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围剿”的胜利，让历史再次聚焦宁都。全国苏区党、军、团最高领导机构先后在这里成立，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在这里最终解决，毛泽东“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在这里提出，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宁都成为中央苏区前期的革命中心。
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夏，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已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山区，而中共中央却远在上海，再加上战争和国民党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等原因，“广大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始终零散而不统一”，中共中央很难与之沟通，各路红军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统一的指导而求得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为此，1930年8月26日和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决议，确定江西苏区为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亦称“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当时需留在上海筹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书记一职暂由项英代理。
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小布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小布赤坎龚氏宗祠正式成立。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名单未定）、少共中央1人（名单未定）为委员，书记周恩来（未到职），代理书记项英，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当天项英签署发布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职能是“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红军中的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这就是说，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但因当时实际在任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而毛泽东、朱德主要负责红一方面军的军政工作，曾山则主要负责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所以苏区中央局负实际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其内设的组织部、宣传部名义上成立了，却无专人负责。
为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1931年2月6日、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1人共7人为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4人为常委。具体分工为：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毛泽东负责军事。
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4月15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合。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青塘河背新屋召开（黄陂山堂第一次扩大会议续会），会上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和工作”。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对苏区中央局的职能进行了调整。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也重新作了明确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简言之，就是将苏区中央局改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指导的也只能是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五个省委的工作，其领导成员只能由中央指定，而不能由地方选举产生。正是基于此，中央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
1931年8月下旬，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委员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项英“工作魄力不够”，在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领导战争能力弱”，在解决富田事变上“完全错误”、“丧失信仰”，提议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决议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电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同时再次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委员人数，要求中央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委员。1931年10月底，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明确答复了两点：一是同意“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二是“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合，赴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瑞金后，为便于了解、熟悉工作，毛泽东仍主持了一段时间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期间，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从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扬言：“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因毛泽东谈话时没说到日本占领中国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话，项英、任弼时等人当即便尖锐地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毛泽东对此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会议陷入僵局，中途更换主持人。同月下旬，毛泽东便卸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退隐瑞金叶坪东华山养病。同时，周恩来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1932年7月中旬，为便于干预前方红军的军事行动，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苏区中央局决定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亲赴前线，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后方工作由任弼时和项英负责主持。
1933年1月中、下旬，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抵达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合后，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博古为书记，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秘书处。组织部长任弼时，1933年5月后为罗迈（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后来潘汉年担任过副部长；秘书长先为严重（严仲），后为邓湘君，长征前又改为王首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中共中央局对外发文多数时候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有时也称中共中央局或“沪中央”。此时的中共中央局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内成立中共中央组织局。这是一个负责中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机构。中央组织局主任为李维汉（罗迈），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潘汉年列席参加会议。分工为：李维汉负责组织兼管妇女工作，并联系江西、粤赣、赣南省委；陈云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兼管白区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并侧重负责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联系闽赣和福建省委。中央组织局名义上由李维汉负责，但多数时候由张闻天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博古也参加。讨论查田问题时，毛泽东也出席过。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后，对外改以中共中央名义领导工作。中共中央各工作部门作了调整，各部门负责人为：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妇女部长李坚贞，秘书长邓颖超，原来的中央组织局仍保留。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为止。
创建苏维埃中央军委
1930年3月以前，对全国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组织的领导，由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周恩来、杨殷先后担任中央军事部长。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关向应任书记。中央军委先后在广东和湖北设立南方办事处和长江办事处。
因为设在白区的中央军委和两个办事处都不便于对各红色割据区域的军事斗争实施指导，1930年6月，中央指定在红一军团活动区域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以统一指挥红军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
1930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又决定成立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组建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为委员。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在宁都县小布赤坎龚氏宗祠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维埃中央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建制仍保留，朱德、毛泽东分别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其职能是“统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之军事指挥”。2月17日，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主任。3月，成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1931年4月15日，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青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决定：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朱德任副主席；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总参谋部、经理部、财政部、军医处和政治保卫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以栗代理，总参谋部参谋长为叶剑英（暂由左权代理部务），经理部部长为范树德，财政部部长为杨立三，军医处处长为贺诚，政治保卫处处长为王稼祥（后为邓发）。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随军在前方行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原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撤销。
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宁都最终解决
在1930年底以前，毛泽东虽然一贯反对“土地国有”、“模范农场”等“左”倾政策，但并没有明确分田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一直主张禁止土地买卖。
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第九号通告，认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通告进而批判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实质上是“土地国有”。
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依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这一通告精神，在黄陂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运动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维埃政府。
信中说，过去已经分好的田（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信中还将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问题，提到“民权革命”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毛泽东的这封信，真正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即土地归苏维埃公有还是归农民私有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在实践上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理论上使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日臻完善。
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等文告，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任其出租买卖，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省苏维埃更要号召所有农友，努力耕种：（一）大家互相帮助，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二）赶紧犁田，下种插禾！”省苏维埃政府的文告颁布后，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兴高采烈，立即投入耕种，江西苏区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随后，整个中央苏区都执行了“农民土地私有”这一政策规定。同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也颁发《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宣布：“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
至此，经过三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党和毛泽东明确、透彻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航向，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成立少共苏区中央局
根据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与共青团的各指导机关中，均应互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和表决权，共青团还可根据自己团员的数量确定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会议。正是基于这一规定，共青团中央早在1930年底就派出2人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2月，在中央苏区开始筹备成立少共苏区中央局（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
1931年4月15日，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顾作霖从上海来到青塘。他当时肩负四项任命：一是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二是中共中央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三是共青团中央派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四是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到达青塘后，少共苏区中央局即宣告正式成立，顾作霖任书记，另有工作人员2人。
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首先协调从红军总部及地方上一下抽调了6名干部，充实到机关，使机关开始有文件、材料向下发出。
1931年7月1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永丰县龙冈创办了机关报《青年实话》。这张报纸的发行量达到2.8万份，成为苏区青年十分喜爱、影响很大的读物。
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下，1931年8月，少共福建省委成立。同年11月，少共江西省“一大”在于都桥头召开，并成立少共江西省委。
1932年1月15日至20日，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苏区共青团的网络在军队与地方中有效展开；通过了《团的建设决议案》，提出“广泛而有效地发展团的组织”，但要“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以及拉伕式的发展”。选举产生了新的少共苏区中央局，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经济法权部、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中央儿童局等工作部门，还办有列宁团校。顾作霖仍任书记，张爱萍任秘书长，胡均鹤任组织部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长，王盛荣任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周恩来兼任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党代表。
1932年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再次做出《发展苏区少共组织的决议》，强调“要在红色区域普遍建立团的组织，在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少共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单位中建立团的基层组织——支部”。
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切实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得到迅速扩大。宁都、兴国、于都等15县，至1932年4月新增团员10675人，比原有人数超出一倍还多。到1932年12月，江西省共有团员29000多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4倍多。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的省区，拥有共青团员71000多人，加上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的团员18000多人，共有10万余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力助手，也成为苏区斗争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之一。
1933年1月，共青团中央由上海迁入瑞金，与少共苏区中央局汇合后，改称少共中央局（也称共青团中央局），仍由顾作霖任书记。
1933年4月，顾作霖调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由原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接任书记，胡耀邦任秘书长，刘英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张爱萍改任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仍兼任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党代表，陈丕显任中央儿童局书记（后为赖大超）。
为打败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少共苏区中央局始终将动员和组织苏区共青团员、青年加入红军，当成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顾作霖起草了《致苏区青年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战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区群众吸引进去了，广大的青年和团员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和奋勇！伟大的二次战争获胜，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正是顾作霖在起草这封信的时候，萌生了成立一支以共青团为主的红军部队的设想。在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少共中央局的努力，1933年8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时称博生）县城正式组成。9000个健儿的70%为共青团员，其余则是少先队员和青年，平均年龄不到18岁。
1934年10月，少共中央局工作人员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加长征，另在中央苏区成立少共中央分局。
毛泽东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论断
1930年5月间，红四军攻克寻乌城，毛泽东在古柏的协助下，利用十多天时间，在寻乌县城做了一番调查；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后，毛泽东又在新余罗坊召集兴国籍新战士，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做了大概一周的调查。因为这两次调查都是在战事紧张，居处无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虽然积累了第一手调查材料，但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整理、去做理性思维，将调查资料升华成富含思想的书稿。
到了1931年1月底、2月初，这时红一方面军刚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还在酝酿之中，毛泽东随中共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在小布赤坎的龚氏宗祠。这里山清水秀，不但群众好、地方安全，而且当时“富田事变”已处理好、“黄陂肃反”刚结束，毛泽东与上海党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风平浪静，在党内军内的威望正如日中天，他不但有心情，而且有用于政治军事之外的富余时间和精力来整理《兴国调查》和《寻乌调查》。在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将兴国调查的笔记整理成《兴国调查》正式文稿，将寻乌调查笔记整理成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题为《寻乌调查》，并撰写了这两篇调查的前言。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精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寻乌调查》则是红军初创时期我党了解和认识南方中小城市的百科全书，是毛泽东早期撰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还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研究》），在这篇连毛泽东自己都很看重的光辉著作中，他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真知灼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兴国调查》和《寻乌调查》这两篇著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重视群众意见、重视群众工作，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青塘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他第一次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与《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虽只加了“正确”两个字，但却充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他对依靠群众做正确的调查研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群众是调查研究的沃土，正确的调查研究是获得正确的群众意见的基础，服务群众是调查研究、改进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做正确的调查，要求实事求是，这是他重视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尊重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