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夫淡淡地说：“这个无可奉告。”不想和这个汉奸多话，低头扫视了出车记录单。“梅机关”有一辆崭新的丰田AA型汽车，这辆漂亮流线型的轿车有防弹装甲，是机关长影佐祯昭将军的专车，影佐此时正在东京，但记录单上，这辆车却写着“预定”。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将军的车也被借用了，谁这么大的面子？”
原田说：“哦，是晴气中佐，说是有特别用途。”
“我三天后出发，这辆车到那天能还回来吗？这次出差要见大人物，坐这车去办事一定很方便。”李哲夫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原田笑着说：“太不巧了，中佐预定的就是那一天。”
果然是28日！
车队的记录上，晴气借调的汽车只有这一辆。看来，晴气认为只是送一个人到机场，路并不远，一辆车足够了，不引人注目就好。
离开车队后，李哲夫给柳泽信太郎打电话：“真是抱歉，这两天事太多，可以再缓一两天把翻译的资料给您吗？”
柳泽说：“这样啊，那么，28日上午10点之前，你把这些资料交给在徐公馆的菊岛千波，由他带来给我，如果再迟的话，就邮寄给驻满洲国的海军武官处，请他们转交吧。”
当晚，李哲夫约见了布朗，告诉他：“扎伊采夫将于本月28日乘坐一辆牌号为4520的丰田AA型汽车从徐公馆前往龙华机场，出发时间大约在上午10点。”
布朗大喜：“情报可靠吗？”
李哲夫点头说：“应该没错。”
布朗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太好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干掉这只‘兔子’！”
“扎伊采夫”在俄语中是“兔子”的意思，Q小组给这一行动取了个代号“猎兔犬”计划。
李哲夫说：“日本人对扎伊采夫事件的保密工作很自信，估计随行的护卫人员不多，四五人左右，一辆车。一个棘手问题是，这辆汽车上装加了防弹钢板。”
李哲夫提出，下手的时机需要符合四个条件：一是找好退路，二是易于动手，三是附近无军警特务，四是尽量不要伤害无辜。
布朗点头表示同意。
翌日，Q小组用一辆伪装的卡车对康丰路到龙华机场的道路进行了实地侦察。他们选定的伏击地点是一片小树林，这段路面不宽，因为有个拐弯，汽车经过时必定会减速。美国人的计划是，狙击小组潜伏于树林内，道路前方一百米处有个山丘，山丘上设立观察哨，当运载扎伊采夫的丰田汽车到来时，山上的观察员用镜子反光提醒狙击手准备。潜伏阵地距离公路两百七十米，这个距离比较远，但不能再近了，否则就有暴露的可能，这给狙击手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个距离，步枪的准星宽度和人体目标的宽度差不多，使用机械瞄具的普通步枪命中概率很小，必须使用带瞄准镜的精良步枪，他们选定的是M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加装了四倍的光学瞄准镜（即使是熟练的射手，也很难用手枪命中五十米外的人，所以手枪虽然容易隐蔽却不能采用）。考虑到目标是带有装甲的汽车，他们还配备了一支反坦克枪。狙击组有五名射手，一名射手先用反坦克枪将汽车打坏，使它停下来，四名使用狙击步枪的射手则负责击毙目标（扎伊采夫身高将近一米九，和矮小的日本人在一起，是个目标明显的大块头），为防万一，他们还带着汤普森冲锋枪以应付近战。由于随行的日本特工只有几人，而且只携带手枪等短小武器，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四支步枪火力已足够压制住他们。美国人短时间内不可能从万里之外的本土调来训练有素的枪械特工，所以这些射手均为上海租界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挑选出来的职业军人。
一位名叫哈里森的陆战队上尉担任了狙击小组的指挥官。小组成员全部身着便衣，以化名身份分批入住上海国际饭店，彼此见面时佯装不识。深夜时，Q小组的联络人施瓦茨暗中将他们召集到一起，由“Q女士”埃米莉传达具体任务，到了行动地点，从等候在那里的卡车里取出武器。每个参与者都分到一枚氰化钾药片，上级的命令是如若被捕即服毒自尽。Q小组将刺杀者的安全脱身置于第一考虑，但万一刺杀失利，也不能被日本人抓住把柄。哈里森等人皱着眉头接过氰化钾药片，有人咕哝：“见鬼，我可不想死在中国。”
在远东，美国人还不想公开挑战日本的权威。驻上海的美军陆战队官兵约一千名，在整个国际局势一团糟的情况下，其面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险恶。过去，驻沪美军在面对日军的挑衅时，会有他国援兵前来支援，但如今谁也顾不上谁：当时，意大利在上海租界内有七百五十名官兵，但墨索里尼政府和日本结盟，他们不可能帮助美国；法国驻扎着四千名军人，但是1940年6月巴黎沦陷，法国成立了亲德的维希政权，这支部队也靠不住了；剩下只有英国，但随着欧洲战线吃紧，其仅有的一点兵力也于1940年8月撤出了上海。一旦美日两军在上海爆发冲突，这一千多美国军人将与数以万计的日本军队对抗，其下场可想而知。美军在上海的存在只具有象征意义，为了维持这一象征意义，其代价便是一千名在日军炮口下的“武装人质”。
28日中午，李哲夫接到一个电话：“请问是张老板吗？”他回答：“不是，您打错了。”将电话挂断。这是“猎兔犬”行动成功的暗语，如果失败，暗语则是“请问您是王老板吗？”
这个潜在危害极大的“兔子”终于毙命了！
李哲夫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着实长舒了一口气。
美军刺杀扎伊采夫的行动如预想一般顺利，狙击小组飞速撤离现场。匆匆赶来的日伪军警在路旁的沟渠找到了扎伊采夫，他身中七弹，早已气绝，在车内和车旁还可见司机和三名护卫的尸体，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连敌人的弹壳也没找到。
随行的菊岛千波中了三弹，却奇迹般的抢救回来了。
事后，日本武器专家从丰田汽车发动机上的大口径弹孔分析，这是英国产0.55英寸口径的博伊斯反坦克枪干的，这种武器精度不错，而且威力大，发射的穿甲弹经过膛内高温高压气体作用，一触及目标，就会在目标表面每平方厘米面积上产生数十吨至数百吨的高压，以击穿钢甲。
菊岛千波中弹后卧倒在地，处于半昏迷之中，还残留着神智，他回忆，刺杀者是西洋人，听到他们过来检查扎伊采夫的尸体，还往尸体上补枪。刺杀者说的是英语，行动敏捷，整个过程干脆利落，这不是一般的组织，最可能的是美国军方人员。
扎伊采夫被击毙，“梅机关”、“冈机关”等日特机关，仿佛挨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对此既恼怒，却又抓不到证据，对租界内的美国人只有咬牙切齿。对于海军的德山燃料研究所来说，更是有切肤之痛。在龙华机场等候良久的柳泽信太郎，得知扎伊采夫被杀，竟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喃喃自语“这下完蛋了”。
让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美国人是怎么知道扎伊采夫行踪的？究竟哪个地方泄密了？
李哲夫心中也藏着一个大大的疑问：提供扎伊采夫住在徐公馆的情报的神秘人物是谁？没有这份关键情报，“猎兔犬”行动不可能成功，“兔子”这会儿可能早就飞走了，李哲夫在这起事件中前前后后忙活的一切也都没有了意义。
李哲夫只有在内心里向这位神秘的同志致敬。
1959年9月26日，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第一口油井喷薄出黑色的石油，宣告了大庆油田的辉煌开端。1976年以来大庆的年产原油一直在四千万吨以上，并持续三十多年高产，共开采出石油二十多亿吨，成为中国最大的油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中国记者写的长篇通讯报道，日本人获悉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巨大油田，但在当时，大庆油田的位置和产量等情况都是秘而不宣的。日本人无法到达大庆，但可以到北京，在北京火车站，日本人从停着的一辆辆满载石油的油罐车上取下一层尘土，从尘土的颜色和厚度来看，以及通讯报道所附照片中王进喜等人的衣帽特征和自然背景，他们初步推测大庆油田的位置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这时在东京的一间小屋内，已是白发苍苍的柳泽信太郎，拿着放大镜趴在伪满时期关东军绘制的地图上，通过中国一系列的公开报道，特别是所提及的“马家窑”这个地名，查明了大庆油田的地理位置：北起海伦县的庆安，西南穿过哈尔滨与齐齐哈尔的铁路，包括公主峰西南的大来，南北约四百公里的范围。他又通过中国画报发表的大庆炼油厂的照片，计算出炼油厂烟囱的内径，从而估算出炼油规模及年产油量。他判断，到1971年大庆油田的年产油量将有一千五百万吨，以后最多年产油量可高达五千万吨。这与真实的情况相差无几。日本公司通过柳泽提供的情报，推断：在最近几年中国必然感到炼油设备不足，买日本的轻油裂解设备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产油能力远超炼油能力，要解决这个矛盾有两个方案：一是出口原油；二是进口炼油设备。日本正愁找不到原油，中国生产原油过剩，正好可以出口到日本；日本工业发达，产品急需寻找市场，有人要买其炼油设备，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于是，日本很快就派出两个经贸代表团到中国，一个谈判购买原油，另一个向中国出口炼油设备。不出所料，洽谈一举成功，日本从而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当日本经贸代表团满载而归时，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向柳泽信太郎道谢，柳泽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将道贺和礼物统统拒之门外。在关门的一刹那，人们在这个老头脸上看到的，只有深深的懊悔和不甘！
那些隐没在历史长河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也不知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