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晋商
始于先秦，鼎盛于清朝前、中期，衰落于清末
发明了票号，中国银行业创始者，中国第二大商帮
主营：边贸、票号、盐、茶、矿产等业
以义制利合伙经营博大宽厚勤俭敬业
明朝以利制权的富商曹三喜
曹三喜，山西太谷人，是明末清初大晋商，家有财产千万余两白银，商号国内遍布东北、华北、西北各大城市，国外涉足现在的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
曹三喜之所以成大富，是因为他“以利制权”把取利放在首位，只要能获利，不管买卖大小都做。他的经营之道如下。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这个词，是我们今天才叫出来的一个经济学名词，但是古人曹三喜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就应用了。他早年在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赚了第一桶金，就是用循环经济的经营策略取得的。他先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然后开豆腐店，将大豆变成豆腐，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猪肉，猪粪又作肥料再种菜、大豆和高梁，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财富就大量增值，积累了资金后，又投资开杂货店、典当行，所以财富就愈滚愈多。
善抓商机
经商发财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就有许多商机，商人能否抓住商机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曹三喜就最善于抓商机，例如，当年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三喜立即乘机发战乱财，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事物资，既可讨好清军，又可从中赚钱，果然，朱明王朝被灭后，曹三喜不仅成了清政府的功臣，还从中发了一大笔财。于是他又用这笔钱在沈阳、锦州、四平开了许多杂货、酿酒和钱庄分号等，曹三喜坐镇总号，指挥调度分号，还经常派员到各分号巡视，以保证曹氏集团经营生意兴隆。又如，曹氏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掌柜，有一年回关内探亲，路过高梁地时，突然发现高梁茎内有害虫，立即把消息报告曹三喜，曹立即预感到虫害会使高梁减产，于是立即决定大量收购高梁和其他粮食，果然，当年由于虫害，秋收大减，粮价暴涨，曹三喜不仅为自己的酒业储备了大量原料，还抛出了大量高价粮，因而大发其财。
知人善任
曹三喜用人规矩非常严明，他不仅奖罚分明，而且铁面无私，例如，“丰治通”钱庄的两个掌柜发生矛盾，使钱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被曹氏发现，立即将二人撤职，但他们二人均是有来头的人，一个是分号经理的儿子，一个是曹氏家族的亲戚，但尽管他们有后台说情，曹三喜仍不徇私情。曹氏用人不疑，沈阳分号有个掌柜，有一次亏了70000两白银，向曹三喜报告后，曹觉得有客观原因，因而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再给了他一批资本，结果掌柜又亏掉了，曹氏问他还敢不敢干，掌柜果断地回答，只要东家信任，伙计一定再干。结果，曹三喜又给了他第三批资本，这次，掌柜果然成功了，不仅把前两次亏损赚回，还再赚了一笔。曹三喜为了调动伙计的积极性，还实施了股份制，伙计可投资入股，如果业绩突出，还可入“顶身股”，就是以自己的技能和贡献入股。当年，曹氏商号，每一顶身股，年终可分得红利银子1000两。曹三喜用股份制，把伙计与东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伙计们都对东家忠心耿耿。
诚信至上
山西商人是最讲信义的一个商帮。光绪年间，各大钱业都发行一种叫“平贴”（原始纸币）的信用券，但发行这种“平贴”的商家，必须是在用户中有高度信誉的。“平贴”经行会批准后可在商家流通。有一年，大晋商乔、梁两家的贴子发行过多，人们怕以后不能兑现，于是都纷纷前去挤兑。乔、梁两家在危机时刻，求曹三喜帮忙。有人建议曹不要帮忙，因为此时正是挤垮对手的好时机。但历来以信义为重的曹三喜不听众言，他宣布曹家所有票号均可代乔、梁两家贴子兑付现银。其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帮助乔、梁两家化解危机，二是显示曹氏实力，可提高曹氏声誉。果然，乔、梁风波过后，乔、梁两家对曹氏感恩不尽，遇事都处处让着曹家，曹三喜在晋商中的声誉愈来愈高。
足智多谋的山西盐商王海峰王协
王海峰，明末山西蒲州大盐商。
王协，清初山西太平大盐商。
明末清初，山西晋商中以盐致富的大盐商很多。王海峰、王协之所以在盐业经营中能大显身手，其中，足智多谋、审时度势的经营策略，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在古代，盐业是由政府实行管制和垄断经营的一个重要行业，朝廷为减轻国家负担，又将盐业经营权卖给民间盐商。正因为是垄断经营，所以只要一旦取得其经营权，就利润丰厚，是个发大财的暴利行业，因此，是许多商人争夺进入的致富领域。
明末，许多山西盐商都愿意到淮浙和四川经营盐业，因为那里人杰地灵、政策宽松，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但王海峰与众不同，他独辟蹊径，看中了许多人都弃之不去的长芦盐区。
由于长芦盐区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封锁运销，食盐不能外运，生意难做，所以家人都反对王海峰到长芦盐区去经营，但王海蜂却早已得到消息，长芦盐区最近来了一个新长官，此人曾在其他地方做过吏治，由于治理有方，百姓都夸他清官。因而王海峰认为，人弃我取，正因为长芦盐区许多人纷纷离去，盐田不值钱，正好是他去低价收购的好时机。果然，王海峰去了后，一方面低价收购了大量盐田，另一方面向政府上书，提出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由于上书被贪官所扣，后来他就直接到那位清官家中上书，果然，新官上任三把火，对盐区进行大力整顿，盐运开始畅通，许多盐商又重新聚集到长芦盐区，王海峰顺势而起，垄断了盐区经营，很快成为盐区大富商。
王协的祖辈很早就已经营盐业，但生意一般，直到乾隆年间，传到王协手里，才走向辉煌。
王协在乾隆年间中了举人，不久，他捐官授刑部外郎。由于他审时度势，宽厚待人，乾隆南巡时，他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坤，还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互相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名声极好，得到乾隆尝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是个亦官亦商的官衔，所以他取得了红顶商人的有利地位。
王协做了资政大夫后，充分显示他的商人智慧，他大展宏图，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而使他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开设了许多盐号，并承办盐运，每年获利竟高达千万两白银，从而一跃成为当时山西商帮中的大富商。
王协在经营河东盐业运销时，由于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业，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政府税赋收入，因而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嘉封。至此，王氏家族前后的七代人，都受到清皇帝的封赏，这在当时是仅此一家。
王协一生，虽委于权势、屈事朝廷，但他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抵制洋商，维护国家和国人商业利益的行为，却仍然是值得赞赏和弘扬的。
讲求信誉的“六必居”老板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
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是三兄弟，山西临汾西社村人。
“六必居”的来历
明朝中叶，赵氏三兄弟在北京开了个酱园店，名号叫“六必居”。
“六必居”这三个大金字的牌匾，是由明朝大学士严嵩亲笔题写的。为什么要叫“六必居”？俗话说：居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六必居”因只卖其中的六样，不卖茶，所以才取名“六必居”。
“六必居”卖的六样货色中，以酱菜最出名，是北京酱园中历史最久、声誉最佳的一家。“六必居”的酱菜有十二个传统品种，它们是：稀黄酱、铺林酱油、甜酱萝卜、甜酱黄瓜、甜酱仓瓜、甜酱甘螺、甜酱黑菜、甜酱姜芽、甜酱八宝菜、甜酱什香菜、甜酱瓜、白糖蒜。这些产品的共同特色是：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度。
“六必居”的出名
“六必居”的酱菜为什么能出名？
其一，选料上乘。
“六必居”酱菜的原料，都有固定的产地。例如，自制的黄酱和甜酱，其黄豆是选自河北丰润县马驹桥和通州永乐店，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黄豆饱满、色黄、油性大；其白面的麦，是选自京西涞水县，为一等小麦，因为这种小麦黏性大。白面是用这种小麦自制，把它加工成细白面，这种白面适宜制甜面酱。
其二，制作精良。
“六必居”制作加工酱菜的方法，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而且一切规程由掌作1人总负责。例如，酱的制作，先把豆子泡透蒸了，拌上白面，再在辗子上压，然后放到模子里，垫上布，再用脚踩，共要踩10～15天，然后拉成三条，剁成块，放到架子上码好，用席子封严，让其发酵。在发酵后期，还要不断用刷子刷去酱料上的白毛。要经过21天，酱料才能发好酵。正是按这样严格的规程操作，才能保证酱菜质量上等。
“六必居”的管理
“六必居”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名店，根据几百年的管理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经营管理方法。
其一，严格资金管理。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健康，首先就看现金流量。现金流量充足、正常的企业，财务状况就佳，现金管理严格的企业，财务运转就健康、正常。“六必居”的首条管理经验就是管住资金，他不准任何人超支或长支店内的资金，对外经营也不欠债。长期保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运营。
其二，严格人事管理。
人才也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要兴旺，首先要有人才，用人不当是企业的大忌。“六必居”严把用人关，他规定，店内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因为这三爷都是“近亲繁殖”，由于与东家有亲属关系，不好严格管理。家族式经营的最大毛病，就是难以广招天下人才和用人唯贤。一家企业，如果搞上几个“公子少爷”，还如何能严格执行店规？
其三，严守社会信誉。
信誉，就是企业的灵魂，没有信誉，企业就没有生命。“六必居”最讲究信誉，比如，“六必居”从不欠债不还；出售的都是优质产品。由于企业信誉好，所以商家都愿意并放心与他做生意。“六必居”的原料供应商，都是几十年的老客户，“六必居”之所以能吸引这些老客户，就是因为信誉好。“六必居”是一块有信誉的金字招牌，所以“六必居”能几百年长盛不衰。
诚信经营的晋商乔致庸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山西祁县人。其父乔全美，其祖父乔发贵。乔致庸是乔家大院第三代人，即乔发贵的二孙子，他是晋商中的代表人物。
清乾隆初年，清政府把蒙古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采耕种，农业开始得到发展，故内地到关外种地、经商者增多，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发贵来到当时的蒙汉贸易地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经商。开始，因无资金，只开设个单料铺兼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零星杂货，由于经营有方，积累了创业资金。乾隆二十年，由于年成大丰收，粮价大幅下跌，其中黄豆更是大跌，乔发贵看到商机，他预测由于黄豆贬值，种者甚少，来年必将供不应求，价格定会上涨，于是他趁机低价大量收购黄豆，结果，如其所料，来年黄豆价格大涨，他大赚了一笔。由于资本雄厚，他开设了“复盛公”字号。为了扩大经营，他又用股份制形式吸纳资金，再做皮毛、药材生意，又获厚利。咸丰年间，乔发贵看好蔬菜市场，他立即种植了280亩菜园，蔬菜经营虽然微利，但因规模经营，还是获利不少。经乔发贵的几年经营，乔家在包头已经拥有许多商号，成为有名的富商。此后，在乔发贵的大孙子主持下，乔家曾一度陷入困境，股东纷纷要求退股，此时，乔家大东家却又逝世了，就在乔家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乔家二孙子乔致庸成了乔氏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
由于乔致庸胆大有为，逞强好胜，在他的主持下，乔家终于度过了难关，重振雄风，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十几个门面，还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在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的“在中堂”财势跻身于全省官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乔致庸虽然晚年多灾多难，人生并不如愿，但乔氏财团久盛不衰的诚信经营商道，却是值得后人传承的。
其一，任人唯贤。
不管出身，只要有才能就提拔重用，对伙计非常关心，出色者重赏，违规者严惩，因此，就是在乔家经营最困难的时候，伙计也都效忠于乔家。
其二，货真价实。
乔家经营的米面，质量好，分量足，价公道，故客户都要指名买乔家货。
其三，仁义至上。
有些客户，无力偿还债务，乔氏从不强索，与客户竭力维持良好关系，明知无利可图的生意，也不中途绝交。
其四，力行义举。
乔家“复”字号的祖训是：义、信、利。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诚信，最后才是利。民国六年，因受战乱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驼绒价由每斤现洋1～2元降到1角多钱，许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亏赔破产，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乔氏自己虽遭受惨重损失，但却使皮毛行业得以为继，使许多皮毛商人减少损失或免遭破产。
其五，大智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