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航空人的精神丰碑
中航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谭瑞松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谭瑞松，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吴大观同志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吴老出生于江苏镇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1944年被选送到美国研修航空发动机。1947年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做讲师。1948年，报国无门的吴老在党的召唤下参加了革命，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领导并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工作。从1957年负责组建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开始，在一线厂所奋斗了25年。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2004年离休。
吴老的一生，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他一生相信党、拥护党、热爱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即使在“文革”中含冤受屈也从未动摇。他一生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加强党性修养，撰写心得笔记，定期汇报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留下的56本学习笔记，字字刚劲饱满，篇篇厚重沉实，充满了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和无限信任。他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写道：“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洗雪国耻，才能救中国。”当他走出“牛棚”，有人质疑他的遭遇有悖于他回国的初衷时，他写道：“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这是我的荣耀，投奔共产党，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当航空工业发展遇到低潮时，他写道：“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国的航空工业！”
离开一线后，他仍不放松学习。即使９０岁高龄，他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时事政治；坚持阅读《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努力掌握党的理论和政策，关心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去年12月12日，92岁高龄的吴老向组织递交了最后一份数千字的思想汇报，详细阐述了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思考。
为了表达对党的热爱，吴老连续46年交纳大额党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生交纳大额党费超过20万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作为国家二级专家，吴老的工资标准是273元。他十分不安，认为党给予他的太多，他为党做得太少，他多次打报告要求降低工资，一直未获批准。从1963年起，他自己决定每月多交100元党费，当时的100元是个大数字，支部其他同志的党费加起来也远不及他一人交得多。1972年，组织上补发了他因“文革”遭受迫害而停发的6000多元工资，他一次就拿出4000元交了党费。即使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早已不属于高收入阶层了，但他依然如故。而且从1994年起，每年又多交纳党费四五千元，从未间断。临终前他又郑重立下遗嘱，将俭朴积攒下的10万元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
他为什么几十年坚持交纳大额党费？在他给组织的思想汇报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自己的工资高，理应多交党费；改革开放前，是为了支持航空工业建设，满足国防急需；改革开放后，国家还有许多贫困人口，也应该多交党费；进入新世纪，国家长足发展，但仍然底子薄、科技落后，作为党员，还要继续艰苦奋斗……
他月月多交党费，是因为心中时刻有党；他年年多交党费，是因为胸中常怀祖国。他多交纳的何止是党费啊！这是一个大孝之子对母亲的珍爱，是一个拳拳赤子对祖国的真情！
吴老的一生，献身航空、报国有成。航空发动机是一种在高空、高温、高压、高速、非稳态等苛刻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并生成动能的机械装置，是人类历史上技术最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系统之一。航空工业被誉为工业领域的“皇冠”，而航空发动机则被公认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象征，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一生与航空发动机相伴相随，航空发动机构成了他生命的全部，甚至胜过了他的生命。
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屠杀了我们无数的同胞，他深深地感到，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国家就要落后挨打，于是他愤然改学航空专业，做出了航空报国的人生选择。大学毕业后，他义无反顾来到大山深处的航空发动机厂工作。抗战后期，他冒死飞越“驼峰航线”出国研修，学成后迅即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践行他航空报国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吴老把他对党最真切、最朴实的感情融入到祖国的航空事业中，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才华，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航空发动机。
1957年，国家决定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吴老主动请缨举家迁离北京，转战东北、西北、西南等地，投身到了航空发动机研制的第一线。那时的共和国还非常贫弱，吴老率领他的团队在残垣断壁处立块研究所的牌子就搞设计，在野兔出没处搭建个简易厂房就搞试制，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主持了共和国早期几乎所有航空发动机型号的研制，开创和奠定了这一事业的基础。
在他精力鼎盛之时，“文革”的迫害使他左眼完全失明，但在他的感受中，“文革”对他最大的打击不是屈辱，不是伤痛，而是停止了他的科研工作；恢复工作后，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鸣过冤、叫过屈，却时常为延误了航空事业而痛心疾首，从此他办公室的灯熄得更晚了，放大镜的倍数更大了，腰背也更驼了……
退居二线后，他每天仍照常上班，收集资料、分析研究、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在他的概念中，从来没有一线二线之分，甚至他在感叹时间的珍贵时，为了不留遗憾，更加痴迷地投入到他立志奉献终身的事业中，66岁后还发表专业论文60多篇……
他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在他的同事眼里，紧张的工作是他最大的幸福，攻关的胜利是他最大的快乐，研制出高性能的航空发动机是他最大的心愿。
为了钟爱的事业，他几乎穷尽一生，他在寂寞中开拓，在坚韧中前行，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多个“第一”：
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发动机专业研究队伍；
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他领导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第一个试验基地；
他主持研制的发动机，把新中国第一型国产歼教机送上了蓝天；
他主持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家军用标准……
他的贡献还在于，由于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坚持和操守，才开辟了中国航空工业今天崭新的局面，才拥有了今天这样一支以航空报国为己任的产业大军，才拥有了从建国之初的“一张白纸”到现在门类齐全、专业配套、具有创新能力的民族航空工业，实现了在赶超西方列强的拼搏中，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的历史跨越。
他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新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规划了高远的未来，根植了报国的信念，铸就了强国的灵魂——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燃尽生命为报国，铁血丹心铸航空。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装备了强劲“中国心”的战鹰，正雄视于祖国的蓝天白云之上；强大的军队，已经为共和国铸就了空中钢铁长城；四十万航空人，正秉承吴老的报国志向，阔步奋进在建设航空工业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贡献！
谢谢大家！
深切怀念我永远的导师——吴大观
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刘大响，是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1962年以来，我与吴老相处了近半个世纪，他的崇高思想和道德风范令人敬仰，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我今天能够为国家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一点贡献，能够成长为一名院士，与吴老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怀、指导和培养是分不开的。他是我一生中最敬仰、最亲近、最知心的导师！他的谆谆教诲和革命精神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永远指引着我不断前进。
1962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到沈阳606所工作。当时吴老担任技术副所长，他代表所领导和我谈话，安排我到总体室工作。谈话中，当他得知我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得不中断研究生的学习时，就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千万不要把身体搞垮了，航空发动机事业将来还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挑重担呢。如果有可能，争取安排你出去疗养一下。”
后来，所里果真安排我到大连小平岛军队疗养院疗养。经过1个多月的休息和治疗，困扰我多年的严重胃病得到了根治。在那个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对于一个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来说，出去“疗养”可是享受了“破格”的待遇。仅仅是第一次见面，吴老就记住了我这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并给予我莫大的关心。我心潮澎湃，仿佛遇到了自己的亲人。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对那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吴老就永久地进驻了我的心田，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吴老对青年一代技术人员的关爱。其实，吴老关心的何止是我一个人呢？
记得在606所建所初期，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粮食都是定量发放，少得可怜，副食供应严重不足。许多科技人员营养不良，发生浮肿。吴老对科研人员的生活十分牵挂。他和其他领导一起积极想办法，从黑龙江的部队搞了些黄豆，以补充大家的营养。因为这件事，很多同志称技术干部为“黄豆干部”。还有一次，所党委为了表达对科研人员的关心，专门搞了一个“尖子宴会”。吴老亲自点了32名技术骨干，用猪肉炖土豆等简单的四个菜来犒劳大家。这要是在现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让广大科技人员深切地感受到所领导对大家的关心。自那以后，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总是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投入到航空发动机事业的研制中。
吴老关心和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把育才举贤、培养人才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一生提携后人，桃李天下。他潜心研究国外发动机前沿技术资料，亲自翻译和编辑，提供给研发人员学习参考。他经常亲自为技术人员教授英语和业务知识。他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时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吴老一生，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物，许多人已成为发动机厂所的技术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有的已成长为“院士”。他对同志的关爱、对年轻人的提携、处处为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未来着想，让我由衷敬佩，一直教育和激励着我也要像他那样关心和支持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后来人”。
1965年初，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所里决定派一个四人小组到空军某师“蹲点”，帮助歼7飞机改装，由我担任组长。当时我还不到28岁，参加工作才刚满3年。得知所里的这个决定后，我坐卧不安，感到压力很大，担心完成不好任务。正在我顾虑重重时，吴老主动找到我说：“大响啊，这次所里派你带队去部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这次任务很重，但所里相信你们能干好。你们要虚心向部队同志学习，多了解他们对发动机的改进建议，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吴老的热情鼓励打消了我的顾虑，增强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
在部队7个月的工作中，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就想到了吴老的鼓励，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就想到了吴老的嘱托。在“蹲点”期间，我们与部队指战员一起摸爬滚打，并写出13份调研报告，全面汇报了我们的学习心得和部队对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建议。吴老看了这些调研报告后非常高兴，他夸奖我们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看来，这7个月的苦你们没有白吃。”并叫机关安排我在全所大会上作报告。于是，在1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报告。在部队锻炼的这7个月，培养了我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在实践中学习的良好作风，成为我几十年科研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