简要事实，以此进一步佐证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以期对那个时代持有疑议和困惑的人给予启迪作用，点燃以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动力，以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执著追求。
大庆精神：大庆精神产生于1960年全国石油会战时，遵照毛泽东主席“把石油贫困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指示，大庆人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务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精神；在北大荒茫茫原野上，靠简单的工具设备和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开创出震惊中外，以举国欢庆为背景而命名的“大庆”油田来。大庆油田的开创，甩掉了我国石油贫国的帽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实大庆油田已由“石油的血脉之都”资源型城市，发展成综合型城市，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大庆精神的亮点是铁人王进喜精神，即“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的埋头苦干精神。“四不一为”精神：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会战。”“三老四严”精神，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