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出版社来说，稍稍对出版社这些年走过的历程留心的人都清楚，出版社战略性的发展口号，这些年来没少提。什么这战略那战略，对出版社起没起到作用，不能说没起作用。但仔细想来，作用有多大？真的还要进行一下认真的评估。有些战略口号的提出有作用，有效果；有的战略口号的提出，却因为没有后续的落实而成为空谈。比如，我们多少年前就说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内涵式发展带给了我们什么变化。我们总是务虚，总是研讨，而不注重实践。殊不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家企业，我们本就是以生产和销售生产产品以至最终实现销售目标为终极追求的企业，我们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两个效益。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实践的意义远大于理论上的务虚。我们不是研究所，我们也不是社会上的以提供业界研究数据为职业的公司，我们的定位与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为生产提供好的工作氛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进行一些必要的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层面、体制机制、乃至管理层面的探讨，都是必需的。但是不能放大这种探讨的功能，不能没完没了地务虚。事都是做出来的，没有哪一件事是说出来的。纸上谈兵，中国的古人都耻于这么做，我们作为今人，怎么还走不出其阴影呢？
中国的会多，而恰恰会议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些谁都知道，也知道文山会海的不良后果，但就是不改。我们不认真去追究务虚的危害，倘若认真，倘若我们敢负责任，我们也会后脊梁出汗！这些年，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我们的事业到底有多大的发展？时至今天出版社号称有几个亿的产值，但与多少年前的几千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没有！看一看，我们的物价翻了多少倍？最直观的，我们的图书定价翻了多少倍？我们的利润听上去确实数额不小，但相比于多少年前的几百万又有多少实质上的提高？如果客观地说，真实的情况，不过是我们没被高速发展的社会丢下，如此而已。当然，没被丢下，也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的最大的成绩！我们也许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现实，承认是痛苦的；但也只有承认，我们才会有真正振兴的一天，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做编辑工作，最讲究资源的占有和储备。什么是资源？资源就是书稿。往前推一推，资源还包括选题、作者。选题有的时候与成了型的书稿一致，有时也指尚未成形的处于创作前和创作中的作品。作者就不必做过多的解释了，每一部书稿的完成，都需要作者来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作者，就等于没有书稿，没有资源。
所谓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说的是一种编辑工作的状态。仿佛水渠的主干和支干的关系，支干里有水，需要主干源源不断地输入。希望碗里的东西充分，锅里的东西便要有足够的存放。以此种编辑工作的状态，衡量我们的编辑工作，你会看到有许多种的情形。其一，有一部分编辑，碗里有，锅里也有，是一种良性的状况。其二，有一部分编辑，碗里有一点儿，但不多，勉强可以混饱肚子。再看锅里，就惨了，空空如也。今天的日子，可以对付，明天怎么办？不知道。其三，碗里没有，锅里也没有。其四，有一种人，最讨厌，自己不努力，碗里没有，锅里也没有，对集体没贡献不说，反而找许多的理由和借口不认为自己有不是。从心态上分析，有的编辑知道怎么干，很得法，显得从容不迫；有的编辑知道着急，但不知道怎么办；也有的编辑，麻木不仁，那叫一个混。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了编辑工作的一种现状。好也罢，不好也罢；着急也好，不着急也罢。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谁都知道，编辑工作，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个体作用的发挥、个人努力的程度，不仅很重要，而且直接与个人的工作成果、业绩紧紧相联系，与出版社的整体经营相联系。我们看到很多的优秀的编辑，通过他们建设性的工作，做到了碗里满着，锅里也满着。他们的产品，流成了一条河。河水很清澈，翻起的浪花，是他们精心制作的优秀的产品。我认识、熟悉的老编辑中，中青社的老二编室主任李裕康，是一位很有修养和建树的编辑。老李是老开明的人。1953年，当年的青年出版社与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成立的开明书店合并，组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时起，老李就成了中青社的人。中青社在共和国的出版史上，是有地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青社内，一编室和二编室，在社里的地位凸显。一编室做青年修养读物、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作读物；二编室做文学读物。具体有外国文学、文史知识、当代文学创作。我有幸在二编室待了很长的时间。那段时间，老李是我们的主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青社的情况我知道的不详细，只知道那个阶段是出版社的黄金期，标志性的读物为“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其他还有许多的好作品，比如《烈火金钢》《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出版社经过“文革”，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复业后，迅速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期。在老李的领导下，出版社的文学读物出版工作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老李具体主抓文学知识和外国文学读物的出版工作，《文学描写词典》《历代诗歌》《历代文论》《历代寓言》《历代书画鉴赏词典》《历代造型艺术词典》《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史》《历代诗词例话》，及“世界短篇小说选”系列、“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等优秀文学知识读物和外国文学读物，给出版社带来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于今想来，老李领导编辑部的具体做法，仍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什么是传承？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不仅作品有内容含量，有价值，而且有读者，有市场，有生命力，有经济效益。我们今天也讲传承，也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我们处理得不好，既没做到很好的传承，也没创造多么突出的经济效益，我在这里特指的是我们的主营业务：书、刊。老李很儒雅，从不见与人争执，也很少会疾言厉色批评人，但不等于没有威严。他是那种让人自然肃然起敬的领导。老李做编辑，作风严谨。那个时候，编辑发稿，讲究齐、清、定。上交送审的书稿，全书要经过认真的加工润色，不能有问题留存。文中有图，编辑要画版式；各级标题，要一一标出，是另面起还是另页起，均要标识；甚至页码也要自己来顺。排回来的清样，编辑必须全文通读一遍。对此，老李总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给我们做出示范。今天的编辑，一般不这么做了。作者提供给的是电子文件，交给照排室，拿回校样后，再交校对部门安排人去校对。大量的工作给了别人。同时，质量的隐患也留了下来。好编辑的作为，总会潜移默化地对周围的同志带来影响。在老二编室，副主任许岱对我的影响很大。老许后来做了当代文学室的主任。我刚到二编室没几年，老许带着我出差，去贵州、四川谈两部书稿的修改。一部是贵州顾汶光的《袁崇焕》，一部是四川吴因易的“唐明皇四部曲”：《宫闱惊变》《开元盛世》《天宝狂飙》《魂销骊宫》。这次出差，围绕书稿的探讨都很顺利。但老许却很遭罪。由于南北气候和季节的原因，在北京没有事情的老许，到了西南就出了问题，都是花粉惹的祸。老许的气喘病犯了，很重。白天晚上不能休息，要靠一种克喘的喷雾药物随时顶着。这种药的副作用不小，用的次数多了，人身上会起包长疮，瘙痒难耐。在贵州已经是很重了，我提议不去四川，就此返程回京。老许不同意，坚持去四川，要把临行前安排的工作做完。老同志的敬业精神真的没的说。好多事今天的我们不能比。我们今天的条件比过去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但我们今天的人却比过去要脆弱得多。我们不大能吃苦，我们很少能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工作，我们中有的人甚至连最起码的职业素养都没有。总是把个人、家庭的事情凌驾于别人、集体和事业之上。无论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作为自己不工作、不好好工作的原因。为什么就不能想一想，你所拿的报酬不少，可你却不做贡献。你是谁呀，为什么就要别人来养着你！别人为什么要养着你？俗话说知耻而后勇，一个不知耻的人、不知道脸红的人就无可救药了。
优秀编辑需具备的品质，我认为首先是敬业精神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事情无从谈起。说到敬业，我们不奢谈敬业的水准多高，最基本的应该做到把集体的事情当回事，不敷衍、不塞责。相跟着敬业问题后面，是能力问题。在资源的占有与储备方面，能力问题突出表现在与作者的关系上。好的编辑，要有作者团队作后盾。作者队伍的数量、质量越高，编辑的工作越好开展。说到这里，应该对现实的作者情况，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否则，我们将无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今天的作者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了作者概念的内涵有了较大的外延。我们过去对于作者的理解，主要是一个个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而在当前，除了这些以往的作者外，出现了集体作者，比如其他媒体的栏目，再比如出现了文化公司。从资源的角度说，他们理所当然地是作者。跟前者个人作者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也自然会跟后者集体作者打交道。由于作者的复杂性，由于合作的复杂性，我们的工作，同样出现了复杂性。这就要考验我们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编辑与作者关系好坏的试金石。沟通能力强的，作者会有高质量的作品提供，作者队伍也会越来越大。反之，编辑工作将会陷于被动。作者队伍无从建立的同时，资源会出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