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的前身是捻党，起源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安徽、河南、山东和苏北一带，起初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不脱产的农民起义队伍，数人或数十人结成“小捻子”，一二百人结成“大捻子”，只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零星活动，鸦片战争后，捻党武装日益发展。
在捻党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孔丘厄于陈蔡时，饿得要死，派弟子向范丹借粮，范丹是著名的穷人，家中常常断粮，但他还是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借给孔丘，后来孔丘做了官、发了财，却不承认借粮之事。捻党自称为范丹后代，而视官家和富豪为孔丘后代，因此要向他们讨还旧债。
此故事完全是捻党臆造出来的，因为孔丘是春秋末期人，生于公元前551年，范丹是东汉时期人，生于公元112年，比孔丘晚出生660多年，孔丘怎么会向他借粮呢？范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人，系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马融弟子，很有才华。桓帝时，任他为莱芜长，他不干，情愿在家受穷，所以被称为“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捻党臆造孔丘向范丹借粮的故事，是为了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捻军纷纷响应，1855年组成捻军，成为太平军的北方友军，其首领是安徽毫州人张乐行（一作张洛行），1857年发展到数十万人，先后转战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8省。捻军第一次奔袭烟台，正是清政府批准烟台为通商口岸的l861年，8月22日，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主持烟台对外开放仪式。10月7月捻军兵临烟台通伸岗，吓得在烟外国人不知所措，时有美国传教士贝克尔和牧师霍尔迈斯到捻军中游说，企图阻止捻军进入烟台，被捻军杀死。10月8日，停舶在烟台海面的英法军舰疯狂向捻军阵地开炮，捻军被迫撤离烟台。
1867年6月12日，十万捻军由河南进入山东，一路势如破竹东进胶东，此时登莱青道已由莱州迁到烟台，道台潘尉害怕捻军再次奔袭烟台，便集中清兵500名进行扼守，并在烟台东西口筑建防御圩子，东圩子用土堆成，西圩子用石砌成，南起玉皇顶北坡，北至海边，长约800米，（今海港路一带）。同时勾结英法海军联合防守，三口大臣崇厚还派参将邓元启率一洋枪营从天津乘船赶来烟台增援。6月30日，捻军开始第二次围攻烟台，由于大刀长矛不敌清军洋枪洋炮和海上英法军舰的猛烈炮火，未能攻进烟台。7月14日，捻军又以小队骑兵奔袭烟台，连攻两日未能奏效，便转战宁海。
捻军两次奔袭烟台，清政府大为震惊，1868年调拨登州、文登马步兵523名，到烟台设水师营，装备洋枪洋炮，1903年改为海防营。
捻军从1853年配合太平军北伐，到l868年失败，历时16年，捻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
老烟台的码头工人
“看码头，真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是现代京剧《海港》中，退休码头工人马洪亮的唱词，他唱的是1963年上海港，烟台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距《海港》定位的1963年，又过去了40年，上海港也好，烟台港也好，机械化程度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面对辉煌的烟台港和豪情满怀的新时代码头工人，不由使人回忆起老烟台码头工人所经受的苦难。
19世纪中页，烟台已是一座商贸繁荣的海港，却没有正规的码头，烟台开埠后，虽然在南、北太平湾分界处，修建了一座海关码头，靠泊能力仅500吨，500吨以上的轮船，只能停泊在远离码头的深水中，货物、旅客全靠小舢舨过驳转运，由此，产生了一支庞大的的装卸队伍——码头工人。其中有“摇舢舨的”、“扛包的”、“背客的”和“打现的”四种行当。
“摇舢舨的”多为几人合伙买一条舢舨，摇橹往返于码头与停泊在深水的轮船之间，把货物和旅客从码头运到船上或从船上运到码头。“扛包的”负责把货物从码头或轮船扛到舢舨上，再从舢舨上扛到轮船或码头。“背客的”负责把旅客和旅客的行李，从码头或轮船背到舢舨，再从舢舨上背到轮船或码头。“打现的”是上述三种以外没有固定行当的散工，哪里有活便到哪里干。
当年的码头，全靠人力装卸，所以“扛包的”最苦、最累、最危险，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颤地往返于搭在舢舨与码头之间的“桥板”上，稍有闪失便会堕人海中，所以“桥板”又称“绝命桥”。不论哪个行当，都要受帮主、工头的盘剥，劳动所得微乎其微。据清末统计，老烟台的码头工人达五千余人。l900年，码头工人集居地，形成了一条北起海边，南至北大西街，长280米的胡同，因住在这里的码头工人多为单身，被称为“光棍衡子”，l932年改称“光国衡子”（今光国巷所在地）。
后来一些码头工人陆续成了家，可是“出尽牛马力难养老小”（《海港》唱词），子女根本上不起学。直到解放后，码头工人子女才获得了学习的权利，位于罗锅桥北的工人子弟小学，便是码头工人子女最集中的学校，由于解放前延误了他们的学业，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一位解放初在工人子弟小学任教的老教师说：解放后，由于教师缺乏，一批烟台一中的初中毕业生，被集体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我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的年龄仅十六、七岁，进入工人子弟小学后发现，很多学生比我们这些教师的年龄还大。
今日的码头工人，“天地广阔前程远，迎千轮送万船重任在肩”（《海港》唱词）。但他们不会忘记先辈们所创下的基业和经受的苦难，如果马洪亮能来看看21世纪的烟台港和码头工人，一定会用更美的唱词来抒发他的情怀。
十万女红织花边
20世纪初，以开埠后的烟台为中心，胶东半岛有十余万妇女从事出口、花边编织生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全国罕见。
1893年（清光绪19年），英国籍基督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与夫人莉莉·马茂兰来到烟台，此前他们在四川传教，因身体原因来烟台休养。他们在烟台边休养边传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烟台及周边地区的妇女勤劳朴实、心灵手巧，于是马茂兰夫妇决定，把流行于欧美的花边编织工艺传授给她们，利用她们编织花边，然后销往欧美，因为花边是欧美各国家庭装饰必不可少的物品，从事花边贸易，必能获利。随后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詹姆士·马茂兰公司，又称仁德公司，目的是告诉人们，他们的公司倡导“仁义道德”。公司成立后，精通花边编织工艺的莉莉·马茂兰，便开始传授女教徒编织花边。
早在1890年（清光绪l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赫尔夫妇已在烟台创办了“女子花边学习班”，1894年回国时，便将学习班托转给马茂兰夫妇，马茂兰夫妇接手后，在南山路中部路西，把“女子花边学习班”扩建为“花边女子学堂”，收容贫困女子入学，让她们一边读书、读圣经，一边学习花边编织工艺。学成后，她们不但要从事花边编织生产，还要到周边地区去传授技艺，就这样我传你、你传她，像滚雪球一样，使十余万半岛妇女成为从事花边生产的女红。
马茂兰夫妇是以教会孤儿院的名义创办“花边女子学堂”的，所以获得了进出15减免关税的特殊待遇，使他们经营的花边出口贸易获利甚丰。l896年（清光绪22年），他们又投资在三马路兴建了当时颇为壮观的二层楼，进一步扩大了“花边女子学堂”的规模，求学女子多达千人。（这处建筑1919年后改为“培真女中附小”，1942年3月改为“市立南山路小学”）
由于l0余万花边编织女红的艰辛劳动，使仁德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多种经营的洋行。与洋行老板相比，女红们所得的劳动报酬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赚取外汇的一支重要力量。
1916年，詹姆士·马茂兰病逝于烟台，仁德洋行由其夫人莉莉·马茂兰经营，1925年，莉莉·马茂兰亦病逝于烟台，由其长罗拔继任仁德洋行总经理，并于l928年在大马路修建了拥有豪华楼房二栋、平房二栋，建筑总面积万余平方米的仁德洋行新址，其进出口贸易额居山东省之首。1941年12月仁德洋行被入侵烟台的日军查封，在烟台存在了40多年的仁德洋行虽然消失了，但活跃在半岛广大地区的花边编织女红，则把各种花边编织工艺继承下来，成为烟台出口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梅里士与烟台大花生
烟台不但是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也是重要的出口农产品，被誉为烟台八大土特产之一。据烟台海关最新统计，仅2003年前10个月，烟台出口大花生及大花生制品，已达30412吨，价值2351万美元
花生，亦称“落花生”、“长生果”，我国种植面积极广，以黄河下游各地为最多，烟台的花生种植，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其品种是小粒花生。今日烟台盛产的花生均为大花生，大花生扎根烟台并发展成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是烟台开埠后引进洋种子取得的成果。最早把大花生种引进烟台的，是传教士梅里士。
梅里士（Mills），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在烟台正式开埠的当年（1862年），他便来到烟台传教，同时带来美国弗吉尼亚大花生种250克，交给大杨家村农民教徒杨得来试种。烟台气候温和，土壤松疏，雨量适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大花生的生长，长出的大花生，果型大、籽粒饱满、果皮洁白、香脆可l5。因此杨得来首次试种便获得了成功，在大杨家村和周边村庄引起轰动，种惯了小粒花生的农民，纷纷改种大花生，进而扩散到周边各县，成为胶东农村的一大经济作物。
烟台大花生种植形成规模后，由德国人创办于l886年，在烟台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盎斯洋行抓住机遇经营大花生出口，使烟台的大花生果、大花生仁远销欧洲，盎斯洋行因经营大花生出l5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开埠，惊醒了酣睡的烟台，使烟台的历史从此走向转折，我们研究烟台开埠史，往往只注重其负面影响，忽略了开埠给烟台带来的活力。那些随着烟台的大门洞开接踵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大花生种子的引进便是例证。
烟台能成为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大花生和大花生制品能香飘万里、风靡世界，我们不应该忘记梅里士这个名字，是他以250克大花生种子，开创了烟台种植大花生的先河，才有今H被誉为烟台八大土特产之一的大花生。
老虎眼·醴泉·啤酒
在全国啤酒业中，能同时生产黄、黑、白系列啤酒的厂家，唯有烟台，且三色啤酒均在1988年的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97年，具有悠久历史的烟台啤酒厂被授予山东省明星企业称号，现在烟台啤酒已成为烟台市的八大知名品牌之一。
近日笔者拜访了烟台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明星企业家曲继光先生，从而了解到80多年来，烟台啤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靠的就是一代代烟台啤酒人“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中国本无啤酒，啤酒的“啤”字，是英文“beer”和德文“bier”的音译。19世纪中页，随着中国门户洞开，洋人蜂拥而人，他们喝不惯中国的烈性酒，便把啤酒引了进来。
20世纪初，在国外经商的荣城人王益斋、李介臣，深知啤酒营养价值高，是洋人生活的必需品，于是决定回国办啤酒厂。1919年，王益斋、李介臣来到开埠50多年的烟台，他们发现，烟台已成为一座洋楼林立、洋行众多，洋人集居的城市，人们的生活充满“洋”气，把啤酒厂建在烟台是最佳选择。
要生产啤酒，除酿造技术和设备外，关键要有好水。经考察他们发现，烟台南山北麓有一状如卧虎的名胜——“老虎岩”，岩下有一泉，名“老虎眼”，水质甘甜、储量大，时为烟台第一名泉，此泉正是酿造啤酒的最佳水源。
此时中国人办的啤酒厂，仅北京“双合盛”一家，在烟台更是空白，“敢为天下先”的王益斋、李介臣，于1920年筹资l0万元，买下“老虎岩”下10亩河沟崖地，利用从“老虎眼”淌出来的优质泉水，建了一座厂名为“醴泉”的啤酒厂。“醴泉”两字取自东汉散文学家、哲学家王充的传世名著《论衡·是应》，王充对“醴泉”的解释是：“泉从地下出，其味甘若醴，故日醴泉”。王益斋、李介臣把啤酒厂建在“老虎岩”，就是因为岩下有“甘若醴”的泉水，以“醴泉”为厂名，名符其实。
1921年，醴泉啤酒厂经北京政府农商部核准正式投入生产，当年便生产啤酒46吨，同时生产汽水6万多瓶，啤酒商标为“三光牌”，与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齐名，从此在开埠的烟台，又一家中国制造业、又一个新品牌诞生了，同时诞生了第一代烟台啤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