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夫人李太惠于1960年7月在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后，于8月在北京俄语学院经过两个月的“形势教育”后回到了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61年的暑假，她已有身孕，我本来打算在暑假期间好好照顾她，陪陪她。但上海的地铁建设出现问题，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呀！于是，就决定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带她一起去上海，这样既帮助上海地铁研究解决盾构试验中存在的问题，又照顾了怀孕中的夫人。我和李太惠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在火车站，我们受到王振信（当时是上海隧道局施工科科长）等同志的欢迎并安排我们入住上海和平饭店，这是上海的高级饭店之一。上海隧道局金局长在饭店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建设地铁的情况，特别提到在上海软土地层中建地铁，首先要掌握盾构施工技术和培养相关人才，所以在浦东塘桥试验站进行了直径为4.16米的盾构试验，但试验中发生盾尾开裂漏水，现在停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是在苏联学习盾构的，所以要我一定帮助解决，此外还谈起他本人以前的革命历史（他是铁道游击队第三任政委），以及与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迹等。
随后我就深入试验工地仔细调查了盾构结构和施工过程，查找盾尾开裂的原因。我向他们提出盾尾是一个薄壁结构，一端悬臂、一端固定，应按薄壁结构力学的方法进行验算，以确切了解它的应力状态。他们请一位陈工程师和我一起验算（计算单可能还保存在上海隧道设计院），计算结果发现盾尾端部应力已超过钢材的允许值，需要对该部位进行补焊加强，补强后开裂问题就可解决。
盾尾开裂问题解决后，我又应上海隧道局郑定能处长和施工科科长王振信、技术科科长刘建航、试验站站长徐登波等同志的邀请在上海隧道局做了一个多星期的专题讲座。对制定地铁隧道限界、管片衬砌设计、盾构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拼装过程、推进测量等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由于此前我不清楚要讲课，事先未做准备，手头资料也不全，只能边准备边讲课，非常紧张，当时编写的讲稿可能在上海隧道设计院还保存着。半个多月时间，我与上海的同事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此以后他们经常请我到上海研究有关问题。在衡山路盾构工程试验中，王振信提出网格式盾构建议，我给他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衡山公园沉井法修建车站时，同济大学孙钧教授主持，我也提出了咨询建议；打浦路越江隧道工程采用气压盾构时，也提过注意安全、劳动卫生等方面的改进意见，此外还向他们介绍了“米兰法”可用于明挖车站施工。后来上海将此法成功地应用在软土地层的地铁车站施工中，并称之为“地下连续墙”。
在上海出差期间，我白天讲课、讨论问题，晚上还要准备讲稿，没有时间照顾或陪同夫人到上海各地参观游玩，上海隧道局领导特地安排当时局团支部书记韩秋官陪她到附近走走，当时她正好怀着我们第一个孩子。为此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带着夫人住上海的高级饭店，北京地铁设计处竟还有人贴她的大字报，造谣说她穿着高跟鞋、抹口红出入上海高级饭店等，这些莫须有的东西，真是有口难辩，大字报中唯独没有提到我去上海干什么，我放弃假期的休息，白天讲课，晚上准备讲稿，夜以继日不计任何报酬地辛勤劳动，连出门玩儿的时间都没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我50多年来到全国修建地铁的各个城市协助工作，包括评估可研报告、规划方案等，很少带夫人去。孩子、家务全丢给她一人负担，而且她的工作担子也不轻。在上海讲完课后，郑定能处长亲自陪同我们乘车在上海转了一圈，算是我第一次到上海的唯一一次旅游，但我们仍然感谢他们的深情厚谊。
唐院教书生涯
1961年秋季开学后，我开始了教学工作，并担任隧道及地下铁道教研室副主任及地下铁道专业课的主讲教师，连续讲授了隧57、58、59三个年级学生的地下铁道课。同时教育部要我主编本科生的地下铁道教材。虽然，唐院在1958年曾出版过苏联专家纳乌莫夫教授编写的《地下铁道》专著，但他是专为研究生编写的，内容过于专业，不适合本科生教学，因此需要重编。开始是油印本在唐山、北京、长沙、兰州等铁道学院试用，后因我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无暇根据使用意见对油印本进行修改，故最后并未正式出版。
在教课的同时，我还指导过隧57、58、59三个年级学生的毕业设计，并负责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非常繁琐复杂，也很费精力，因每个毕业生分配到哪里最合适，需要进行认真调研，且学生家长也会提出特殊要求需要照顾。那时分配的原则是：功课好的分配到研究单位，其次是设计单位，然后是施工单位，最好的留校当助教或读研究生。每年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占了我很大的精力。
隧56级学生在北京地铁做完毕业设计后，选出3个学生留校读研究生，其中王梦恕、彭长生为高渠清教授的研究生，叶复华为我的研究生。叶复华在北京做毕业设计时，对浅埋方案的“米兰法”有些创新思维，故被选中，他的论文题目是“盾构设计计算的理论分析”。王梦恕和叶复华两人在1965年北京地铁上马时也调到北京地铁工作。
1961年北京地铁下马，但地铁浅埋方案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华北铁路工程局内成立了地铁技术研究组，继续研究浅埋地下铁道施工中的问题，负责人是陈春泉，他聘请我当他们的顾问，经常找我研究结构、防水等浅埋施工中的问题，该组还有沈祖澄、郝玺、丁益民等人。
那期间我主持了铁道部重点科研项目“压缩混凝土衬砌盾构试验”课题（代号1155），研究盾构推进后不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管片衬砌和同步注浆，而是直接采用现浇混凝土衬砌。压缩混凝土衬砌就是指在盾构推进时利用盾构千斤顶推力，挤压现浇的混凝土，使衬砌退出盾尾后不在地层与衬砌间产生空隙，地层也就不会产生沉降，故不需要注浆。而且现浇混凝土被挤压后还能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和强度，且无管片之间的连接螺栓，不需要钢筋混凝土管片制造厂，不需要运输管片的车辆和堆放管片的场地，对工程保密也很有利。1962年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内筹建了压缩混凝土盾构模拟试验室。我虽是项目负责人，但具体试验工作由沈祖澄同志主抓。为了研究两环现浇混凝土间不产生接缝，重点研究了如何延长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和提高早期强度。
与此同时，铁道部接受了海军交给的“59 98”工程项目，其内容是在山里建造海军潜艇的掩蔽部，考虑铁道部有修建山岭隧道的经验，于是将这任务交给铁道部，这是项保密工程项目。铁道部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是副部长武竞天，副组长是基建总局局长布克，工作组设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唐院派我参加，另外还有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的梁坚、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王悦新，以及海军科研六所的同志，由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我们在调查和考察过程中，海军基地有关领导向我们介绍说：为了隐蔽和方便潜艇进出，掩蔽部必须建在沿海的山洞中，而且要求跨度大、承载能力高，加之沿海地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设计和施工难度很大，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要自力更生地完成任务。
在海军科研六所的领导下，我们共同研究制订了实施方案，研究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掩蔽体的设计、施工方案，另一部分是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前部分是我和梁坚等同志负责，我们到工地进行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及环境条件的调研，对大跨度洞室的设计计算方法、设计荷载（土层压力和特殊荷载）、施工方法、喷锚初期支护，钢筋混凝土衬砌、防水措施等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详细的方案，尤其对钢筋混凝土和防水材料的耐海水侵蚀性做了充分的考虑。
1964年10月，学校按上级指示组织教师和部分学生到四川峨眉山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唐山的老校址由于地下采煤已产生塌陷不能使用，准备迁校到四川峨眉。“四清”工作团由顾稀院长任团长，我带领隧61级学生和乐山县的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我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乐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和粮食局副局长担任副队长，进驻峨眉山后山的付后乡进行“四清”工作。
付后乡位于峨眉山后，要爬过峨眉山，穿过茂密的森林才能到达，全乡农户分散住在20多个山头上，每个山头住几家农户，农民生活非常艰苦，主食是玉米，农民用水磨将自己种的玉米磨成小颗粒，基本上以吃玉米稀饭为主，还有就是腌制的酸菜，加点辣椒。那时我胃不好，吃饭后胃很难受，“四清”工作队的成员实行“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3个学生住在一贫农家，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一毛钱，和房东老乡一起吃，我和两个学生，其中一位是谭玉兰（后留校当教师，现在已退休），每天要爬几个山头，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和他们一起种地，有时还要和农民一起到深山老林，到见不到太阳的地方去种黄连，弄得一身都是，因黄连沾在衣服上很难洗掉。
在与农民“三同”过程中，了解到当地农民不知道汽车，也不知道当时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对村里的干部怕得很，部分干部的胡作非为，农民敢怒不敢言。我们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就是要领导贫苦农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来搞“四清”，就是要清除这些压迫农民的恶人。
1965年2月中旬，接到学校电报要我迅速回唐山，当时顾稀院长也不知道要我回学院有什么事儿。我离开那天，很多老乡送我到公路边，我乘上载货卡车到成都转火车回唐山。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了解到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贫苦农民，需要我们去帮助，使他们能真正得到解放。
回学校后得知毛主席“二四批示”，北京地铁要上马，铁道部从全国各个单位调人，院领导告诉我，要调我去北京修建地下铁道，并要求立即报到。回顾我在唐院从1950年进学校学习，到1965年离开学校到北京工作，整整15年，唐院对我的教育、培养、照顾使我终身难忘。
1961年，我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并定为高教8级。当时学校的教学工作非常紧张，上课、带实习、指导毕业设计、编教材、搞科研，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周末，尤其是我还经常出差在外，对家很少照顾。1962年困难时期，唐山生活非常艰苦，基本上以白薯面粥、窝窝头为主食，无油、无肉，夫人怀孕缺少营养，靠我出差时带点营养品回来补充。我们第一个孩子快出生时，只得将夫人送到南京我父母家去生产，因那里生活条件较唐山好，父母也能帮着照顾一下。
当时我们的工资虽然不低，但生活还是较为拮据，因为我们要往老家寄钱补贴家用，我父亲肺病，医疗费很高，我的哥哥、弟弟都在农村劳动，只有生活费没有工资，也不能救济父母。主要因为我哥哥在1957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弟弟在1950年初中毕业后参军了，在解放军汽车学校当教员，退伍后到安徽医学院学习，在“反右”时也因给学校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后来哥哥、弟弟平反后才又回南京工作。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从东楼单身宿舍一间房（有暖气）搬到南华家属宿舍后，冬天取暖要用煤炉，但我们南方人不会生炉子，家里温度很低，刚出生的孩子经常感冒咳嗽，多次发展成肺炎，经常要到医院看病，我在家能帮些忙，到北京出差时，夫人就一人在家，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生活异常困难，但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从来没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