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时，桦山春枝一个人悄悄赶到车站为李哲夫送行。十三岁的春枝身穿洁白的海军衫，就像一枝含苞欲放的杏花，脸蛋蕴藏着羞涩的微笑：“哲夫哥，要加油喔！”
李哲夫用力点头：“是，一定努力！”
“秋天枫叶变红的时候，希望哲夫哥能回来看一看。”春枝清澈的眼睛露出期盼的目光。她送给李哲夫三个小小的布玩偶，这是三只憨态可掬的猴子，一只猴子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一只捂着嘴巴，象征着佛家三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玩偶是春枝亲手缝的，做工精细，惟妙惟肖，很是花了番功夫。
李哲夫深为感动，心想：“虽然春枝不是我的亲妹妹，但待我就像亲哥哥一般。”他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重复了一句：“一定努力！”
李哲夫临走前回到大锣镇看望了母亲，给爷爷扫墓。母亲凭直接感到儿子这次出远门要很久很久，虽然内心伤感，却强打起精神，杀鸡买鱼，尽其所有准备丰盛的饭菜。李哲夫见爷爷的坟前野草茵茵，景象凄凉，想起爷爷一生坎坷，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心中怅然。
李哲夫离开家是在凌晨时分，天还没亮他就蹑手蹑脚地起床出了门，没有惊醒睡着的母亲，他怕分别时母亲会伤心。
李哲夫最后去台北辞别父亲。父亲以家长的口吻，要求他去东京后，以第一志愿报考一高（第一高等学校）。
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一高就是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它的招生名额和东京帝国大学招生人数基本一样，只要不对专业挑挑拣拣，凭一高的毕业证书就能免试上帝国大学，考上了一高就等于考上了帝国大学。而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知名的大学，培养的主要是文官，也就是高级公务员，或者说是将来的政治家，换句话说，毕业后就是当官的料，到时候，不但前程似锦，而且有钱有势的日本家庭会一起拥上来招女婿。父亲认为，以他的成绩考取一高不能说十拿九稳，起码也有七八成把握，第一年不行就来第二年，“考上了就等于中了状元，可以光宗耀祖！”
但是，李哲夫并不想进入这个人人羡慕的一高，不觉得能“光宗耀祖”。他内心早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高是当时日本最难考也是最有前途的三所高等学校之一，其他两所是海军兵学校（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即陆军军官学校，在日军术语中“士官”是相对于“士兵”的反义语，即“军官”的意思，那种相对于西方军队“上士、中士、下士”的士官，在日军中是“军曹，曹长”之类称谓的“下士官”）。这两所军校是日本帝国陆海军培养军事主官的学校，成为一个军官是那个时代无数日本青年的夙愿，但台湾人却不能报考。
除了以上三所学校外，东亚同文书院也是日本中学毕业生的一个好去处。李哲夫所心仪的，正是这所学校。
李哲夫为什么要报考东亚同文书院呢？因为，那个长期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念头已经变成了不可阻挠的信念——去大陆看一看那个内心深处的遥远的祖国！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00年在中国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主要培养外交官和商社人才，而且偏重于对华业务。李哲夫认为，要了解祖国大陆，报考东亚同文书院是最好的途径。
东亚同文书院既招收日本学生和派遣日本教师，培养他们到中国工作的能力，又吸引中国留学生去日本，以“日中亲善”和“文化交流”的面目出现，故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书院与中国政府、学界及社会人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文书院的教授兼干事山田良政是孙中山的至友，1900年参加惠州起义牺牲，孙中山为其题写过墓碑，其弟山田纯三郎则是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学生，也是孙中山的好友，孙中山病逝时，山田纯三郎是守侍的唯一外国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素有交谊；胡适于1927年、鲁迅于1931年曾应邀到东亚同文书院讲课……所以，在李哲夫的心目中，这所大学的形象是相当不错的——他那时自然不知道，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产物，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并在暗中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情报联系，在日本推行侵华政策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强盗嘴脸，事变后，面对国际舆论的指责和压力，日本政府的表现十分蛮横，从此在国际上日趋孤立。日本这种蛮不讲理的强权作风，却赢得某些台湾人的认同甚至“自豪”。李正钦就参加了位于台北太平町的“大同促进会”，鼓吹“台湾人皇民化”以及“亚细亚民族大团结”，集会庆祝关东军的“满洲大捷”，胡说什么：“日本领有台湾，并非日本的侵略主义而是国防需要，为了未来黄白两大人种的大战，日、中两国应互相提携，以台湾人为先驱，促进日、中两国的关系，毕竟，日本人和台湾人本是同文同种，德育上也是相一致的。”父亲等一小撮台湾人的言行，让李哲夫深感耻辱，因为就是日本人也不乏良心未泯者，决不会如此寡廉鲜耻。
李哲夫想起了比嘉纳治老师。“九·一八”事变后，比嘉在课堂上公然说：“关东军这是胡来！我反对日本军队侵略满洲！”不久，他就被学校撤职，遣返内地，后来听人说，比嘉老师回日本后连教师的饭碗也丢了，只能靠推销电灯泡谋生。
弟弟李毅夫的相册中有一张非常自得的照片，是他在一艘大型战舰前的留影。那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山城”号战列舰停靠台湾基隆港，以向殖民地人民显示宗主国的“威仪”，一些学校组织师生去参观，只见三万吨的巨舰在阳光下闪烁着凝重的金属光芒，巍巍高耸如宝塔般的舰桥、十二门三百六十毫米口径的主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许多去观看的台湾青少年都受此蒙蔽，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而感到“自豪”。
但在李哲夫看来，这些日本战舰却是敲骨吸髓的怪兽，正无情地汲取着台湾人民的血汗。
李哲夫这时已经读过《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东京帝国大学矢内原忠雄教授著）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书籍，对台湾遭受日本侵略剥削的现状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日本地狭人稠，历史上就经常闹粮荒，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殖产兴业的工业化政策之后，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当劳工，造成粮食更加短缺，如果进口粮食，日本又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因此，从台湾和朝鲜廉价征收的农产品就成了解救日本工业化阶段粮食短缺危机的手段，使得日本可以集中资金加速工业资本的积累，并节省大量外汇。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分工下，台湾产的蔗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输往日本，台湾产的大米一半以上输往日本，仅台湾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的消费税，每年就要向日本国库上缴六千多万日元，这几乎相当于三艘“最上”级重型巡洋舰的造价，有力地缓解了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如黄阿顺所说：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只能吃黑砂糖。
李哲夫想，矢内原忠雄先生和比嘉纳治先生身为日本人，都敢于顶着日本当局的压力站出来为中国、为台湾仗义执言，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勇于说真话的行为，使他自我反省：“我是一个炎黄子孙，难道就不能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吗？”
通过耳闻目睹和阅读书籍，李哲夫的思想逐渐成熟。日本入侵台湾后，台湾人进行过武力抵抗，远的如爷爷参加的抗日义军，近的有雾社起义，都遭到失败；林献堂、蔡惠如等台湾士绅发起的要求台湾自治的和平请愿运动，也被殖民当局蛮横压制。他意识到，由于实力对比悬殊，台湾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无法独自对抗日本的压迫，只有等到中国国力复兴，再度雄立于东亚，台湾必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才能结束“二等国民”的屈辱身份。台湾的新生和中国的自强，二者是紧密联系于一体的，为中国奋斗就是为台湾奋斗！要为中国奋斗，就必须前往中国大陆！
李哲夫辞别父亲，乘车前往基隆港，离开台北这天正值日本的陆军节，弟弟送他去车站，路上见总督府正组织中学生在郊外操演重机枪射击课目，用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使用过的法制哈奇开斯机枪，远处的田野挖了战壕，摆放着木头和帆布搭成的大炮和坦克模型。
李毅夫说：“操练的都是日本学生，台湾人是不用服兵役的。有日本军队保卫台湾，台湾人只管安心读书赚钱，不必去打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阿爸说当台湾人真好。”
李哲夫苦笑，心想：“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当兵，其实是在提防台湾人，不敢让台湾人掌握武装。等到哪天日本打大仗兵不够用了，恐怕就顾不得这许多，要把台湾人拉去当炮灰了。”
他问弟弟：“你觉得当台湾人真的好吗？”
弟弟回答：“不，当日本人才好呢！有时想想，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是台湾人而不是内地人（日本人）？”
兄弟分别不过几年，弟弟的话已经让李哲夫感到陌生了。他听父亲说，弟弟上学时带的便当开始是中式菜肴，比如猪头肉、猪蹄膀之类的，经常引来日本同学的嘲笑：“台湾人连脏猪肉也吃啊。”弟弟回家后大吵大闹，说太丢人了，吃饭都要偷偷摸摸的，后来换成日式便当如煎蛋卷和腌鱼子什么的，弟弟才可以在日本同学面前大大方方地打开便当盒子了。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的威力，让他暗暗心惊。他不敢想象，再过一两代人，台湾的年轻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又如何去改变这一切呢？他的心里像塞满了沉甸甸的石头。
李哲夫在基隆港乘坐邮轮“千穗丸”前往日本首都东京，怀着对未知命运的忐忑心情，离开了生养他的故土，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轮船驶入东京湾，远处的天际可见圆锥形富士山，初次到东京的旅客都涌到甲板上看风景。东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古代的武藏国，公元15世纪已初具规模，德川幕府时代作为幕府的所在地，德川家族模仿中国帝王的气派，逐渐把它改造成为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定名为“江户”。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城”的江户城中，旌幡招展，武士云集，八百另八町中，繁华的酒楼饭馆很像中国宋代的汴京。明治天皇由京都迁都江户后，又将它改名为“东京”。历经六十多年西洋式的发展，东京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拥挤不堪的东西合璧的大杂烩：官府的鞠町、书生的神田、华族的赤坂、小职员的四谷、学者的小石川、大学生的本乡……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西方式的高楼建筑犹如美国芝加哥的翻版，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和服店，鳞次栉比——这一切都让初到繁华大都市的李哲夫眼花缭乱。
李哲夫到了东京后，由父亲的朋友安排，先在大手町一家名叫“东渡”的旅社落脚，旅社附近有一所中学，他办理了一张图书馆阅览证，白天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备考，天黑后回旅社休息。东亚同文书院平均在日本每一个县只招收一名学生，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不用功可不行。
不过，学校也并非世外桃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骤然变浓，街头传唱着军歌《肉弹三勇士》（“一·二八”事变日军在攻击庙行镇的中国军队阵地时，第12师团第24旅团的江下武二、北川丞、作江伊之助三名工兵手持爆破筒与铁丝网等障碍物同归于尽，为进攻开辟了道路，三人因此被奉为肉弹“军神”），校园里树立的木头柱子上挂着庆祝满洲和上海大捷的白布标语，学校礼堂里挂起了银幕，放映着反映满洲战况的新闻片，除了新闻片以外，还经常上演一些故事片，像《战友》、《乃木大将与卖纳豆的少年》、《“爱藤”号巡洋舰》等电影，极力营造“忠君报国”的氛围。
当时的日本，各种各样的“爱国名词”四处流行，其中一个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和魂”。这让李哲夫十分反感，他看到夏目漱石对此的评论忍俊不禁：“日本人像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像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
李哲夫安顿停当后，便持桦山四郎老师的名片和亲笔信去找东亚同文会支那研究部的桦山哲太郎先生。
桦山哲太郎此前已收到了弟弟从台湾拍来的电报，热情地招呼李哲夫入屋，吩咐仆人送茶。房间刀架上搁着一柄武士刀，李哲夫瞄了一眼，刀鞘上写有“日向住兼重”字样，他练习剑道多年，便知这是铸刀名家“美浓传”的“兼”门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宝刀。
桦山哲太郎低头看信时，李哲夫悄悄打量了一下他的相貌，因为血缘关系，他和桦山四郎有些相像，只是年纪大得多，看来有五十多岁，两鬓已见斑白，镜片后的目光和蔼，但两只耳朵颜色稍稍有些不大一样，左边的耳朵颜色浅一些，真奇怪……
李哲夫好奇的目光没有瞒过桦山哲太郎，他说：“怎么了？你好像看到了奇怪的事物。”
李哲夫慌忙道歉：“晚辈失礼。”
桦山哲太郎放下书信，说：“没有关系。看来，你注意到了我的两只耳朵不一样。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是假的，你看哪一只是假的？”
李哲夫低下头来，不知该怎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