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形势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罗大愚（东北党务专员兼辽宁省党部书记）头脑开始发胀，竟然不合时宜地提出地下工作应该“从秘密阶段开始转向半公开阶段”的口号，同时在工作上强调要实行“正规化”，统一印制了《党员登记表》，要求每个国民党员都要详细填写个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情况，什么职业，姓名、住址等全部清清楚楚，然后将登记表交罗大愚保存。结果在5月23日，日本军警突袭逮捕了罗大愚，从他的住处搜出了由他保管的《党员登记表》，按照登记表逐个抓人，被捕者有两百多人。军统、中统、三青团的负责人、组织配置、情报网、活动内容、地区及主要人员动向，这些秘密全部向日本人敞开。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抗日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秘密战线上，保密的纪律和执行力是成败的关键，凡是在这方面出现纰漏，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拔出萝卜带出泥，满洲建国大学的一批抗日学生也因此受牵连，十几人被逮捕，另有一部分则连忙逃离新京。
这天早上，郝怀善赶着一辆拉杂货的马车经过香林书店，从程罡那里取了一份情报返回谢家屯，准备当晚用电台发出，正好碰到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在各个出城的路口设岗，搜查漏网的抗日学生。郝怀善见这些军警挨个搜检过路行人，非常仔细，担心情报被查获，便调转马头返回城内，想找个僻静的地方销毁情报。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天意，郝怀善突然调转车头，正好碰到了经过的宪兵队长铃木一策，铃木顿觉可疑，但他穿着军装，没有立刻跟上看个究竟，而是悄悄让一个便衣跟踪郝怀善。
郝怀善走远后，悄悄掏出写有情报的纸条碾碎，塞进卷烟里，点燃了抽起来，抽完后，再掉转马头出城。
那个便衣特务怕被发觉，只是远远跟着，没有注意到这个抽烟的细节。
郝怀善顺利地通过了关卡，和一个相识的伪满警察聊了几句，这才知道是在搜捕学生。他舒了口气，赶着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了谢家屯。
那便衣特务回来报告，说是个普通农民，一路上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铃木问：“哦，那他最后去了哪里？”
特务回答：“谢家屯。”
铃木眼睛突然一亮，他想起了三个月前那个雪夜里飘忽不定的无线电信号，问：“这个人发觉你在跟踪吗？”
“没有。”
“这个人的相貌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很好，你马上到谢家屯蹲点，把这个人的姓名、住址、行踪以及和他来往的人都记下来。”
自从发现那个神秘电波后，铃木一策曾多次派人到谢家屯暗查，都没发现什么线索，如果出动军警拉网筛查又怕打草惊蛇，所以这个案子一直没有进展。但他相信自己的嗅觉：第一，那部秘密电台仍藏匿在谢家屯，因为随后又有好几次探知了这个电波，具体位置有变动，但这几个变动位置的地理中点仍在谢家屯；第二，这个看到关卡便慌张躲避的马车夫，不像是一个普通人，在电台案件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分子。
现在，有了一个具体的人作为目标，调查工作峰回路转，铃木觉得已经可以用肉眼看见那个无形的电波了。
这天，凌晨2点多，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候，下着大雨，谢家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几个人拉着一辆板车向屯子走来，村头的狗儿吠了起来，打破了夜色的宁静。这些人先是敲了村长侯老六的门，侯老六出了门，再一起向西边的一座院落走去。
到了这院落的柴栏门口，侯老六扯着嗓子喊：“关文兄弟，帮个忙！”
喊了几声，屋里的油灯亮了，一个戴眼镜的人挑开窗门问：“啥事儿啊？”
侯老六见他正是关文，便说：“马队长的小舅子连夜赶路，雨天路滑，倒了大霉，车翻在沟里了，人摔了个结实，腿折了，小肚子在耙头上卡了一家伙，疼得受不了。马队长心急，怕出事，就赶紧送你这儿来，请你给瞧瞧。”
关文扶了扶眼镜，见村长旁边站着的果然是铁路警备队的马队长，镇上见过好几回，也算是熟脸了，马队长身后站着三个人，这三人离侯老六提的灯笼远了些，看不清脸，显然是来帮忙的弟兄。
关文说：“干吗不送城里去？我这点微末道行，就怕耽搁了病人。”
马队长说：“这大雨天，道上都是泥泞，也就你这最方便，老弟的医术远近有名，方圆几十里的乡亲听到关大夫的名头谁不翘大拇指？”又说，“我舅子原本在我的所里吃饭，喝得醉醺醺的，接到城里的电话，说是老婆要生了，这可再也坐不住，硬要赶夜路回家，谁想没走多远就翻了车，真是乐极生悲！好在被巡夜的弟兄及时发现，不然那孩子一出世就没爹了。”
这番话合情合理。像这样半夜里附近村子有人得了急病来敲门的，也不是一两次了。
屋外，雨水还在飘落，板车上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哼唧唧，身上的雨衣“嗒嗒”作响。关文动了恻隐之心，略一迟疑，说：“把病人抬进来瞧瞧。”
厚实的木门打开了。
马队长大喜：“有劳关文兄弟了！”一挥手，几人托肩抱腿将板车上的人抬进了屋里。
关文举着油灯俯下身去查看那人的伤势，突然愣住了，一支乌黑的枪口当胸对准了他，一声粗重的喉音响起：“别动！”
“啪嗒”一声，关文将手里的油灯摔到地上，屋内顿时一团漆黑。
“妈了个巴子！”马队长一拳把关文打翻在地。
进屋的几个人迅速拧亮了随身带的手电筒，闯进了里屋，屋里立刻传来了打斗声和女人的尖叫。
“砰”地一声，屋的后窗被踢开，一个只穿褂子的人影跳了出来，往村外急奔，但没跑多远，四周忽然冒出几条身影，一拥而上将他掀翻在地——这是几名穿着伪装服的关东军宪兵，他们已在雨水流淌的野地里静静埋伏了好几个小时。
目睹这一切的村长侯老六，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在他脚边，一只灯笼正熊熊燃烧着……
铃木一策大尉对这次突袭非常满意，整个行动过程未放一枪，而要抓获的两人——关文和郝怀善——悉数就擒，还起获了隐藏在后屋马圈草堆里的电台、电池，可谓“人赃并获”，只是密码本还未找到，但他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那个深藏不露的敌谍报组织已经浮出水面，那个令他们坐如针毡的神秘电波，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铃木和手下对了个火，猛吸了两口烟，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把半截香烟扔到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这帮狡猾的家伙，一个都别想溜走！”黎明的夜色中，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露出了饥饿猛兽般的寒光。
但这一切，李哲夫还不知情，此时，他正在六百多公里外的大连。
大连星浦的满铁总裁公馆。这座原沙俄市政厅官邸已修饰一新，尖尖的圆顶下是一排拱型的阳台，楼前的花园里喷泉水花四溅，甬道两旁绿树成荫。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使这座欧洲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公馆比往常多了几分森森的肃杀之气。
“大本营研判，苏联可能将在美军完成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工作时，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对此深感忧虑。据判断，那时苏联远东军将以优势的空军和装甲兵力为主的部队突然袭击，侵略满洲、朝鲜、华北和桦太岛的重要地区。5月30日，大本营下达了关东军的战斗序列令，同时向关东军下达了包括如下要点的命令：一、大本营试图加强朝鲜、满洲对美作战和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二、关东军总司令官除了完成目前的任务外，应在消灭来犯美军的同时，进行对苏作战准备……”
日本陆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飞抵大连，在满铁总裁公馆的会议厅，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传达了上述各项命令，同时听取了两军情况的汇报。然后，这三位大将就重大的时局问题进行了“恳谈”。
李哲夫身穿军装，带着满铁特别调查课最新的《远东苏军后勤准备调查》报告静静地坐在会议厅外的长椅上，等待召唤。
一个副官走了过来，对李哲夫说：“井上中佐，司令官有请。”
李哲夫进了会议厅，立正敬礼。会场上将星璀璨，除了三位大将，包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以及喜多诚一、后宫淳、上村干男、清水规矩等关东军高级将领都在座。
对面的冈村宁次向李哲夫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人以前在上海和南京都相处过，一别已快十年了。李哲夫见冈村两鬓斑白，在座的人个个脸色凝重，显然都对战争的前景深感忧虑，这些人都是手绾兵权的封疆大吏，对眼前的时局有相当的认识。
秦彦三郎说：“中佐，请你介绍一下满铁对于苏联远东军力的调查。”
“是。”李哲夫打开《远东苏军后勤准备调查》，“概要地说，满铁经过详细计算西伯利亚铁路的昼夜通过量和苏军作战物资的需要量，结论是，西伯利亚铁路的最大年运量为九百三十万吨，月平均七十七万吨。估计苏军在远东的一线参战兵力为一百五十万。据此推断，苏军对我开战时间最早在9月上旬。”
“七十七万吨？”秦彦三郎问，“苏军摩托化水平较高，对物资的依赖远大于我军，这么多的物资能够保证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吗？”
李哲夫回答：“这个数字相当于苏德战争百分之七十的前线物资消耗量。虽然苏军的调兵集结需要时间，但依靠西伯利亚铁路供给远东战争需求并不是个问题。”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口：“因为苏军要对付的是已经成为空壳的关东军，其战争规模和物资消耗要比苏德战争小得多。”
在座的将领们闻言都沉默了，他们都领会到了那句没说出口的话。如今的关东军和昔日那支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相比，素质上已经有了天壤之差，保留的只是“关东军”这个名头而已，其战斗力据评估仅相当于过去的八个师团。
大本营为了应付战局，1945年开始更频繁抽调关东军，1月调走十三个师团回国，4月为进行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调走七个师团，使关东军兵力仅剩下1944年和1945年所编成的十二个新师团，关东军不得不把在满洲的二十五万日本侨民重新征集编成八个师团、七个混成旅团、五个炮兵联队，关东军的总兵力又膨胀到二十四个师团，约六十多万人。虽然人数是拼凑起来了，但征召的兵员成分复杂，素质极差，其中既有开拓团的老朽，也有刚从本土征发来的少年兵，满铁的日本人职员也有数万人被征召入伍。这些部队中，即便是资格最老的师团，也只有1944年5月编成的第l07师团，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编制、素质、装备都很差，训练也不够。关东军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说，只剩下可使用的坦克一百六十辆，此外，尚缺火炮四百门、机枪二百三十挺、掷弹筒四千九百支和十万把刺刀。这是因为大本营为了进行本土决战，已将关东军储存的山炮以上重武器全部运回本土，还计划将关东军储存的军需品约三分之一（航空汽油两万公升，普通汽油三万公升，弹药十三个师团的会战份额）调运本土，这引起了关东军的极大不满。现在新动员起来的部队，只好靠关东军老部队之间调整、挪用，同时，把伪满军手中的枪支弹药收归关东军新扩部队。割肉补疮，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此时的关东军虽然在纸面上还拥有数百架飞机，但大部分已老旧不堪用，主要是飞行训练单位的教练机，堪用的作战部队仅有一个战队、两个独立中队，共计战斗机六十五架，轰炸机二十架及部分侦察机。有经验的飞行员更是缺乏。
李哲夫曾在四平观看过一场关东军针对苏军坦克部队的军事演习，由于没有反坦克炮，训练的内容就是让士兵作“肉弹”抱着炸弹冲向对方坦克同归于尽，但就是这些炸弹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送到他们手里，训练用的都是木头模型弹，坦克用四轮牛车代替——以这样一支部队去对抗滚滚而来的苏军钢铁洪流，不过是螳臂当车。
听了报告，梅津美治郎直截了当地询问关东军，如果苏军打过来能坚持多久。山田乙三很明确地表示：“关东军只能打一次会战。”日军的“会战”时间指的是“一个月”。
梅津脸色铁青：“能不能支撑一年？”
毕竟，从1932年起，日军便在东起吉林图们江流域、西至内蒙古海拉尔长达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修筑了为数众多的军事要塞，其中大型要塞十七处，这些要塞原本是准备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基地，现在却转变为防御性壁垒，成为阻遏苏军进攻最可靠的防线——至少梅津是这么想的。
没有人回答他。
梅津问李哲夫：“你们做过这方面的估算吗？”
李哲夫回答：“我们曾假设关东军能支撑一年。假使如此，以苏军在苏德战争中表现出的一贯的猛烈作战强度，应该能承受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不可恢复损失（死亡加重伤），其一线兵力为一百五十万，在损失六十万人后仍将保持着进攻能力；而日本呢？以诺门罕战役苏日人员损失比例为一比二估算，在这一年的战争中，日军将有一百二十万人的死伤，这个数字是关东军现有总人数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