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爸爸的历史问题能够彻底平反，多亏了高伯伯大力协助，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才得以解决。1981年春夏之交我到北京出差，娘跟我谈起了爸爸落实政策的经过。当时我编写的一本书稿正准备出版，想找有关专家看一看。这是一本有关食用菌的科普小册子，如果能请高伯伯看一下就再好不过了。爸爸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欣然答应带我去拜见高伯伯。那天北京风和日丽，爸爸带我和小毛（昌井）一行三人乘公共汽车来到白石桥，高伯伯家就住在附近的一幢平房里。高伯伯的秘书出来接待了我们，高伯伯坐在轮椅上由夫人推出来，他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两位老同学分别五十多年后重逢，相见恨晚一言难尽。高伯伯拿出一张十分宝贵的照片给我们看，是高伯伯、张伯伯（清华水利系张任主任）、许伯伯（铁道研究院许 院长）和爸爸的合影。高伯伯回忆当年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来看望老同学时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的情景。这张保存了50多年的照片，留下了他们四个二十几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有志青年形象。他们学成后都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虽然各异，但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报国之心。
当我请高伯伯看了我的那本小册子后，他很高兴欣然提笔写下了：“这本小书很需要很及时，红茶菌对于人体健康是有益处的，它能帮助消化、促进食欲、增加营养，使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能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高士其1981年6月23日于北京”的题词。可以看出这位年逾古稀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和科普先驱，对晚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这一天高伯伯见到老同学携晚辈来访十分高兴，想要说的话特别多。他因神经受损发音困难，只能比比画画或在纸上写写，或由夫人翻译。不知不觉已近中午，秘书说高老今天很兴奋，话说多了，该休息了。但高伯伯仍一再挽留我们，爸爸起身紧握高伯伯的手，劝他要好好保养身体并答应再来看他。临走时高伯伯抱着我的头，像对待自己小孩似的那样亲热。我噙着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位伟大慈祥的老人。没想到此一别竟成了永别。
二、爸爸与顾毓琇
我于1961年考入沈阳农学院农学系读研究生。农学系主任是顾慰连——著名学者顾毓琇的长子。当顾慰连得知我是王士倬的长媳后十分高兴，他对我说与王家失去联系好多年了，今天才遇上你。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顾、王两家是邻居，顾毓琇是工学院院长，王士倬是机械系教授，两家来往十分亲密。顾毓琇和爸爸不仅在清华学堂是先后同学，而且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顾慰连当时才两岁，我娘正怀着昌一，很喜欢小孩。那时顾慰连常去我娘家，叫我娘一声干妈，就给他一块糖吃！ 抗战期间两家还时有来往，解放后就全无音信。这次巧遇后，顾慰连也不把我当外人，常和我谈起爸爸的往事。他说中国第一个航空风洞就是王士倬带领机械系航空组研制成功的，对爸爸十分崇敬，对爸爸解放后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十分惋惜。顾慰连也告诉我，顾毓琇解放后在美国宾州大学任终身教授，在工程力学方面造诣很深。文革前顾慰连受组织派遣，到香港与父母见面，争取顾毓琇夫妇回国，我看到了顾慰连带回的照片和专著。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专程去拜见当年的老师顾毓琇。
改革开放后，顾毓琇曾多次归国访问探亲，顾慰连陪着父母特地来北京家中看望爸爸和娘，那时娘已因病卧床。四位老人阔别50多年后有幸重逢，感慨万千！此后每逢圣诞节，顾毓琇夫妇都从美国寄贺卡来问候。
从爸爸和两位清华校友的交往和情谊，可以看出我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共有的优秀品德。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深情，相互间关爱和支持的和谐友情，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这一切难道不是今天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急需继承和发扬的吗？
回忆父亲
王昌又[5]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也渐渐模糊。但一些深刻的印象却永远不会消失，反而愈加清晰了。
我们的家庭不同于传统概念的家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窝”。我的藉贯是无锡，但不懂无锡话，我懂四川、贵州、湖南、北京的方言。由于家庭的流动，我们也到处跑，而父亲是打前站的。我大概算了一下，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从我有记忆算起，也就6年。
1945年，父亲从美国回来，我们在成都沙河堡住。此前我们的印象，他是个警察。因为家里放着他的相片，是从美国寄回的。黑白相片，穿着军装，我们以为是警察。弟弟还问傻话：“爸爸今天睡我们家吧”。从1945年到1948年，这3年多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从大定到南京。而我的哥哥却在贵阳清华中学住校。大定厂位于穷乡僻壤的山沟沟中，我记得厂长家并没有太特殊。晚上10点全厂停电，我们也停，而下任厂长顾厂长却不这样。工作之余，父亲和技术人员关系也挺好。业余时间，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打桥牌、打网球，丰富业余生活。每年的3月29日，是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厂里举行运动会。他参加100米跑，还能拿到“官佐组”的名次呢。厂里有旋风京剧社、旋风话剧团等业余团体。父亲和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常在京戏里跑龙套，以致舞台上常有几个带眼镜的龙套，引得剧场里哈哈大笑。厂里重视教育，有员工训练班培训技工，有子弟小学。我们上的子弟小学在羊场坝还是比较正规的，不少当地乡绅子弟也慕名而来，以致同班里有比我大七八岁的同学。厂内职工举行婚礼，父亲经常做主婚人，而我则是拉纱的小傧相。1948年4月，我们来到南京。我们是从山沟里来的，在接我们的汽车里，我们数着迎面过来的车辆数目，数不清了，惹得司机哈哈大笑。那时南京城内有小火车，我们从来没见过火车。父亲就在一个礼拜天，带我们坐小火车到下关，再乘渡轮到浦口，再坐一站“大火车”到浦镇，见识一下火车。1948年暑假，父亲带全家回他的老家无锡港下，我们真正第一次坐火车出行。这三年是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段愉快的记忆。
1948年秋末，我们从南京经上海、武汉到长沙，父亲打前站去邵阳，我们留在长沙。后来我们仅在邵阳住了三个月，就返回长沙等待解放。邵阳解放后父亲参与了资江疏浚工作，在长沙见到他时，衣衫破旧，留着长长的胡子，接着他到北京打前站了。1950年8月，我们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待到1951年秋天。那时我已13岁，他着力培养我的生活能力。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我叫起来，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年近50岁的父亲，扶着车陪我跑了近一个月。一个礼拜天早晨，父亲带我到东单广场学车。他跟我跑了一段后，突然停止，而我却骑着车继续前行而不倒。他哈哈大笑说：“其实你早已能骑了，只是缺乏信心。做任何事都是这样，要有自信。你再练练，能单独骑车过前门，就算正式毕业。”1951年秋末，他调到汉口，我们留在北京。从此以后，除了寒暑假，我就再也没有和父亲共同一起生活了。
1961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包头工作，和父亲书信来往较多，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厂地处远郊，在附近农村供销社发现有奶粉和奶油卖。我买了些奶粉，将奶油块包在奶粉中，邮寄到南昌。父亲十分感动，说我动足了脑筋，因为邮局不准寄油腻的东西。在信中他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了不少消极情绪。他经常劝告我要正确面对生活，不可玩世不恭，更不能自甘堕落。父亲的来信我都和我的日记珍藏在一起。可惜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暴前夕，通通付之一炬，化为清烟了。文革期间，父亲杳无音信，我也危机重重。我当然是狗崽子，备受关注。因为那时人人都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批判批斗出身不好而有缺点的人，无限上纲。
1976年春节前，我回南京探亲，路过北京时，突然母亲告诉我，爸爸释放了，现在崇文门公安招待所。我去崇文门接他并带回简单行李。当时他身穿黑色劳改棉袄，面容清癯。原来1965年战犯都特赦完了，他们这些人算什么呢？都放了。许多人都想回到北京，经过核实我母亲在北京，因此，父亲他是为数不多的回北京的人之一。见到亲人，大家都安然无恙，自然情绪较好，感慨万千。正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一朝聚首话语多。从此我每次路过北京，都能和父亲小聚。他生活态度积极，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每年暑假，我都把孩子送到北京，得享天伦之乐。
父亲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认真，在逆境中心态积极，对钱财等身外之物淡然处之，他相信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虽然一生坎坷，但终修得正果。
愿父亲在地下安息！
追思与父亲生活的日日夜夜
王昌井[6]
平反前后
1951年，父亲被调往汉口中南第一工业学校（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的前身）任教员。1953年初至1954年8月，我在汉口与父亲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自1954年随母亲回到北京后的2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再与他见过面。
父亲的厄运从1955年开始的。
1955年至1956年肃反运动中，他在南昌市公安局接受审查近一年。由于一年多时间没有父亲任何音讯，母亲很着急，四处打听，终无结果。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很晚才回来，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低声对我说：“到罗隆基家，请他帮助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罗隆基是清华预备学校比父亲高两届的校友，那时他还是政府的部长，有自己的医护保健人员。母亲在协和医院工作，认识他的保健护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位护士找到罗隆基，想请他帮助打听父亲的下落。
1956年5~6月间，我们终于接到了父亲从南昌寄来的信。信中告诉我们，他在南昌市公安局经过一年的审查，结论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免于起诉，回原单位工作。当时我们十分高兴。
反右运动前，罗隆基在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谈到了父亲的问题，大概意思是：共产党搞“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我的清华同学、留美回来的王士倬，“肃反”时被抓起来也不通知家人，等等。我大哥和二哥都在报刊上看到了这方面的报道。当时我二哥就预感到，父亲要倒霉了。果不其然，1957年7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将父亲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8年5月26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做出《对“历史反革命”王士倬的处分决定》，将父亲从中专教师四级降为八级，工资从125元/月降至71元/月。
1958年6月，父亲被调出南昌航空工业学校，离开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航空事业，到南昌新生机械厂（公安系统的劳改工厂）任工程师。
1959年，“反右倾”时被内定为反右倾重点批判对象。
1965年，“四清”被划归劳改期满就业人员管理。
1966年5月12日，南昌青云谱区人委将父亲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改。
1968年9月，他每月71元的工资被取消，改发生活费17元/月。
1971年4月，父亲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江西珠湖农场当农工。
1975年底，根据中央政策，父亲获得“特赦”，于1976年初回到北京，事先派出所通知了母亲。当时我在蚌埠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工作，正在北京出差，所以有机会见到他。回到北京家里的父亲简直变了一个人，大概是在看守所、监狱、劳改农场待久了的缘故吧，他每天都是一个人坐在饭桌旁边，很少说话，看得我和母亲直心疼。后来政府安排父亲到离家较近的北京医疗仪器厂工作，工资 40元/月。那一段时间，母亲住在北池子大街小二条 2号，从家到位于沙滩后街的工厂只需十分钟的路程，厂里对已经71岁的父亲很照顾，分配他去装配车间焊接导线。父亲每天按时上下班，精神状态也慢慢有所好转。
“四人帮”倒台以后，社会上渐渐兴起学习英语的潮流。厂里的一些大学生，我记得的有龙伟丽、沈金德和张红等了解到爸爸曾留学美国，希望父亲能教他们英语。后经领导同意，父亲担任了他们的英语老师。他又可以多做一件事情，心情自然好了一些。1979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黄新民通过我的堂姐王昌华找到父亲，邀请他参加《英汉环境词典》的编辑工作。经北京医疗仪器厂同意，父亲每周到环科院上两天班。由于工作内容越来越充实，他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很知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1979年的一天，父亲的老同学、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张任伯伯来到我们家，说起解放以来父亲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鼓励他向政府申诉，要求平反。当时父亲和我都觉得，那时的平反主要是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父亲的事情是否属于平反之列，我们没有敢想。张任伯伯身处高校，信息比我们了解的多，几次从清华园坐车来我们家谈及这事。张伯伯要我先帮父亲写申诉材料，再由他拿回去修改。我们先后向中央、北京市和江西省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寄去了申诉材料，结果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在此期间，我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南昌航院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去反映过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