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纯久本来欣赏李哲夫的忠诚和才干，而且，他曾以军人身份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过，在关东军军官中是为数不多的“经济通”，他对李哲夫参与的《中国抗战力调查》、《中国长江沿岸兵要调查》以及《日满华通货膨胀》、《论战时经济》等报告很感兴趣，因为这些报告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基于大量事实资料并以精到分析和客观态度归纳总结出来的。池田有空时经常带上副官到满铁大调查部找李哲夫谈论，诸如“请讲一讲通货膨胀的调查情况吧”这样的话题，而且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李哲夫的见解和学识常常让他叹服，两人的交情更为加深。
一个晴朗的秋日，缤纷的落叶铺满了街道和田野，偶尔吹过带着寒意的风，便“沙沙”作响起来。李哲夫来到丰乐路的丰乐剧场，一副闲暇的神态看剧场贴的电影海报，以漫不经心的眼神扫视了周围的情况。剧场旁有土耳其人经营的烤肉店，还有一家白俄犹太侨民经营的冰淇淋店，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男子在烤肉店前面的长椅上坐着看杂志，杂志封面是一位香烟女郎，一顶褐色礼帽放在他左手边上。
李哲夫手里拿着一份满铁的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走到这个男子近前，在他眼前晃了一下报纸。男子抬起头来，他脸上掠过一丝一闪而逝的兴奋。
“这是您掉的钱吗？”李哲夫递上一张俗称“老头票”的十元面额的伪满钞票。
那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钞票：“不是的，我的钱还在。”
这是两张连号的钞票。暗号对上了。
李哲夫在他身边坐下来，摊开报纸看了起来。
那男子低声说：“明晚五点，大同公园音乐堂见。”李哲夫轻轻咳嗽一声，合上报纸，起身走了。
翌日傍晚，两人在大同公园西南角的音乐堂见了面。这个音乐堂其实是一个下沉式的露天演出场所，舞台坐北朝南，台下平坦处设了三千个木凳观众席，其后是草坪的带坡看台，今年的“建国十周年兴亚国民动员会”在此举行，现在偌大的场地空荡荡的，地上到处是枯叶。
那男子首先向李哲夫做了自我介绍，他叫程罡，公开身份是城东香林书店的老板。他遵照组织的安排来到新京三年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一直处于潜伏状态，现在重新启用，接受李哲夫的领导，作为“礁石”小组的副手开展地下工作。他强调说，礁石小组以李哲夫为核心，由延安实行单线领导，不与其他任何联络点发生横向联系，以确保安全。
李哲夫来东北之前，老潘就介绍过了程罡的情况，这是一位有十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政治可靠，经验丰富。当下，他询问了目前的情况和困难。
程罡说：“困难很多。就大环境来说，在新京、奉天、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多年经营的日伪军警宪特机关已经把触角深入到各个行业，饭店、旅店、浴场、会社、学校以及街道居民中，到处都有他们广泛发展建立起来的‘谍者’、‘联络员’、‘密侦’，形成一张铺天盖地的耳目大网，随时向他们报告可疑的人物和动向。日本人的统治高效而又残暴。”望着公园里波光粼粼的人工湖，他继续说，“这里的湖水直通伊通河，冬天，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常把成车的抗日反满分子拉到结冰的河边，投入冰窿中，所以大伙儿都不敢吃这河里的鱼，说鱼都是人血人肉催大的，吃了造孽。”
李哲夫点了点头：“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处处都得加倍小心。小组方面的困难呢？”
“人手现已基本到位。书店可以作为传递情报的联络点，店里的伙计有我的亲戚，也有关内派来的同志，这个点是可靠的。最大的困难在于通讯技术。”
“你的书店要挪个位置，搬到大同路我工作到住所的半路上，这样，我下班后顺道去书店逛逛就不会惹人注目。”李哲夫接着问，“通讯技术上有什么困难？”
程罡说：“敌人对无线电器材管制太严格，搞不到电台啊！以前曾有同志从关内带电台进来，结果半途被敌人查获，电台没运到，人也牺牲了。”
李哲夫沉思了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情报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时效性，这里距离关内最近的根据地也有千里之遥，人力传递情报的效率实在太慢，也不可靠，如果不能和延安建立无线电联络，那么搞再多的情报也无济于事。
他问：“你们有没有试过用短波收音机改装成电台？”
将普通的民用收音机改装为无线电收发报机，就是把原来用于检测调幅信号的检波器改装成能检测等幅信号用于收报，三极管采用高频管，去掉收音机的低放及功放级，改造混频级和中放级的射频功率放大电路用于发报。
程罡摇头说：“中国人不能随便买收音机，要买得事先报案审批，买了后还会来检查。我们担心敌人怀疑，一直没买。”
为了加强控制力度，伪满当局大力推广无线电广播，由于普通收音机昂贵（价值上百日元），还特地开发出“满洲电电”型简易收音机，每台售价仅十五日元，当时东北的收音机听众已经达到四十多万，其中绝大部是日本人。但是，战时的短波收音机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不能购买，一是因为它可以改装为电台，二是防止民众收听敌台，传播不利消息。
李哲夫说：“如果我搞来收音机，你们有办法把它改装成电台吗？”
程罡肯定地说：“可以！我们有位同志是从延安派来的无线电技术员，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李哲夫说：“米会有的，这位巧妇手艺可靠吗？”他作为满铁的高级官员，购买一台收音机不会引人怀疑。收音机改装特工用的电台，从理论上说似乎不难，只需要从市面上买几个配件就可以装配成一架电台，实际上远没这么简单。
“可靠。这位同志参加革命有五年多了，他的修理手艺高超，当年我在边区军工局学习时和他就认识了。组装发报机时，一个固定电容器短路了，他拿过来在蓄电瓶上一通电，就修好了，还有一回，一个低频变压器里的线圈不通了，他就把这个变压器在二百二十伏电压上一接通，也修好了。我们考虑到在敌占区工作，留声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无线电台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特意将他调来。”
看来，为了“礁石”小组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组织上做了很大努力，李哲夫深感责任重大。
很快，李哲夫就搞来了一台收音机，秘密交给程罡，又以零散的方式给他配齐了改装所需的零配件。
很快，电台就改装好了，并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开始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为了防止敌人侦听，这次试验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但非常成功。在一个初冬的凌晨，“礁石”小组在郊外向延安发出了第一份电报，报告小组的工作正式启动，很快，延安就有了回电。接到回电后，程罡和这个名叫郝怀善的报务员难以抑制兴奋，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把电台隐藏在新京郊外的谢家屯，当地有一个医生叫关文，他和他的妹妹都是地下党员，按组织的要求加入了“礁石”小组。电台藏在关文家后院的干草堆里。郝怀善的公开身份是泰亨源水电行的车夫，和关文的妹妹刚结婚不久，和关文住在一起。
李哲夫得知发报收报成功后很欣慰，他这只飘飞在辽远天际的风筝，终于又把线交到了党中央手里。他钦佩郝怀善的技艺，就是靠他从破机器上拆的几个型号不一的电子管、电容器和电阻，郝怀善自己绕线圈，自己焊电路，就这样东拼西凑搞了个机器，居然能够实现远距离通信。
李哲夫传递情报的地点一般在香林书店。事先约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情报时，他会买好一支牙膏，把牙膏挤出，将写有情报的纸塞进去。下班后经过香林书店，程罡准备好一支相同的牙膏，将两支牙膏交换，这样，别人看到李哲夫拿着买好的牙膏路过书店顺便进去逛逛，再拿着牙膏和新买的书出来，不会起任何疑心。
程罡不会操作电台，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作为李哲夫和电台之间的联络员，李哲夫只与他一人联络，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都不知道李哲夫的真实身份。程罡和郝怀善一个管报务，一个管机务，分工合作。李哲夫送来的情报经过程罡加密成密文，再把那份密文交给郝怀善用莫尔斯码发出去，因此，郝怀善虽然发出了加密电报，但对电报的真实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知道情报的来源。这样一来，发报的人翻译不了电文，会翻译的人又不发电报，分工各管一段，都是为了保证安全。
李哲夫也可以自己将电文加密并发报，省却所有的中间环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上级指示，只有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和延安的联络时间一般是夜间零时，这时的电波传播距离最远。当时电磁环境远比现在清洁多了，十五瓦功率的发报机白天通信距离虽然只有两三百公里，但夜晚通信距离则是白天的十多倍，架上双极天线，通过电离层折射，可以直接联系上延安。
“礁石”小组的电报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少，二是字数短。这是考虑到机器状况和安全环境。
电台有了，但电台工作需要电，这又是个问题。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接上照明电源发报，但只有市区里才有电，这样发报很不安全，容易被敌人用分区断电的排查方法发现，最好自己解决供电的问题。
美、英、苏等国已经研发出特工专用的无线电台，这种电台体积小，耗电少，不需要有线电源，六节干电池就可以连续工作四个小时，这段时间足够一个熟练的报务员拍发上百页纸的内容。但“礁石”小组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因陋就简改装民用收音机，相对而言，这是很耗电的玩意儿。
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功率五瓦的小电台可以使用手电筒上那种1.5伏的石墨小电池，发报的工作电压需要一百八十伏，这就要用一百二十节小电池串联。手电筒电池虽然在城里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日伪侦缉人员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得先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用。用收音机改装的电台，收报可用干电池，发报就不行了，用这样的小电池无法维持正常发报所需的电压，即使是收报，也需要经常更换大量电池，是不安全的。因此，不能用干电池。
汽油发电机显然也不现实。
关文从奉天搞来一台报废的手摇发电机，隐藏在马车里带到了新京，郝怀善把它修好，试验后发现可以满足发报的需求，这可解决了大问题。
发电时，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正对发电机上的电表，两手摇转，保持表针在右方绿色区，当郝怀善开始按电键时，摇把会变得很沉，即使是身强体壮的人，连续摇转十分钟也要大汗淋漓，遇到内容长的电文，就需要两人轮流摇转。
由于通讯设备的落后，信号很弱，收报比发报更困难，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每收一封电报，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接到延安的电报后，和发送情报同样的方法，程罡把电报内容传递给李哲夫。
一年多以后，李哲夫可以在家通过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的电台广播指示，不再由程老板传递指示，这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延安方面的广播以某一特定的频率和时段，反复播送代号与数字，一般持续半个小时，如：“现在播报XXX单位某月某日第X号电文，请XXX单位准备抄收。”随后就开始播报数字电文，电文为四位阿拉伯数字的密码，每组重复播报三遍，如：“2459/2459/2459，1378/1378/1378，2064/2064/2064……”
“XXX单位”是一串三位数字，就是每个情报员的代号，可以是潜伏在北平的情报员，也可以是潜伏在上海的情报员。接收命令的情报员，都会在事先约定的某个时段坐在比较隐密的室内的收音机前收听和抄收广播内容。因为上级不会每天对情报员下达指示，情报员也不一定每天都在固定住所，所以，一则密码广播，可能会连续播送多天，时段与内容一样，以便情报员能收到指令。
四位数字密码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密码本通常是一本书，而且是那种很常见的、不引人注意的书，如《聊斋志异》、《红楼梦》、《源氏物语》等等。如电码“2459”，即为此书的第二十四页、第五行、第九个字。这样一来，收报员依照抄收的数字翻查书页，从而译读全文。敌方虽然能天天截听到密码，但不知道密码本所选用的是哪本书，这看似简单的密码，事实上是难以破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