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技术在各国陆、海军中就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两次大战之间得到了快速发展。军阀混战的中国，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电波信号在空中传播，其中包括部队调动命令、后勤供应名单甚至是进攻计划等等。这些密码被日本人大量破译。那个时代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北洋的旧军阀，还是新军阀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蒋介石集团，都没有现代化的密码系统，他们的军队使用的是四位阿拉伯数字对应一个汉字的简单编码，连简缩码的概念都没有，这种密码只要使用不算复杂的频率分析法就可以解析出来。有的地方军阀甚至还在用明码。而当时日本的密码已经普遍采用了乱数加密法，在原理上更接近现代西方体系，这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其密码通常是每个词对应一个六位阿拉伯数字的乱码，并且要从事先约定的被称为“添加本”的目录表里取出另一个数字进行替代加密，最终的数字串用莫尔斯电码发送。有的日本密码以假名为基础，假名是日语的四十八个音节字母，从这四十八个字母中任取十个字母代替0至9的十个阿拉伯数字，这样既提高了发报速度，又增加了破解的难度。有的日语莫尔斯电码，其中的假名用不同的点或横线代替以加大破解难度。
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军队使用的密码几乎了如指掌，因此，在训练中，他们干脆让学员们以截获的中国军队的电报为破译密码的练习材料。
李哲夫曾看过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工业调查的情报，用产值衡量，中国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火柴等轻工业，而重工业，包括工厂产品、矿产品以及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中的份额只占国内总产值的二十分之一。李哲夫十分沮丧——装备一个日军甲等师团需要钢材一万吨，而当时中国全国一年的钢铁产量才几万吨，子弹都要从外国进口，现在看到，连中国军队的密码也是如此拙劣，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败素以精强著称的日本军队？
而红军反“围剿”失利后，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在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中，有一份引起了李哲夫的兴趣：“据报此前朱毛匪部窜犯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
这份电报让他内心希望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红军虽然离开了根据地，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肩负着民族使命的红军仍在前进！
1935年冬，李哲夫结束了“陆军通信研究所”的学习，以不公开的形式获得了毕业证书，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然后回到了上海。在名义上，此时他仍然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大日本皇军”的一员了，他的档案转入了陆军省人事局备案，注明其月薪为八十五元，将来的提薪待遇与同期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相同。
毕业时，学员们参观了一些前辈的事迹，并集体参拜和学校同在九段坂的靖国神社。看着靖国神社里的灵位，李哲夫深为触动——甲午战争时期，被中国破获的多起日本间谍案中，被处决的日本间谍们多在青春韶华，正如九段坂的樱花一样，在最美丽的绽放时节毫不犹豫地凋落：
藤崎秀，二十二岁；
钟崎三郎，二十五岁；
藤岛武彦，二十五岁；
福原林平，二十六岁；
高见武夫，二十七岁；
石川伍一，二十八岁；
楠内有次郎，二十九岁；
山崎羔三郎，三十岁；
……
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日军从弘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征召的，在广岛大本营进行了集训，再分配到中国各地。这些熟悉中国的年轻人成了日本军队的耳目和向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日本人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倒幕维新思想的奠基人吉田松阴，明治维新之前就提出了许多强化日本军事的建议，其中强调：为了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日本应大力培养并发挥间谍的作用。他认为：“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国与国之间抗衡，“强者不明间，则不知所宜趋。弱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避”。早在1872年，日本政府就开始向中国派间谍，并逐年增加活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人对于中国各方面情况已了如指掌。比如，日本估计当时中国各省防军、练军的步、骑兵为三十四万九千七百人，这与清政府自己统计的三十六万人相差无几。日本人绘制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每条道路甚至每座桥梁。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每一次出航时间日本人都做到了事先得知。
参观中，一个叫福原林平的间谍留下的书信给李哲夫以深刻印象。福原是冈山县人，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他在上海因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官府逮捕，受尽诸如被烧红铁链穿身等酷刑而坚不吐实，后被槛送南京斩首。福原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留给她的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据日方记录，这些日本间谍被中国人处决时都是毫无惧色，个个慷慨从容。
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提供重要情报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些青年间谍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年轻的日本帝国勃勃野心和旺盛精力的体现。这让李哲夫不由得心生敬意：“作为同行和对手来说，日本人确实干得很出色，那么，现在就看我的吧！”
美国、苏联、英国这些列强都非常重视间谍的培养，一个优秀的间谍必然要求有很高的综合素质，英国人就认为“间谍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非绅士不可为”，所以，这些国家每年都从大学里招收优秀学生进入专门的间谍学校训练，日本也在迎头赶上来，而贫弱的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一想到这里，李哲夫就感到了肩头沉沉的压力。
按照学校的要求，学员毕业时不得相互打听去向后，不得私下联系。李哲夫和梶冈弘毅告别，梶冈感慨地说：“下次见面，估计还是在这里吧。”“陆军通信研究所”不远处就是靖国神社，梶冈的意思是，两人可能就此永别，只有到死后化为护国之神才可能在靖国神社重逢。
李哲夫笑了笑，没有说话，他明白，他们已经成为了日本情报机构“菊根”式庞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菊根”隐喻大日本帝国的势力就像根系一样深入到中国的土壤当中），而上海将是他以后的主要工作场所。
上海在日本的侵华战略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五方杂处，百业聚集，是中国最大的工商都市和对外贸易港口，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上海的战略地位更趋显要。上海处于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是南京政府最重要的财政和税收的来源地，关税收入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也是全国各派政治和文化力量汇集之地。上海与南京相距三百公里，日军一旦侵占上海，即可以上海为据点，形成问兵首都之势，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安危。
李哲夫回到上海，一直留心找寻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消息。
1935年8月1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净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份宣言让李哲夫倍感振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崭新的策略让他眼前一亮。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征，并于11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李哲夫闻讯后，不禁欢欣鼓舞。
李哲夫对蒋介石政府素无好感，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而且缺乏民族气节。这年是日本殖民台湾四十周年，为了迎接周年庆，展示日本治台的“成就”，以更好地统治台湾，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下令拨出巨资举办博览会，并亲自担当博览会的总裁。展览内容有台湾各地的风土物产及“建设成果”、日人治台“政绩”，以及日本在朝鲜、中国东北和桦太等殖民地的“治绩”，还邀请了德、意、英、美等西方国家及亚洲的印度、暹逻（泰国）等国人员参观，同属于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桦太及“满洲国”的官员等也一起粉墨登场。时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和厦门市长王固盘等中国官员也居然跑来观看。有个国民党官员参观后啧啧称奇，连说日本人真了不起，治理台湾四十年，台湾和中国就有了这么大的差距。这段话被日本人登上报纸，大肆宣扬。李哲夫看了报纸甚为懊恼，像他这样心系祖国大陆的台湾人为数不少，而“祖国的政府”却已经将他们遗忘了，一同忘却的还有甲午国耻和“九·一八”国耻！
1935年是东亚局势发生剧烈变动的一年。这一年，日本侵略者继占领东三省后又染指平津，把侵略的矛头伸向华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学生的反日运动成为一个显著的标志。
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由来已久。最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将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1928 年发生了济南惨案，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人排华反华，中国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反日浪潮日甚一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到北平军警的镇压，但这场运动却立刻像野火般地飞速地传遍了全中国，在以后的几天里，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南京、太原、重庆……甚至在云南、甘肃的偏僻小城市的学生群众都行动起来了，罢课、示威、游行……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汹涌展开。
在上海，12月13日，复旦、同济、大夏、大同等大学学生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发出通电，誓以热血同力量，共同完成救亡的工作。14日，交大、暨南、东吴、大夏、光华和美专等校纷纷集会，声援北平爱国运动，反对华北伪自治，保障领土完整。19日，全市学生步行去江湾市政府请愿，奔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并组织学生代表团赴京请愿。
进入翌年1月，冷空气笼罩下的上海下起了冰冷的冻雨，救亡运动并未降温，反而愈加火热。工商业、妇女界、市民都举起了浩大游行集会声援学生运动。
对此，日本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一带扩大了布防，一些地段堆上了沙袋工事，并在江湾路和虹口公园进行了防御性的巷战演练。不过，形势虽然紧张，但李哲夫尚未见日军有增兵的迹象，也未见有进攻性的演练。
这天，李哲夫站在南京路大陆商场门口，把手插在衣袋里，仿佛是过路闲人看热闹的神态，关注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游行。
男女学生与民众一千余人，由四川路进入南京路，在大陆商场一带游行示威，唱救亡歌曲、演捉汉奸戏、散发传单。学生们挥舞着小旗和标语，高喊着口号：
“武装抗战收复失地！”
“誓死不当亡国奴！”
“继承五卅反帝精神！”
“撤退日本在华一切海陆军！”
“抵制日货！断绝对日邦交！驱逐日本使领馆人员出境！”
对于发生于眼皮底下的反日游行，东亚同文书院自然予以高度关注，李哲夫的语言优势，使得他被委以混迹于市民之中关注事态发展的任务。
正当李哲夫站在大理石台阶上袖手旁观时，一个八字眉、短发的男青年从游行队伍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朋友，借地方用一下。”说着推了他一下。
李哲夫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退到一边。
旁边一个女学生向李哲夫莞尔一笑，以示歉意。
李哲夫见这个姑娘约莫十八九岁的模样，刘海下是一双黑漆如洗的眼睛，鼻子小巧而挺拔，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穿着淡雅的女生校服，浅蓝上衣、玄色裙裤、白色棉袜、圆口布鞋。他心想：“好个清秀的姑娘。”向她微笑了一下，以示并不介意。
那个男青年跳到石阶上，拿着纸话筒大声向群众宣讲：“……充满了全国的只是屈服、投降的空气，甚至在华北问题中心的北平，在国防前线的北平，我们所见到的，也只是汉奸政客们的趾高气扬和名流学者的逃亡理论……”他说得兴起，挥动着一只肩膀，大呼疾呼：“我们，这人类最先开化的民族，现在已经到了‘抗敌则生、不抗日则死’的最后关头！我们愿用血和泪来唤起全中国的同胞一致抗战！”周围的同学则纷纷向众人散发传单。
那个女学生端着纸箱募捐，她来到李哲夫面前，说：“先生，捐一块钱吧，一块钱就行。”
李哲夫见到她真诚的目光，问：“小姐，一块钱就能救中国吗？”
她点了点头，说：“能的！一块钱代表的是救国的心意，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个同胞都有这个心意，中国就有救了！”
李哲夫将一枚银圆投入了募捐箱。她说了声：“谢谢先生。”见李哲夫正注视着她，脸上泛起了一片淡淡的红晕。
就在这时，马路彼端传来了一片嘈杂声，这里是法租界，十多名租界巡捕乘马赶来，冲散了游行的学生队伍，一些被日本人收买的地痞流氓混在其中，撕碎学生的标语和旗帜，有许多学生被打，在争执纠缠中一些人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