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颜鸣皋恩师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曹春晓院士
1956年，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我，高高兴兴地赴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报到。魏祖冶所长让我当颜鸣皋教授的助手，参加钛合金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当时颜鸣皋教授担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系主任，部分时间借调至我所负责筹建钛合金实验室。我从魏所长介绍的情况中得知，颜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纽约大学与尼尔森先生一起组建了该校的钛合金实验室，开展了钛合金加工织构、性能和平衡相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而成为最早研究钛合金的中国学者，并在1951年冲破美国阻挠回到祖国。这一光彩夺目的历程立刻让我对颜教授肃然起敬，并为自己能有机会做颜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感到无比喜悦。
我对第一次与颜教授见面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我既兴奋激动又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到来时，他却悄然无声地走进了办公室。我的眼睛一亮：噢，原来这位爱国归侨学者如此年轻（当时他36岁），如此英俊，如此儒雅！他面带笑容地与我寒喧一番后，亲切感很快取代了我原先的紧张感。紧接着他对我说：“实验室工作刚起步时，收集阅读国内外资料非常重要，我打算成立科技资料组，并由你担任组长，你觉得怎么样？”我欣然接受了颜教授的这一安排。现在回想起来，颜教授提出了实验室筹建阶段一手抓设备、一手抓资料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当时在钛合金方面一无所知的我来说，恩师的这一安排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培养方式。
恩师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另一有效方式是举办《钛及钛合金》系列讲座。为了讲好课，让实验室全体人员学好钛合金的基本知识，他每堂课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课内容系统、简明，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不久前得知“明明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是慈城颜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训时，我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恩师是慈城颜氏家族中遵循该家训的典范啊！怪不得恩师当年的每堂课都能讲得这么好，这与他学风严谨，做什么事都老老实实下功夫是分不开的。《钛及钛合金》讲座共分六次，包括：引言，提炼，熔炼，工艺性能与加工，物理、化学、力学性能，金相检验与热处理。每次讲座我都认真听，并做好详细的笔记，有问题就提请恩师答疑，而他总是耐心地回答。例如有一次我问：“为什么钛合金中大多要添加铝呢？”颜教授简明地回答说：“铝的添加不仅能通过固溶强化而显著提高钛合金的室温强度和高温强度，而且还可使钛合金变得更轻、更廉价。铝的添加还可以显著提高钛合金的弹性模量，从而改善刚性。”总之，恩师的讲授和答疑满足了我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我从心底感谢这位把自己领进钛合金大门的启蒙老师，并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颜教授的学生和助手，通过工作和学习中的朝夕相处，我对颜教授的了解日深。他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归侨和学者，而且是一位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者。他执著地要求入党，并处处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党组织很快把颜教授确定为发展对象，并让魏所长和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起初觉得做颜教授的入党介绍人不太合适，但继而又想，在党内都是同志关系，不分地位高低，况且我对颜教授较熟悉了解，应该愉快地担当起介绍人的责任。通过与颜教授的联系和交谈，我进一步感受到他那爱党报国之心和领略到他那为人行事之道。1957年10月，颜鸣皋教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颜教授调任第四研究室（理化室）主任，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就较少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进“牛棚”后，他的遭遇和命运又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关注点。只是因为他在苏联访问期间与一个偶遇的加拿大人寒喧了几句，就被打成了“美国特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恩师原本要求自己“清清白白做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身欲净而墨强加。有一天，一个声称代表“组织”的人找我谈话，要我揭发颜鸣皋不满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损害国家利益的可疑行为。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与颜鸣皋之间只谈工作或生活上的事，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事。后来，又有人让我准备一下批判颜鸣皋的发言，也被我婉言拒绝了。当看到会场上被批斗的颜鸣皋已瘦成皮包骨，脸色也灰暗得让人惊骇时，我难受极了，非常担心恩师生命的安危。后来才知道，颜老师在“牛棚”生活中几乎神经错乱，又因为胃出血过多而危及生命，最后胃被切掉了五分之四。值得庆幸的是颜老师居然奇迹般地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在1971年被宣布“解放”出来，在1978年重新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和总工程师。此后，始终投身于钛合金科研工作的我又有了与颜老师沟通交流的机会。从交谈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颜老师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那么大的冤屈和折磨，甚至濒临死亡的边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坚信自己当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他仍将一如既往地热爱党和祖国，为航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以此向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这样想了，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也正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荣获航空工业系统的最高奖——航空金奖。
前些日子在庆贺颜鸣皋恩师九十寿诞之际，我情不自禁地以感恩和敬仰的心情，借颜氏家训提笔写了一幅如下的祝寿挂幅敬赠恩师：
鹤鸣声声明明白白做人
寿皋久久老老实实做事
值此《特殊材料铸人生》即将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院士丛书》之一出版之时，我衷心祝愿颜鸣皋恩师健康长寿和度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那“一生一世爱国，一心一意爱党”的精神支柱是与他“明明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为人行事之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这正是我一辈子要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
广角镜下的颜总
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局材料技术处处长刘才穆
前言
我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工作了21年，其中有4年是和颜总共同做课题研究，有9年多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既是我的上级，又是导师，14年的接触中，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坦诚相待。这段历史是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颜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他博学多才又谦逊好学，从做事做人上讲都是比较完美的。
中国航空材料学与工程的研究，自建国后就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为它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加上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创造出了一个崭新发展的局面。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承认群众伟大作用的同时，也要承认带头人的作用。颜总所处的地位和贡献，以及个人素养，决定了他正是这样的人物。
颜总对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贡献
颜总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工作了多半个世纪，贡献是多方面的：
1.重视学术发展，推动了研究院学术水平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个航空代表团来中国参观访问，访问了若干个航空研究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也是参加访问单位之一。回国后写出的报告中，认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是一个最为成熟的研究所，对一个研究所而言，成熟就意味着该所成果丰硕，学术水平高，设施完善，人才辈出，管理有序。
应该肯定，颜总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成熟和成长奉献了毕生的心智。研究所的两个定期刊物——《航空材料学报》、《材料工程》，颜总是亲自抓的，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颜总对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是十分重视的。他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参与，交流文章他都要亲自过目。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组建了外事学术组，由颜总亲自领导。究竟总师应不应该亲自下大力气抓这些工作，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一个学术建设很差的研究所，必然是没有后发能力的所，也就谈不上有再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据我的观察，这点恰恰是某些研究所容易忽视的地方。我考察过国外许多研究所，有国家的、公司的、工厂的，他们标志性的区别也在于此。
当然，颜总在其领导研究所的技术工作中，并没有忽视解决生产中、飞机使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2.要适时调整研究所某些专业的研究方向
颜总十分赞赏将科研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涵盖科研纵深的战略划分，从尺度上讲可以由粒子、电子、原子层次，到工程的尺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要有相应的战略纵深。各个专业在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不必去向其他部门和单位“借锅做饭”，必须改变这种出钱花力，做饭别人吃，而不落好的困境。具体讲变形材料有关专业应侧重于应用研究，适当兼顾材料。
而那些与零件结合密切的材料，如复合材料、铸造材料等则应重点发展。
从发展的角度讲，要逐渐开展功能材料（声、光、电、磁、热敏感材料及隐身材料等）的研究，无论是金属、有机、无机都要有所发展。在讨论“六五”规划时，科技委中很多同志是支持上述意见的，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强烈反对。
由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是苏联在“一五”期间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它是根据苏联航空材料研究院模式建立的。它设计内容中实际上都包含了上述的各个专业方面，而整个技术支撑系统也是按这个模式建立的。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没有完全形成那种模式。其实无论是西方的或是苏联的模式，只要形成系统，其运转都是有效的。而颜总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十年浩劫”之后带有恢复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和意见能否适应后来改革开放的变化还很难说，但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3.管理机构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颜总认为日常指挥权应适当下放，所领导应集中研究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具体地说，是成立三个分部，即金属、非金属、测试分部，使日常指挥更接近第一线。这对于一个有70多个专业，数十个研究室，几个生产车间的大型研究所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使措施更切合实际。这种变革的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遭到了否定。
颜总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者，其不足之处，也许就是在遭到反对意见时，往往不会做好如何坚持己见或者去说服别人的工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正好表明专家型领导还需要有知音型的领导相辅衬。为什么人们现在依然怀念着20世纪50年代初那批从战争中走上建设岗位的老领导，正是因为他们知人善任，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倾听专家的意见。
参与和指导歼6起落架补焊问题的研究
1.背景情况
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歼6飞机起落架不断出现裂纹，裂纹概率呈正态分布，峰值在70~120个起降之间。当时，我国所有机种和关键零部件并无寿命期，苏联说明书中只有返修期，而歼6起落架的返修期是500个起降，按裂纹出现概率和返修期折算的话，每架飞机最少需配备4副主起落架。但起落架的生产是当时航空工业部的瓶颈之一，备件供不上成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飞机大量停飞的状况，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为此，空军只好采取保证一线的措施，这样二、三线基本上得不到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