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具有“忧患意识”的崇祯皇帝在焦头烂额的苦苦思索中也没有忘了那种享受，甭说贵为天子，就是贱为平民，也不妨三妻四妾，至圣先师不是教导过吗？“食色，性也，人之莫大欲存焉。”他在稍稍“喘过一口气”之际，在那方面就不免过度了点，于是头晕眼花，精神萎靡，就想找找大夫。
他不想找那成群的“御医”，那些御医读孔夫子的书都读得迂腐异常了，说一些“节欲”的屁话，其实，孔老夫子何尝说过“男人应有几个老婆”的话？这就是圣人的绝顶聪明之处，他决不会把话说得那么具体，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的话说的极具弹性，因而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追求那种欢乐这一点上，他要心安理得，真是找不到一个知音。佛家不用说了，让他禁欲，当什么“苦行僧”；道家有这派那宗，也都把“节欲”的调头挂在嘴上。东方文化真他妈可恶，没有一家不指责他的，还是找找西方吧。西方张扬个性，主张放纵，尽情地发泄，还不是我的知音？
他找的这个洋人叫汤若望，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是一个德国人，早年跟随利马窦来到中国，用新法改造了郭守敬制作的日历，很有一点贡献的。只是因为崇祯皇帝太忙乱了，才让他此时正在皇宫里担任着一个闲职。
崇祯皇帝可不比山村老农，见了“高鼻梁、蓝眼睛”就大惊小怪。他是见了世面的，决不盲目地排外。如果不是国内的事情特别棘手，让他须臾不得离开，他还真想到国外去看看呢！现在就只能在宫中容留外国人，汤若望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外国人几乎是一见面就博取了崇祯皇帝的好感，不是因为他精湛的数学计算，而是因为他居然知道紫禁城名称的来历。
明成祖当年修筑皇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概念修筑的，恒星分为三垣，周围环绕着28宿，其中紫垣（北极星）正处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皇宫被称之为紫禁城，就是说，这里是天国世界的中心，应当严格保卫，是“禁地”。汤若望这样的几句话，立即让崇祯皇帝惊为仙人：这个洋鬼子怎么连先祖的心思都知道！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位神仙。
崇祯皇帝和他的古今同胞一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维惯势，只要外国人夸奖了几句祖宗，就“鸡毛上天”，美得晕头转向。最后只好“吊死煤山”。
不过眼下他与这个汤若望倒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当然，一开始并不剑拔弩张，崇祯皇帝对“泰西”（西方）的“另类”官员还是“法外施恩”的，他破例地给了汤若望一个座位。
汤若望喜出望外，就未免有点放肆，说话就不再吞吞吐吐了。他已经等候了很久，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对这个帝国的最高主宰说，可惜总没有机会。难道不能上书吗？他游历过法国，有着“法兰西式”的热情，可惜他只会读说汉语，要写，可就得借助中国官员了。不料他刚一开口，就吓得中国官员浑身都打哆嗦，未等他说完，就连连地说；“罪过，罪过！欺君非圣，大逆不道！罪过，罪过！”
他确实不能理解，众多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不能说实话？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聋子、瞎子，为什么偏偏要装聋作哑？
久而久之，他逐渐了解了中国的官场，有了“德国人的狡猾”，他实事求是，却又非常执着，说还是要说的，但不必那么热情奔放，一泻无余。他是一个“德国佬”，比法国人更理性一些。所以一见面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说：
“陛下今天招我来，有什么见教呀？”
“把你搁置了太久，今日突然想起你来了。想让你陪着朕说说话儿。”
汤若望哑然失笑；“真是应了你们中国一句俗话：倒驴不倒架。我还不知道你让国事缠得焦头烂额吗？何必装出一种悠悠自如的样子来呢？”
他是一个十分自负的西方人，自诩是“泰西的天才”。在中国混迹了这么多年，不仅汉语娴熟，而且自信把东方文化“研究透了”。已经洞穿了东方“帝王文化”的核心秘密。他的发现至少有两条：
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标榜自己是推行儒家学说的，执行的是“仁政”，所以把一个孔夫子不断地推崇，最后封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也跟着所有的中国人对孔夫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可久而久之，他学会了中国话，而且懂得了古文，就要寻找孔子的著作来读，找了很久，发现大量的都是“代圣人立言”的他人的著作。真正的先师的著作不过是薄薄的一本《论语》而已。这样的一本小书，怎么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来了西方人的“求异思维”，发现孔子这个所谓的圣人，只不过是帝王的工具而已。真正的孔子只是一个下了台的小官吏，他不甘寂寞，就在家乡办了一所不在官府注册的学堂，后来又耐不住清贫，就到处流浪，流浪途中，吃了不少苦头，就牢骚满腹，常常发泄。这些牢骚倒颇有些真知灼见，就让弟子们收集了起来，这就是那本传世之书。后来的孔圣人是一个完全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为他的嘴里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的口头禅，而那周礼之中确实可以总结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被称做是“三纲五常”的伦理守则来，于是，统治者就开动了所有的全部机器，大肆吹捧，造就了一个中国人“精神上的孔子”。他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看历代帝王标榜的所谓“仁行天下”，就对一切洞若观火了。他问；‘哪一个不是法家？哪一个不是崇尚王霸之治？个顶个的是儒家的外衣，法家的实质。所有的“代圣人立言”的高级马屁精都不敢说而已，只有那个荀子例外。
不知为什么，这个汤若望更喜欢荀子例外。
也许就因为荀子更讲究“实用”吧。
其实，哪个帝王不对儒家学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就说“国朝”吧，那个定都北京的明成祖，不就因为孟子说了一句“民为贵，君为轻”的话，就被赶出大成殿了吗？孟子是所谓的“亚圣”，尚且如此，其余又何足道哉？
这个游历过法国，深受“启蒙运动”熏陶，又过海漫游英伦三岛，对“文艺复兴”的遗迹情有独钟的人，正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东方文化的，所以他又有了第二个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标榜自己“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可让已经发生的事情一验证，就会发现这正是在“演戏”，作作样子来骗人的，且不说有多少“士”是死在“礼贤下士”的“牧民”者的屠刀之下，就是那些驯服之极的“士”，也只有甘心当奴才的份儿。不是奴才，就是歪才，然而歪才也是异己，至少他们的“腹诽”难以察觉。在统治者看来，这“腹诽”也极其可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愚氓之众都活得明明白白，那就必然的离心离德，那还得了！所有的统治者，概不例外的都要推行“愚民政策”，不愚弄百姓，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什么“尊重人才”？只是“使用奴才”！真正的人才决不会得到尊重的，因为他们决不会与冒牌人才，其实却是奴才之辈同流合污的。
“礼贤下士”只能是一句彻头彻尾乔装打扮的谎话。
什么“纳谏”？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甭说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有个一官半职的大小官吏，哪个不是“一贯正确脸皮厚”？整个官场里有一条“铁的法则”：“上”总比“下”高明！要不，怎么能成为“上”呢？官越大，嘴越大；嘴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就把天下的理都占尽了，所以叫金口玉牙，言出法随，被称为“圣旨”。哪个敢“抗旨不遵”？只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份儿。哪里还敢多嘴多舌？
就算有唐太宗那样的个把“纳谏如流”的皇帝，那谏言也有一个额度，就是不能触及至尊的权力，稍有冒犯就是大逆不道，脑袋只能搬家。
一条不可抗拒的“潜规则”：部下永远不得比上司聪明。
上司绝对不会主动征求属下的意见，即使属下比上司高明很多。除非这个上司离了属下的这条条陈就影响到自己乌纱帽的大小。属下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他最好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把这个条陈变成上司自己的，那样就会得到提拔重用；否则就会用不了多久立即滚蛋！才大震主呀！哪个当官的喜欢部下比自己高明？
汤若望不是法国人，不会不顾利害，一味的热情奔放，直言不讳；也不是英国人，不会只顾利害，一味的绅士风度，缄默其口。他是求实的德国人，说还是要说的，只不过得讲究该怎么说而已，当下他就等待着崇祯皇帝开口。
崇祯皇帝开口说道：“朕近来颇感疲惫，究竟是什么原因？”
“无他，房事有失节制而已。”
“你怎么也这么说？寡人决非好色之徒！朕登基以来，就决心法先王，当一个中兴之主。令人费解的是：先王的楷模莫过于周天子，周文王日御十女，有一百个儿子，还得到民谣的赞颂；朕为什么后宫的规模一再压缩，反而会在朝野都有微词呢？这是很不公平的。”
“陛下既然说到了‘公平’，那我要以‘主’的名义说，你仅仅是一个男人，却拥有那么多的妻子，这才是最不公平的。你们东方文化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在民间比比皆是，在官场和皇宫就走样了呢？应该是对等的才好。”
“哈哈哈哈！”崇祯皇帝狂笑起来，“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等可说吗？要知道，皇帝只有一个，官吏也屈指可数；而美女却是一茬又一茬出现的。天子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不仅合乎古制，而且也正是你所谓的男女平衡。”
“然而，许多女子的青春就要埋没在深宫里面了。”
“你这就更近乎胡说了。身为女人怎么能淫荡成性？她渴望得到朕的宠幸，是因为我有龙种；我肯宠幸她，是因为她祖上积德。我承认我宠幸不过来；但是决不容许有半点的怨尤之心。女人而萌动了这种欲念，就是淫妇！活该背着磨盘沉湾！”
汤若望无话可说。这个睿智的西方人办了一个大大的蠢事。居然向一个东方帝王要什么平等，岂不是缘木求鱼？
汤若望最后是被赶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不慎偏离了男男女女的话题。提到了袁崇焕。这下子戳到了崇祯皇帝的肺管子——他不容许任何人提到这个“不祥的名字”，以至于在汤若望走了很久，他还悻悻地想；“我杀错过什么人？那一个不是罪有应得？那个袁崇焕自持有功，朕看着就很不顺眼。敢拂逆天子的眼神，还不是罪该万死？说什么‘自毁长城’？简直是夸大其词！他一个袁崇焕就有那么大的能耐？ 又不是一个皇帝！天下不能没有皇帝，除了朕，少了谁都一样。这不？连那个洪承畴都投降了后金，朕还坐在金銮宝殿？”
他自负地望着北方，那里似乎平静了许多。
二
历史的天空总是变幻莫测的，而且许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相互作用，往往演出许多出乎人们预料的大悲大喜的正剧来。
明朝末年，历史正在重复着这一进程，正当崇祯皇帝全力应付辽东战事，让边患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原来似乎已经绝迹的的流寇却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冒的并不是水，而是冲天的大火。要在顷刻之间把一个皇脉延续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化为灰烬了。
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就深深为“流贼”所苦，天灾人祸，流贼遍地。最大的有两股，一是“闯贼”李自成；一是“献贼”张献忠。两股都是时起时落，忽而销声匿迹，忽而遍地烽烟，令朝廷防不胜防。那个张献忠本来是接受了“招抚”的，皇帝也给他封了官。岂知“贼性狡猾，言而无信”。趁你们君臣正陶醉在“招抚”获得成功的喜悦之际，突然反戈一击，把明军可就打得落花流水了。正史上记载：“崇祯八年乙亥，张献忠陷凤阳，焚皇陵。”打开了皇帝老家的城门，掘开了皇帝的祖坟，再放上一把火，比“再踏上一只脚”还令人解气。“崇祯十年丁丑，张献忠犯安庆，南京大震。”这一次突然的袭击，震撼了陪都南京，秦淮河的笙竹管弦也不得不稍事收敛。对张献忠的反复无常，明朝君臣，乃至后代历史学家都颇有微词，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当时的张献忠就很不以为然；“妈妈的！向老子要什么诚信。你格老子还是流寇吗？“他哈哈大笑，笑这些达官贵人有眼无珠，其实，“统治阶级的思想才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官场充满了谎言，早把诚信擦了屁股，最后只能自食其果。张献忠的言而无信正是跟着崇祯皇帝们学的。至于那个“闯贼”李自成，更是“心腹之患”，崇祯皇帝多次调集全国的兵马，分围堵截，喊破了嗓子，要“除恶务尽”，但是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剿灭”这股“闯贼”，他大开杀戒，不是杀贼，而是杀“剿贼”不力的督抚。也不知杀了多少个，十个八个的不止，但仍然无济于事。崇祯四年，洪承畴督办三边军务，不断报捷，七年，又让他“兼摄五省军务”，这才有了点起色。据报，“闯贼”已经被“剿灭净尽，唯有李自成率十几人逃匿。”这才把一个洪承畴调到了辽东。岂知“尽是群臣误我！”“闯贼”已经坐大，马上就要埋葬大明王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