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
1946年当大定厂完成生产32台赛克隆G－105型发动机后，库存主副连杆毛坯已使用殆尽。由于时局关系，继续进口实属不可能，全厂即将面临停工。厂长王士倬多方设法，寻求出路。
在大定厂建厂之初，除准备试制航空发动机之外，还研制过汽车零件如涨圈、活塞销和转向销（俗称大王销）等供应本厂汽车队和航委会使用，但不久因市场供应好转，而且本厂的生产力将转入航空发动机的试制，就将这些额外的生产停顿下来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各方面都在积极向内地复员，使大西南的公路运输骤然紧张起来。大西南的运输汽车全是从美国进口的，后来也流进不少日本投降时留下的日产品。型号之多，品种之杂，无以复加。主要损耗件最多的是发动机配件。当时美国已无力顾及我国的需求，政府多次向美方提出交涉，均无答复，但他们一再指出中国有工厂可以自制，应该自行解决。于是汽车配件制造成为热门，一时蜂拥而上。
消息传至大定厂，厂长王士倬认为大定厂已有生产汽车配件的经验，无论在人才、设备和工艺技术的任何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可以生产出合格的汽车发动机配件，参加市场竞争。当然，用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技术来解决汽车发动机配件，简直是驾轻就熟，这个设想很快就得到航委会的支持，一方面可以使大定厂的技术力量保存起来，不至于流散，另一方面还可解决大定厂的部分经费来源，做到“以厂养厂”。大定厂也就这样继续在羊场坝稳定下来了。
大定厂首先试制了一批GMC型汽车发动机活塞送交美国工厂检验，认为符合美国国家标准，于是决定批量生产。后又逐渐扩大到生产福特、道奇、万国、雪佛兰等美国产品和接收日本的丰田牌多种型号汽车发动机配件。主要产品有活塞、活塞环、活塞销和汽缸套，这些都是汽车发动机中消耗最快最多的，也是市场上最抢手的配件。
汽车发动机活塞的加工工序复杂，技术要求比较高，产量也大，最适合于建立批量生产线。在唐声瓒领导下，大定厂建立了汽车发动机活塞生产线，生产质量均达到国际水平，生产量最高达日产200只，月产6000只。
活塞环（即涨圈）的消耗量比活塞的更大，因为它是灰铸铁产品，加工过程中的铸铁末造成污染甚大，不可与精密机床放置一起，更不宜放置乌鸦洞内，所以专门成立了“涨圈制造所”，胡广家担任所长。后调维护工场主任唐声瓒来接替，而维护工场则由张遐年主持。卞露西、张泽田和程世德都参加了涨圈所工作。涨圈所直属工务处领导，其调度与检验则分别由支配室和检验课负责。厂长王世倬对成立涨圈制造所有更长远的设想，曾派副厂长汪福清去四川泸州考察，拟将涨圈所迁往该地。泸州地处长江上游，顺江而下可至重庆、武汉、南京与上海，发展前途不可限量。
从选址、改造厂房，到从大定运去十几台机床设备，布置好生产线，一共不到两个月。一切就绪，只等经费一到就可开工。当时估算开工需再投资2000 万元，后因筹款无着，只得打消原计划，撤回大定，仍在羊场坝厂里生产。
大定厂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沿用了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堪称先进。活塞销经过表面渗碳与表面淬火，并经调质处理后，送无心磨床精磨外圆。经过严格的硬度与尺寸采样检验合格后才出厂。
大定厂汽车配件制造的全部技术，继承了赛克隆的试制经验，均系自行研究开发完成。如活塞环（涨圈）的加工与热处理，以及活塞椭圆度的磨制，其技术之先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由于大定厂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原料质优、工艺水平高、检验严格、生产和技术管理的科学性等特点，产品质量享誉大西南，“AEF”牌配件成为当时大西南市场上的名牌，大定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厂。年产量达10 余万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基本上满足了大定厂当时的日常开支。使大定厂人看到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价值，为维持公路运输做出了贡献。然而， 1948年3月，厂长王士倬突然上调航委会，派来了第三任厂长顾光复。
第七节 大定广州分厂的筹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原由全国各地内迁至西南的各机关和人员，纷纷向原地复员，大定厂也必然受到冲击。虽然大定厂并非从各地内迁而来，只因防备日军轰炸，要坚持抗战，才建厂于羊场坝。日军既已投降，当年羊场坝建厂的先决条件已不复存在，需要另外选择地址。
1946年1月，厂方派总工程师程嘉垕赴湖南勘察地址，拟在长沙新开铺与湘潭下摄司两地选择。但因无现成厂房可以利用，而被否决。后来由航委会决定大定厂在广州筹建分厂。1946年冬，派工务处长华文广率人去广州着手筹建。当时在莱康明学习的回国人员中有10人分配到广州分厂工作，他们是董寿莘、廖克民、罗贤菜、吴宗岱、陈绍志等。主要是准备接收由美国买回的图样、资料、机床设备和工艺装备等。
1946年底，大定厂在广州分厂筹建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华文广，秘书是张彦超。华文广从大定厂带领了五六位技术人员去广州，进行筹建工作，他们作了如下分工：葛正德管房建，潘宗岳管接收，李兆麟管运输，文广鸣管工厂，郑会持统管器材总库。分厂地址选择在广州天河机场附近。
广州分厂筹建办事处是设在广州东山的一座三层楼民宅内，离分厂厂址很近。楼下一楼及二楼的一部分作为办公室，其余作为单身员工的宿舍。分厂仓库的一部分及一个小小的加工车间当时也设在东山。
1948年初，广州分厂已基建成的有：办公楼、机加工厂房、装配厂房、试车台、仓库和家属楼两栋。机加工厂房由魏保之负责。另由潘宗岳去海南岛三亚港接收了日本投降时留下的不少机床设备，运回广州，车床大多标有“昭和十八年”字样。分厂人员最多时达200多人。
1948年初，由于时局发生巨大变化，建厂工作已无法继续下去。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大定厂第三任厂长顾光复已在分厂工作。不久决定大定厂迁台，广州分厂就成了大定厂迁台跳板。分厂人员有一部分去了台湾，没有去的人中有些返回大定厂，有些人就各奔前程了。
第八节 大定厂的成就
整体而言，大定厂的生产进度相当缓慢。一直到1945 年春才完成了第一具G105的试制。从1941年开始，光是厂房即构建了两年，而且在原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该厂几乎无法进行试制。到1945年中印公路通车，该厂才取得原料并开始进行生产，距离取得专利已过四年。相较之下苏联也在1941年取得同一型号发动机的专利生产权，不到两年这型发动机已经在苏联大批量产。
在G105试制完成之后，抗战胜利。大定厂厂长李柏龄调职，改由王士倬接任。厂内高级技术人员纷纷调往接收日方航空工业设备，生产一度停顿。原总工程师李耀滋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设计科科长梁守颖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系，继任设计科科长为周善纷。等第二任厂长到任后才继续30台航空发动机的批量生产。
到1946年12月之大定厂共完成G105发动机32台，抽样检测100小时耐久检测的数据也通过莱特厂的审验，达到可以安装的水平。在通过审验之后，大定厂即将两台发动机送往昆明航空站，由该站将发动机安装在一架DC－3 ，并成功地试飞南京。在证明合格之后，大定厂的发动机又安装于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自行生产的AT－6教练机。剩余的发动机则运往台湾。
到1946年12月，大定厂已经将库存的发动机毛坯件与外购配套件全部使用完毕。因为战争结束之后政府缩减军事经费，所以大定厂并没有得到其他经费维持发动机的生产，中国第一次的发动机量产于是停顿。
在停产发动机之后，大定厂转型制造当时国内常见的汽车厂牌如雪佛兰、福特、道奇、丰田与爱必的汽车零配件。包括活塞、活塞环、活塞销与汽缸套。其中以灰铁活塞环销路最广。大定厂特别成立了涨圈制造所，年产各种牌号活塞环5万个以上，并通过美方验证。
在G105量产成功之后，大定厂于1944年由美国莱康明公司引进了用于侦察和教练机上的185马力小型发动机。1947年开始试产，但以迁厂而中止。1945 年大定厂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用于喷气式战斗机的Nene A喷气式发动机，并准备在广州设立分厂投产。但是因分厂未及成立而没有实际投产。
大定厂在中国整体工业条件尚未提升之前即硬性建厂，在克服建立工厂设施的困难之后，就遭遇到严重的原材料问题。在冶金、铸造的整体工艺尚未提升之前，工厂的生产必须仰赖国外购入的配件毛坯。当时外交通路中断之后，大定厂就失去了运行的条件。虽然厂方技术人员努力取得了少数极惊人的突破，但是也不能影响大局，只能作为一个战时中国为国家前途而奋斗的事例。
第九节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护厂成果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在1948年11月结束，紧接着1949年1月又结束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蒋介石恃为“长江天险”的防线又遭突破，他不得不放弃大陆，退居台湾，但决定在撤离之前将留在大西南境内的主要军事设施一一破坏，大定厂也在其中。
航空发动机制造在国际上历来认为是学科综合性最强的科学技术。大定厂荟萃了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它的一切生产设施都是从美国购进的，其水平在当时工业最发达的美国来说也是先进的。大定厂试制航空发动机的成功，代表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高科技水平和工业巅峰。大定厂护厂运动扭转了毁厂于一旦的厄运，因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技术员工的保留
按1949年宣布迁台时在厂员工的情况为：各主要技术课室的负责人有机工工场王子仁、支配课杨庆瑞、检验课胡广家、设计课王玉京、工作准备课顾义章、研究课张汉钟、运输课彭颖生、维护工场张遐年和水电股应章泉，包括副厂长汪福清共计10人未去台湾，去台的只有铸工工场胡斯民1 人。故留下的技术领导人占90％，各单位留下技术人员情况为：总计技术人员91人，留下78人，占86％；技工210人，留下176人，占84％。留下技术人员与技工共254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装配课、汽车零件生产车间和汽车队的技术员工。故上述统计实际上略有出入，但装配课的员工原来的人数就较少，有把握估计全厂技术员工留下的比例不会低于80％。这些员工于1951年绝大多数迁往成都，成为飞机工厂的基本技术力量。还有小部分去了贵州地方工作，其人数虽不多，但技术力量较强，如汪福清调往贵阳，创建了闻名全国的贵阳矿山机械厂，任总工程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还有张汉钟、张遐年、吴正华和王昌其等为贵州地方工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二、机床设备及物资器材的保留
1949年大定厂疏运前的物资总数应为400吨（建厂时总物资为500吨），但疏运去台的只有27卡车。汽车队原有卡车30余辆，筹建广州分厂时分去9辆，故疏运开始时只有20余辆，其中1辆大拖车载重6吨和2辆小拖车载重4～5吨，因公路上行驶困难，不能作长途运行。其余常用卡车不论GMC、道奇或福特车，载重均不超过3吨。据此可作如下分析：运输车辆的载重量为3吨，当时迁台离厂人员和家属行李均分配在每1辆车上，这些重量不会低于0.5吨，故每辆车的实际载货量应为2.5吨，运走27车其总重量应为67.5吨，占全厂物资总数400吨的17％。这说明去台物资不可能超过20％，而留下的至少应为80％。
依靠大定厂护厂留下来这批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使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飞机工厂，支持西藏和平解放成为可能。
大定厂日后更改了3种名称：第一发动机制造厂、空军发动机制造厂、空军金工发动机制造厂等， 1949年6月该厂迁至台中市清水镇， 1952年被并编到“空军第三供应处”，该厂番号取消，也正式结束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