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宁夏，而关于宁夏的来历，以及唯一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过国家的政权的西夏王朝，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兴起了一个西夏王朝。该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本是游牧民族，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最终建立西夏国。她曾先于北宋、辽抗衡，后与南宋、金鼎立。最后在连年战争中被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消灭。传说在于西夏的战斗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却在西夏国门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后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投降，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
跃马贺兰山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曾出现过西夏国公主招驸马的事。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西夏国却是真真正正存在于历史中的，而且还曾强盛一时，最后留下了一段迷离的历史，交给后人凭吊。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她的疆域，东临黄河，西界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接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强盛时辖地二十二州，包括今宁夏及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西夏的建立者为党项族人李元昊。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所以有“党项羌”的称谓。羌族发源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
唐初，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对党项族采取安抚的政策。然而居住在党项人西面的吐蕃族日益强大，对党项诸部落形成很大威胁。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党项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大迁徙。他们先是到甘肃庆阳，后其中一部分再次迁到陕北米脂、横山一带定居。此时的党项族过着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后来经过上百年的稳定发展，党项族的各部族形成了几块统治区域，分别是以夏州为中心的平夏部，庆州陇山以东的东山部，横山地区的南山部等聚居地，这些党项部族都臣服于唐。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到隋末唐初，党项族活动范围逐步扩展，达到今四川、西藏、青海交界一带的辽阔草原上。当时党项族有八个部落，各自独立，不相统一。
唐末，社会动乱，各势力纷争，最终酿成了一场农民起义，即黄巢起义。为镇压起义，唐僖宗调各路人马，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作战有功，升任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并赐李姓，爵号夏国公。
在此后的200年中，党项族一直控制着贺兰山的兵权。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代，此时中原分裂，党项人借机不断扩张自己势力。从此以后，党项族利用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继续壮大力量，到宋初已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
到了881年，拓跋思恭“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建立夏州，在自己统治的辖区内任命官吏，征收租税，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北宋建国之初，党项诸部与宋廷相安无事。后来，拓跋部对宋廷时叛时附，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拓跋氏失败最惨重时，领地尽失。后来族人李继迁重新纠集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战征，重新占领了陕北银、夏、宥、盐等五州之地。1001年，李继迁连取北宋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等河外五镇；并于1002年一举攻破灵州，并定都于此。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汉族封建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党项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003年，李继迁率军与土蕃战，不幸中箭身亡，其子德明即位。他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和亲结好，为党项社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向西“掠吐蕃战马”，向北“收回鹘锐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至河西走廊。这样党项既能获得宋朝的赏赐，又能依靠辽国的威势牵制宋朝。为李元昊的称帝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大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
1036年，元昊击败河西回鹘，把势力一直扩大到敦煌一带。此时，西夏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雄踞塞上。1038年10月11日，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祭坛高筑，在众大臣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因其地处祖国疆域西北部，故史称西夏。在西夏存在的190年中，先后和北宋、辽以及南宋、金鼎足而立。
西夏建都以后，在国度兴庆府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兴庆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而且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对文武百官的服饰和官民服饰分别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措施，进一步推进党项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封建关系，同时也适应广大新占领汉族地区的封建同志的需要。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元昊深知他占有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地区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严格的兵制，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御都将失去保证。西夏的军事制度便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建立起来。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
在政治与军事以外，李元昊十分注重引进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党项族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通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发展种植业，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放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到西夏建国时，农业生产已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其实，早在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兴庆、凉州和瓜州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西夏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后来元昊称帝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由于没有得到宋朝统治者的认可，于是宋朝与西夏发起了战争。1041年、1042年，西夏的部队在与宋朝的两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面对强大的西夏军队，宋朝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得承认元昊为夏国皇帝。后来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西夏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又称蕃书。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西夏全民皆兵，而且个个骁勇善战，这为他们准备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西夏在全盛时期，疆域十分广大，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抵大漠。
李元昊在位10年，采取种种措施，使王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但同时也使王权与贵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建国称孤之后，像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统治者一样，认为皇权已经很稳固，陶醉于自己的赫赫战功，后期不理朝政，经常在贺兰山离宫和诸妃嬉戏、纵情声色，终于因贪好女色，被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年仅46岁。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氏幽禁。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干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干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115年金朝立国，打败了辽，西夏也归服了金。李干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即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54年，吸收汉民族的文化，大力推行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但是他重文轻武、务虚废实的策略，在当时以武立国的时代，为国家造成恶果，其后不久西夏国力便逐步走向衰落。他死后，李纯佑、李安全相缠继位，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蒙古各部，并不断进攻夏境。自1205年第一次攻夏起，冲突不断，互有进退。
在战争的初期，双方还互有胜负。成吉思汗也在攻打西夏时中箭身亡，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也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拔剑震中原
西夏曾经辉煌一时，除了经济、农业、文字的发展外，冶炼技术也是这种辉煌的表现。
西夏百科全书《圣立义海》在“山之名义”中载：巴陵峰“黑山郁郁溪谷长，生诸树种，熔石炼铁，民庶制”。“兽选宝山，诸树稍长，尽皆伐。熔石炼铁，民亦制器。”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冶炼和锻造金、银、铜、铁时的损耗情况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了西夏金属矿产的稀少，另一方面反映出西夏工匠已掌握了较高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和工艺。从出土的西夏金属制品看，这些工艺与技术均已掌握。
这其中，锋利的西夏剑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苏东坡在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
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
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
西夏剑达到了吹毛可断的地步，其锋利可见一斑。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磁、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宋钦宗本人也常佩带夏国剑，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之犀利与名贵。
有这么高的制剑水平，其他武器的制作也必然是十分精良的。史书记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西夏的神臂弓“以糜为身，檀为销，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有如此精良的武器，西夏的强盛可见一斑。
西夏的冶炼技术如此之高，也和她的民族特点有关。党项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西夏建国后，仍然保留着早期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政策，而且在王朝发展的过程中，和周边的国家不时发生战争，所以，对于西夏来说，除了精兵良将，就是精良的武器装备了。西夏人个个骁勇善战，自然就将更多的心思花在改进武器装备上了。
武器装备的精良只是西夏高超的冶炼技术的一个缩影。西夏建国后，农业发展自然也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农具和生活用具是西夏铁器的主要部分，品种繁多。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出土的西夏铁器中，农业工具占相当比例，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安西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上，绘制大量生活用具，如斧、锯、锛、剪、尺和规等。在内蒙古出土的铁器中也有不少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制作也很精致。
西夏金银器的制造水平更是将高超的冶炼技术展露无遗。西夏政府机构中设有“文思院”，其职能是“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衣“金锦”。“金锦”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但是这种超高水平的金银器皿却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七章圣禁律（433——439条）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个别例外应获得特准，纯玉亦如。可见西夏对金玉之类贵重名物使用极为严格，这说明西夏统治者在极力效仿汉族最高统治者的样子。力求抬高自己的威望，也体现了当时西夏等级森严的制度。
另外，西夏的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也相当先进。出土于西夏陵墓的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或许更让我们惊讶。这尊卧牛，铜铸空心，外表鎏金。牛头微昂，双角弯曲，鼻梁高起，椭圆形双耳横张，二目圆大作远眺状，其跪卧姿势与体形、底座浑然一体。形态粗壮强健，造型生动逼真。另外还有小铜牛。西夏各陵墓中多见铜牛、石马之类大型家畜纺织品，制作这些工艺品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由于黄铜的冶炼更加复杂，所以一般只在文献中有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也”。鍮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
西夏金属制品的精致，除了有高超的锻铸技术外，还与鼓风设备的先进分不开。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开始使用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高温。安西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画中有一幅《锻铁图》，绘制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金属置于砧上，右手举锤锻打，另一人双手抡大锤锻打金属，第三人坐于墩上，推拉着竖式的扇风箱，风箱可推拉互用，连续鼓风。再现了西夏铸铁的劳动场面。其中鼓风设备双扇木风箱，在当时最为先进，鼓风力量大，可大大提高炉火温度，这就保证了金属冶炼的技术高精度，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手工业的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而经济水平更是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盛程度。从冶炼和锻造水平上，我们就能看出当时西夏的强盛程度。
被蒙古铁骑颠覆人西夏帝国
西夏是被蒙古铁骑颠覆的。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前后190年的时间，西夏经历了近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公元1193年，第五代君主仁宗李仁孝去世，西夏也开始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
仁宗李仁孝去世后，他的儿子桓宗继位，桓宗即位之初，正值蒙古族兴起并且日益强大的时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后，开始向外扩展自己的版图，而西夏似乎正好首当其冲。当时的西夏已经经历和很多年的富足安康的生活，统治阶级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败堕落。再加上重文轻武，推崇儒术的无为思想，西夏社会由盛转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仁宗李仁孝的死给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机。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和大肆侵略也加速了西夏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一开始，西夏军队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和骁勇的性格，再加上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还能和蒙古军队不相上下。不过这次战斗异常辛苦，当成吉思汗受伤，却因伤病医治无效而亡，成吉思汗的死激起了蒙古人极大的报仇的血腥，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蒙古一边不断倾斜。
就在这外患严重威胁着西夏的安全的时候，西夏国内却爆发了内乱。桓宗的堂兄—— “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与桓宗母罗氏合谋，废桓宗自立为帝。襄宗安全篡位后，改变了长期与金盟和好的政策，转而依附日益强大的蒙古，西夏国内阶级矛盾也因此进一步激化。夏皇建二年（公元1211年）齐王遵项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
长期的安逸生活麻痹了西夏统治者的神经，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逐渐变得腐朽堕落。当蒙古的大军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杀进西夏时，当西夏末帝李睍仅仅支撑了一年，就投降了蒙古。蒙古军随后便进行了大肆的复仇行动，他们踏平西夏都城，将兴庆府（今银川市）附近的西夏王陵全部烧毁，这次浩劫使西夏文明中的建筑、文字及一切都惨遭毁坏，西夏遂被灭绝。当时的西夏人绝大部分被屠杀外，馀下的则四散奔逃。至明朝，流落於中原的党项人已与汉族融合，有些则到了西藏等地方与当地民族融合，於是党项族很快消失於史册。西夏也从此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
西夏王国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西夏与北宋、辽（公元、南宋、金朝并立长达近二个世纪。在那个时代，西夏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西夏的历史却一直没有清晰过，元代史学家托克托主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但唯独没有为西夏修专史：连《二十四史》也独缺西夏史。是因为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屠城命令而导致辉煌一时的西夏文化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吗？还是因为元人没有写出一部足够分量的西夏纪传体专史，致使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愈来愈少，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吗？总之，史西夏文化的许多方面对於许多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团。它的消失，或许可以归结为一下几点原因。
一：西夏未得到同时期中原大国的认可。
中原王朝建立之时间较早，经济与文化具有较高水平，是所谓礼义之邦的华夏文化，一直居于四夷之上。西夏立国前是一个地方（夏州）割据政权，李元昊立国后，根据形势，时而对宋称臣，时而对辽称臣，后期又一度依附金国，因此，不仅宋朝不承认西夏国的独立地位，在《宋史》中仅设《党项传》、《夏国传》，而且辽、金也不承认西夏国，这从元朝人脱脱等所修的《辽史》、《金史》中可见一斑。由于当时对峙的四国均不承认西夏国的独立地位，因此未单修《西夏史》，致使西夏国的历史地位未得到公正的确认，西夏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被掩埋。
二：史学家的治史理念使西夏历史被漠视。“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中国《二十四史》，除《史记》由汉代当朝人司马迁修撰外，其余均为其后另一王朝编修，史学家的治史原则、理念对如实反映和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古代，以中原王朝为正宗，谁入主中原，谁就是正统，而未在中原建立的一些政权，被称为“蛮夷戎狄”，当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西夏作为辽宋金的藩属国地位，不合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处于西北边陲、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管地域多大、历史多久，都被史学家有意忽略和漠视了。另外，蒙古统治者仇视倔强不顺的西夏，必“亡其国并亡其史”，这也是西夏历史失传的一个原因。
三：西夏官吏不重修史。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但从史料上看，西夏国没有史官。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的官制。后又将宋朝的二十四司改为十六司，隶属尚书省，西夏官制至此日臻完善。从十六司名称看，没有专职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的史官，这也是西夏国历史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主体民族消亡和文字消失也是重要原因。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蒙古铁骑在其副帅的指挥下，回师北上，进攻西夏国都（今之银川市一带），所到之处，逢人便杀，遇房就烧，毁宫掘墓，西夏的文物典籍毁坏殆尽，西夏后裔为躲避战祸，逐渐销声匿迹。党项族从历史上消失，西夏历史也就随之湮没了。文字是历史传承的载体。西夏在元昊建国前夕创制了西夏文字，汉文史书称为“蕃书”。西夏自建国到灭亡，西夏文从未停止使用过。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也逐渐消失，以西夏文为“国字”的西夏历史随着文字的消失也消失了。
唯有美酒传天下
西夏，作为我国古老羌族一支的党项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苍茫辽阔的青藏高原上，他们生性豪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内迁之前，他们以游牧为主、尚无农业，虽“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就已“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旧唐书·党项传》），这是中国北方有麦洒的最初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党项人旧有“烹牛羊、具酒食”的习俗。《新五代史》和《五代会要》均载有：五代后梁明宗时，党项之众竞赴中原都下卖马，明宗都“劳以酒食……党项商人开胸畅饮”。淳化初年，继捧服附宋室，太宗送“茶百斤，上酝十石”。可见党项民族在酿酒、饮酒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酒在西夏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宋史·夏国传》说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宋朝李纲总结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也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可见饮酒对于西夏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族间的团结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其他物品难以取代的作用。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党项族长年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高寒地带，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他们都喜欢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
随着西夏的建国，农业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尤其是种植业发展很快，种植很多的粮食作物，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随着酿酒工艺的改进，西夏酿酒生产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到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富足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促进了酒业的大发展。统治者为了保证西夏特殊酿造技艺不致外传，宫廷、宗室能够千年独享甘洌清醇、芳香沁人的皇宫贡酒，官府仿照中原制度，在国内设置“酒务”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日常事务，并通过法律的形式，相应制订了酒政与酒法，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专列《酒种种门》，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酿酒须经官府批准，并颁发生产许可证。
据史料记载，西夏的酒类品种有黄酒、葡萄酒、马奶酒和麦酒、口酒、烧酒等。
麦酒是西夏党项民族传统的酒类品种，顾名思义，麦酒自然是以大麦为原料的。上引《旧唐书·党项传》已提到隋唐时期党项人已“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西夏地处瀚海戈壁，大麦是其主要农作物之一，所以，西夏的麦酒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
葡萄酒原产于地中海东岸和小亚、中亚地区，在秦汉时期已传入我国西部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西部葡萄、葡萄酒遂传入中原。至宋夏时期“葡萄盛于西北”，“葡萄味甘无毒……可作酒，逐水利小便，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元代医学家忽思慧说元朝境内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喇火者，有平阳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喇火者”。忽思慧所言西番、哈喇火者的酿造区包括西夏部地区。
马奶酒是西夏具有民族特色的酒类。宋雍熙年间王延德出使西州（高昌），途经夏北部大虫太子族活动区时，记述了当地“马乳酿酒，饮之亦醉”的风俗。用奶酿酒大致是盛行辽夏金时期游牧民族的共同风俗。《西陲要略》所载明清之际，西北牧民酿制马乳酒的方法是“其酒，缝皮为袋，中盛牲乳，束其口，久而酿成。
陕西榆林窟第3窟内壁画《酿酒图》展现出了西夏家庭的酿酒情景，这幅壁画绘制细致入微，画面中央画一灶台，上安一套层叠覆压的方形器皿，一妇女外穿浅色长袍，左臂卷袖，手握吹火筒蹲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另一妇女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若有所问，像是品尝后评说新酒的优劣。灶旁左侧放置酒壶、贮酒槽、木桶等用具。图中二人均为妇女，应是家庭酿酒的写实，传世的酿酒图很少，封建时代妇女酿酒图更为罕见，可见西夏家庭酿酒已盛行于农家。据著名英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和他的助手何丙郁先生考证，这幅酿酒图中的酿酒器为蒸馏器，所表现的酿酒技术也是在制造蒸馏酒，即俗称烧酒、今称白酒的含酒精较高的饮用酒。
有酒就有酒的文化。西夏酿酒行业如此兴盛，因此酒的文化也是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北宋诗人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人爱酒，其境内酒楼、酒店分布较广，都城兴庆府更是酒色上酝、酒具精良，成为京城一大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聚会畅饮更是少不了的。余阙《青阳先生文集》记载：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分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
酒也是党项人祭祀、盟誓仪式中必备之品。他们将鸡、猪、狗血掺入酒中，用髑髅（死人头骨）盛着，双方同饮，仇恨随着美酒一饮而尽。在祭祀时更是离不开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另外，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着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酿制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可见饮酒对于西夏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落间的团结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其他物品难以取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