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比赛着歌颂毛主席，吹捧林彪和江青。林彪编印了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当时写任何材料，都要首先抄一段“语录”。每天早晨上班以前要开会，晚上睡觉以前要开会，集体朗诵几条“语录”。林彪带头吹捧，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各地的青年都不上课读书了，搞“串连”运动，免费坐火车、轮船，尤其到北京。唱着流行的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各大学，清华是迟群，北大是谢静宜，发表文章用笔名“梁效”（注：两校的谐音）。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是当时最出名的革命造反派。
大概是在1959年，共产党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告诉他各地农村上报的产量有许多是假的。毛很不高兴，把彭德怀打成反革命。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刘少奇打成反革命，邓小平也被打倒，叫做刘邓路线。还有什么彭罗陆杨路线，指的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
在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唯一的副主席，而且在党章上写明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等不及，希望马上就登基，他的儿子林立果也帮着要害死毛泽东，计划在毛泽东从杭州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在无锡东边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地方，埋一炸弹。不知怎样，这一阴谋被王洪文知道了。王洪文就密告毛泽东，并护卫老人家先期安返北京，林彪获悉阴谋不逞，从北戴河深夜乘飞机逃跑，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方摔毁，和老婆、儿子等人一起摔死。
王洪文这一下子立了大功，毛泽东就马上把他提升为共产党的副主席。人们说王洪文是坐直升机上台的。毛泽东到晚年不管什么党章、什么组织制度，他说了算数。
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吴晗，是历史系毕业的，专门研究明代史； 当时被北京市的市长彭真看上了，请他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了一个剧本，叫《海瑞罢官》，讲的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听信宦官们的谗言，革了海瑞的官职。海瑞是当时有名的清官，类似宋朝的包公。
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现代剧海瑞罢官》，抨击吴晗的剧本是同情彭德怀，讽刺毛主席。姚文元这一篇文章马上得到欣赏，而吴晗因此入狱。姚文元旋即被提为宣传部部长。
回到北京
197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幸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我恰巧在这年的前一个月光景获得特赦的通知。被特赦的对象是县级或团级以上的国民党党员。总之，我于1976年元月9日离开南昌，途经上海回北京，我在浙赣线火车上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江西省公安厅还派了一位姓彭的干部，护送我到北京。事先北京市公安局也通知了我的家属，所以袁瑾瑜并不觉得奇怪。
我到家后，她就给我介绍陈玉玲，小毛的妻子，她们已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王会佶。小毛当时在蚌埠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工作。陈玉玲则在湖北襄樊化纤厂工作，她是该厂搞外勤工作的，常有机会来北京。她是北京通县台湖村人，北京化纤工业学院毕业。
陈玉玲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刘亨丽，乃湖南八 姐的儿媳。袁瑾瑜与八 姐是好朋友，看上了陈玉玲，竭力向小毛推荐。到后来婆媳之间，不免有些矛盾，我对袁瑾瑜说：“这是你自己挑选的。”
我到北京后要找工作，劳动人事部已安排好了，让我到离家不远的北京医疗仪器厂当工人，被分配到装配车间。车间主任叫刘秀英，具体工作在第二装配组，组长叫霍文成。主要的劳动是锡焊一些接头，产品为心电图仪。当时的制度是工厂只管生产不管推销，所以质量检验比较马虎。
在装配组坐在我斜对面有一个王惠生，他发现了我会英语。传了出去到龙伟丽的耳朵，龙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对英语颇感兴趣。于是得到厂领导的同意，在医疗仪器厂开办了英语学习班。
我的侄女王昌华认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院长黄新民，向他介绍我去当英文翻译。黄新民与医疗仪器厂的领导商妥，每周三个上午，让我到该院去翻译英文文件，兼教英语。
打倒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在谁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华国锋曾是大家瞩目的人，但华忠厚有余，机智不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相互拉拢密谋，组成“四人帮”。“四人帮”这个名词是毛泽东逝世前提出的，毛告诫他们不要组织四人帮。四人之中，张春桥最为阴险。当时，掌握军权的是叶剑英元帅，叶与华国锋配合起来，高喊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我都参加了街头游行，高喊“打倒四人帮！”
1976年4月5日是清明节，许多工厂的工人和许多学校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抬着花圈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四人帮反对纪念周恩来。当时北京市的市长叫吴德，吴市长晚间还到天安门亲自（广场广播吴德讲话）劝群众散去。我没有去，第二天医疗仪器厂领导还查问谁到了天安门广场。
“四人帮”篡党篡权的阴谋没有得逞。1978年年底，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宣告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结束，把党的工作转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及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我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请上级平反。孙承谔40向张任建议，张任写信给高士其，高士其写信给胡耀邦，于是我的案子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王子光及北京市委统战部的于桑承办。结果就是我被调到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这是1981年5月的事。
国务院参事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冤假错案如此迎刃而解，与我的家住在北京有关。袁瑾瑜坚持要住在北京，可说政治嗅觉灵敏。1981年8月，我的住处从北池子小二条胡同2号迁到北池子大街17号，两处相距不远。迁居后的一个月，袁瑾瑜在沙滩横过马路时，被一辆自
行车撞倒，右下肢骨折。她有点儿迷信，说新迁的房子风水不好。她是很喜欢逛商场、到小吃店串门的。从此卧床的时候多，欢乐的时候少了。
国务院参事室每年组织到名胜地方避暑，1981年我初次到北戴河。1982年春季，我们到葛洲坝参观了长江截流发电工程，并到襄樊市参观了丹江水库，回程取道上海，住锦江饭店，北返沿途还登了泰山。
在参事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把毛泽东的功过做了全面论证，我个人的看法是毛泽东在建党建军等方面有功，在建国方面则可说是功过参半。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以后，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脱离群众。什么大炼钢铁、大跃进，是明显的错误，1960~1962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
邓小平时代
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可以说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人物。邓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当然不肯把自己突出，他提拔了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赵紫阳。胡耀邦还是党的总书记，他处理几件事表现软弱。一是方励之案，方是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是搞天体力学的专家，他到上海、杭州几所大学去讲演，批评共产党、丑化共产党，胡耀邦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二是刘秉雁，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在报上揭露党内的黑暗面很多，胡耀邦也不加干涉。后来不知在什么一次党的会议上胡耀邦的总书记改由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是李鹏。据说李鹏是共产党、某烈士的遗孤，由周恩来抚养成人，从哈尔滨工大电讯系毕业后留学苏联。
今天邓小平是共产党顾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和李鹏都很尊重他的意见。还有一位元老是陈云，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主席。我个人觉得纪律检察委员会的工作不够积极主动，现在共产党党员堕落腐化者为数不少。
我的家庭情况
吾妻袁瑾瑜自从1981年骨折以后，差不多一直卧床。她早就患有糖尿病，也不注意疗养，对生活不感兴趣。后来病情发展愈以严重。甚至屎尿不能自控。虽然雇请保姆伺候，晚间总得由我照顾。终于在1988年6月19日凌晨零点23分与世长辞，享年82岁，我俩的夫妻生活历时55年6个月又24天。从今以后，我将过着鳏夫的生活； 好在身骨子还比较结实，步行三里路似不成问题。
7月下旬，我到清华在张任家住了一星期。9月4日到武汉大儿子昌一处住了一星期，9月13日乘轮船到南京二儿子昌又处住了一星期，约大侄子昌谷从上海到南京，9月21日偕昌谷、昌又及令 同赴无锡，到港下侄儿昌权家，这是我阔别40年的出生地点。9月25日乃阴历中秋佳节，在港下故乡过节，别有一股滋味。港下完全变了样，旧时的关门王家墙垣散落，无门可关了。仅找到幼时走过的一小块砌成人字形的砖地，觉得很可纪念。
9月27日偕昌权夫妇乘火车回到北京。昌权夫妇俩都是哑巴，陈玉玲及两个孙子都得学习用哑语比划手势。我本打算让昌权夫妇在首都欢度国庆，可惜今年中央提倡节约，北京没有放烟火，连人民大会堂晚会都没有发票给我。让他俩游览了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公园等处。他俩也很会玩，自己参观了天坛、毛主席纪念堂、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昌权的儿子叫王开建，乃乡镇企业家，他没有和我同行，却于国庆过后才到。游览万里长城及颐和园等，就交给王开建了。
1988年至1989年的春节是在北池子大街17号过的。
迁居西坝河
1989年秋季，我的家从北池子大街迁到西坝河东里121楼401号，这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宿舍。楼房高24层，我住四层楼。
我的眼睛患白内障，到北大医院住疗，要等待内障薄膜成熟后才能动手术摘除。最后算摘除了，配戴很厚的眼镜。心脏也不健康，住院休养了约一个月。
1989年底，又发现肝肿大，住院整一个月。看样子，年纪大了，毛病多了。自己估计，生命总是有限的了。可能活到88岁，那在中国人中算是长寿了。
1990年的夏季，国务院参事室组织一部分人到市郊密云县避暑，我偕从南京来的孙子王钟江在密云住了约一月。钟江在铁道医学院学医，是未来的医生，我家缺少这样的人才。1990年快要结束了，但从四川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励侬于1990年12月17日逝世，病殁于四川洪雅县，享年80岁。更早一些时候，上海传来了我的弟媳乔汶荃于1990年8月5日逝世的噩耗。乔汶荃享年75岁。
1991年一开始，就带来了欧洲若干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消息，波斯湾西北边的伊拉克国家首领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占领了小邻国科威特，这样就扰乱了世界秩序。美英法等国组成了联合部队，攻打萨达姆，看样子萨达姆是要倒霉了。
海湾国家的骚乱尚未结束，但亚洲西南部的印度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新闻，5月22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一枚炸弹暗杀身亡。
1991年7月上旬，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大雨成灾，无锡太湖泛滥，估计我的故乡港下亦在劫难逃，但尚未接到确信。后接王开建的复信，知港下老街全淹了，但他的家没有浸水。
1991年10月上旬，我的身体不太好，要住院检查，但北京医院的病床挤得满满的，只好在家等候通知，待有空位时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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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倬先生的自传至此戛然而止。
在最后一段的前面，王先生已经写下：“我的自传，暂写到此为止。”但他又把这一句话划掉了。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发作使得王先生不得已放下手中笔，他也许还会继续写下去。当他写下“待有空位时住院”几个字，并在后面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是他为自己的一生画上的句号。
从王先生三儿子王昌井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士倬先生是怎样坚强地走完自己人生最后的脚步。“王老是明明白白地来，明明白白地走的。”
他“临终没有任何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