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去罗·罗公司，在军用发动机分部商务董事介绍公司组织及新产品开发情况后，由总工程师马丁为首的技术人员与我们进行“工程讨论”———介绍RB．199发动机各型的性能、外场使用情况和售后服务统计数字，并回答我们的提问。之后，去参观了他们发动机的装配线。他们发动机的工艺水平是很高的，零部件很漂亮，与GE公司的F404相当。第二天，工程讨论继续进行，重点在讨论可行性研究前要弄清的8个问题，列出表来一一讨论。在谈发动机安装时，他们当场提供已准备好的图纸和数据，其主动性与在苏联讨论问题大不相同了。下午他们带我们去试车台，看发动机的开车情况，而且让我自己动手去推拉油门杆，同时通过工业电视看到喷口收拢加力接通等喷流情况。使我们突出地感受到这发动机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电调系统后，操纵油门杆不受时间限制，用力轻松，喷口调节和加力点火的跟随性很好，绝不会出现飞行员拉推油门杆不当造成发动机工作不正常这类情况。
当日晚上，罗·罗公司宴请我们时，分部一把手格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报价的书面建议，于是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开了。
第三天上午，去看了罗·罗公司内部的新技术展览，包括有剖切开的RB．199发动机实物以及各种图表。新技术中有欧洲发动机EJ200的零部件，如粉末冶金的小叶片、碳化硅零件等。之后又进行了发动机上飞机附件的讨论，这时负责飞机附件机匣的KHD公司，也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双方决定7月初罗·罗公司派人短期去成都，与成飞开始合作可行性研究，不拘泥于首先谈定发动机价格了。下午，他们应我们的要求，带我们去远在100英里外威尔士的一个空军“狂风”飞机修理基地，看发动机在“狂风”飞机上的实际安装情况。三天的活动是很紧张的，而且每天晚上都加班工作或碰头研究。
原来听说罗·罗公司对超7态度不积极，来了之后，感到他们实际上是很积极的，是当做一件大事安排的，接待热情，谈问题很开放，提供资料数据也很主动。在谈的中间，究竟超7选他们哪一型？他们推荐106型，加力推力可以达到80千牛，我们也是满意的，只是价格贵是第一大问题。
6日，一辆卢卡斯公司雇用的中型旅行车来布列斯托尔接我们去伯明翰。这辆车是专门出租的，司机按指定的地点、时间接送，不必有人带领。车上设施豪华，有餐桌，有一花篮水果，有存放饮料的小冰箱，还有厕所，座位也很舒服，连孙总都是第一次坐。后来下午离开时，卢卡斯送我们去伦敦，也是这辆车，下车时，我们没把水果吃完，司机很客气地要我们连花篮一起带走。
卢卡斯公司我是第三次来了，前两次已相隔多年。与中航技长期在香港合作的牛顿先生也专门为我们这次来访赶回英国。公司作动器分部销售经理及曾来成飞试飞过歼7M飞机的盖恩勃先生向我们介绍飞机上的飞行控制系统、燃油系统、液压系统、氧气系统、电气系统等飞机附件。介绍完接着讨论在超7项目上合作的设想。孙总的意见是超7飞机上的机械附件全由卢卡斯公司作为风险投资向中方提供。牛顿认为卢卡斯自己已生产的，可以风险投资，要向国外公司采购的，这就要出钱，钱谁出？孙总说，也希望卢卡斯投资。盖恩勃问，这些成件，中国有没有国产化的打算？孙说，这要看公司销售的情况，我们以后都可以通过AT公司，包括飞机销售。
谈完，下午去看他们公司的生产线和系统模拟实验室。他们的飞机附件设计得很精巧，加工也漂亮，看了以后，有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之后我们坐车返回伦敦，在中航技办事处附近的一个四星级饭店住下。
7日，我们一行赴马可尼公司米尔敦金斯雷达分部所在地。那里，在7年前我曾多次去过，现在已和费伦梯公司的雷达分部合起来了。GEC马可尼中国公司总裁内勒以及托马斯、威廉姆斯、阿特尼特、夏普等熟人都在。会见中，他们分别介绍了航电系统及雷达的研制进展情况，午餐后去看了他们研制中的新雷达，然后分两个小组谈，一组谈技术，一组谈合作和价格。会谈中，提出了一个研制费全摊入成本以后采购时再出钱的设想，以解决投资问题，并决定9月份我们派人来谈系统及雷达的规范。
RAE公司那里我们没准备去，他不来找就算了。
完成了这次出国任务之后，9日我们一行返回北京，孙总及牛新棠去巴黎航展。
这次赴苏、英期间，接上了与苏联发动机的关系，弄清了英国发动机的情况，初步分析，除了PД33发动机的附件机匣问题未定以外，大致是苏联发动机比较便宜，英国的贵，但英国发动机寿命长，可靠性高，较轻小，耗油率较低，提供资料和合作态度好。因此，不可能马上做出取舍，还要进一步工作才行。
根据去苏、英考察的情况，我整理了三份技术考察报告：“苏PД33发动机及装机情况”“RB．199发动机的使用维护、可靠性及寿命”“RB．199发动机有关的一些技术数据”，供有关同志参考。
回到北京，向部军机司有关领导汇报了之后，又向何副部长汇报。在5月初何副部长带部机关的同志到成飞时，曾听取了我们超7工作的汇报，何副部长说现在的关键，一是资金问题，二是发动机问题，看准了方向，先把发动机弄几台进来，就可以把飞机研制起来。部党组已下决心，外贸后继机不搞活不了，关键是钱紧张一些。这次听了我们出国情况的汇报后，何副部长说，对苏联只能与发动机设计局直接接触，飞机设计局不能碰，因为它要控制你。我抓干线机，即碰到这种情况，想接触苏联民用飞机的发动机，到图波列夫设计局去了解情况，不料小图波列夫牛得很，他要管。你们这次到米高扬设计局那里干什么？根本不用去。
在巴黎航展期间，克里莫夫设计局和米高扬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到中航技接待室好几次，态度很积极。萨基索夫对孙总说，PД33的附件机匣要挪到发动机下部去，技术上没有困难，只是附件机匣的变化比较大，工作量很大。别里雅柯夫对孙总说，超7机翼一定要改，否则性能上不去。他说，具体方案7月份可带到中国去。
1991年7月6日，部飞机司长毛德华，计划司副司长徐仲奎、机载设备总公司总经理杨燕生来成飞，与我们一起专题讨论超7原型机的研制问题。一致认为作为军贸出口后继机，超7要坚决干下去。为了争取时间，研制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选定合适的发动机和国内可提供的机载电子系统和设备，尽快搞出原型机，争取1994年上天；第二步再据市场用户要求进行改装和生产。发动机以PД33为主，同时要考虑可能存在不同用户需求的兼容性，如可安装RB．199。原型机的费用由成飞、机载设备总公司、中航技和部里分别承担和筹集。
作为6月初我们访问罗·罗公司的积极回应，6月19日罗·罗公司来传真安排7月8日开始派马丁先生等来成飞进行可行性研究。罗·罗公司共来8人，实际11日开始工作，中、英双方分四个专题小组讨论和协调：进气道和性能、发动机安装、机械系统交联、飞机附件机匣和附件。一起工作了6天。双方需要的资料彼此都提供了，大家晚上都加班准备，效率较高。最后双方满意地签署了技术工作纪要，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在谈论中有些问题未及时回答的，罗·罗公司的人于8月份分别电传做了回答。9月份他们完成了全套可行性研究报告，派人专程送到北京。超7配装RB．199发动机的可行性报告包括四个部分：推进系统和飞机性能评估、发动机安装、系统和附件、维护和地面设备。结论是可行。
10月底又专派勃隆菲尔特先生来成都听取我们对其报告的反应，我们给他带回书面回答。我告诉他对他的报告比较满意，作为技术上的可行性来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外形，包括飞机附件机匣的外形问题，进气道设计如何更好适应问题。他回去后，很快于11月8日又传来对我们的提问的回答。在做了一些工作后，12月勃隆菲尔特又来成都，带来不少资料，口头回答一些问题，并表示他们的技术工作到此为止了，预算的钱已用完，不能继续于了，后边是商务活动了。
1991年12月成飞内部完成超7飞机安装RB．199发动机的可行性报告。
1992年1月罗·罗公司商务负责人诺埃尔亲自带来致中航技总裁刘国民的信件，报了发动机的价格，并提出可在超7研制期间免费向我方提供5台发动机和派人服务用于超7试飞和地面试验。这是罗·罗公司在超7项目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即他们愿和我们共冒风险研制超7，可极大地降低我们的风险，比我们所谓“小猫钻大洞”的设想好多了。所谓“小猫钻大洞”指的是按较大的国外涡扇发动机设计机身，但先用较小的国产涡喷13装上飞机，先飞上天。
1992年7月，勃隆菲尔特又来北京，英方提供了新一版的“超7动力系统建议”，包括了附件机匣及飞机附件的建议。在谈判中得知，罗·罗公司除供5台发动机等硬件以外，在整个飞机研制阶段，他们的服务还要花1500万英镑，这个共冒风险的投资是不小的。总的说，这次与罗·罗公司合作，效率很高，气氛融洽，我方的花费也不多，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些都是后话了。
1991年8月，苏联方面通知，8月21日，克里莫夫设计局以总设计师萨基索夫为首5人小组，与米高扬设计局4名专家及苏联航空出口公司一人、对外经济联络部一人，一行共11人将到成都。
正在他们离开莫斯科来北京时，苏联发生了“9·18”事件，三天后发动政变的人被打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下令解散苏共，更换苏军领导人，苏联垮台了。苏联客人来时，我公司向每位送了一台高级小收音机，所以他们对政变、反政变的过程都接收到了。看来他们对此并不过分感到意外，表面都较平静。当然，从今以后他们是俄罗斯人了。
这次谈判，孙肇卿局长亲自主谈，俄罗斯人的市场观念可以说还没有，所以很难谈在一起。谈的重点是发动机，俄方给资料可以说是非常不爽快，与西方厂商大不一样。除发动机的安装、外形协调、系统交联、重量重心、使用维护性能、寿命、可靠性等以外，飞机附件机匣是不是改到下边、发动机单价及改进研制费要价多少成为讨论的关键。克里莫夫设计局希望不改附件机匣，要改则钱要多。要钱多则中航技主张机匣在上边也可以。我们成飞则竭力主张改到下边。至于米高扬设计局的专家，他们是搞飞机的，所以和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下边好维护，将来使用费也省。
至于我们和米高扬间的合作，我们提出若干课题，包括进发匹配问题、发动机安装和系统交联问题、改进飞机气动设计和增升装置、确定失速尾旋特性等，让他们回去研究，这些合作要多少钱。
送走苏联外宾，不，是俄罗斯外宾了，我们内部对苏联剧变后究竟会怎么样，心里没有底。我们内部，包括北京来的孙肇卿局长、马承麟副司长和牛新棠、张建立等和我、成志明、陈金琰等一起研究如何准备应急措施。我预感到苏联垮台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将把压力转向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原苏联的军事工业失去了特权和优越地位，因而会引起散乱，与之合作会产生不确定因素；英国可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对我国较为友好的国家。于是我起草了积极设想“小猫钻大洞”的方案以便立足于我们自己。
此后不久，10月，孙肇卿代表中航技去长驻美国，不再过问超7，超7的事改由刘国民总经理主管。孙行前对发动机引进处处长张建立说，罗·罗公司的关系不能断，否则在对俄交涉上也不利。
10月中，俄方同意我们于10月底派人去俄继续谈合作。我对先赴北京做准备工作的陈金琰说，对俄的重点是发动机，现在绕不开米高扬设计局，要一切以我方为主，不能跟他们的思路跑，他们要搞比F-16好的飞机是容易的，但我们包括巴方没有那么多钱。10月底，陈金琰及邱普达参加中航技组织的由马承麟带队赴俄的谈判组。
再次打开与巴方合作的大门
超7的发动机有了俄罗斯的PД33和英国的RB．199两个方案之后，寻找飞机的第一用户就成为主要问题。我们希望中航技再去找巴基斯坦。1987年巴方中止“佩刀”Ⅱ项目之后，实际上他们仍在关注我们的超7项目，只是不打算正式合作（出钱）罢了。目前的有利条件是，1987年合作搞“佩刀”Ⅱ项目时相当热心的巴空军副参谋长法鲁克少将现已升任上将参谋长，他当家了。经刘国民总经理和他联系，巴方同意中方派一个小组去介绍超7方案。
1992年1月20日，我和陈金琰同中航技牛新棠、陈志坚，部军机司高志聪共5人自北京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这次去的目的是请他们评估我们的超7方案，不要求他们承担什么义务。因为他们只知道1987年的“佩刀”Ⅱ方案，所以我们带去的材料列表把装F404的“佩刀”Ⅱ方案和分别装PД33及RB．199两种发动机的超7方案对比，以便巴方易于明白。通过介绍超7方案引起他们的兴趣，拉住这关系以后，再设法请他们派人到我国来，即使先作为观察员也好，慢慢地将他们拉进项目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