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西德技术合作
在601所的所史里，记录着管德在601所工作期间的两次出国。第一次为1979年4—5月，是到美国考察计算机辅助设计；第二次是在1980年11—12月，他被派往西德进行共振试验方面的合作。
1980年10月，顾诵芬参加了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of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ICAS）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注1），会议的举办国是西德。
顾诵芬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六院韩宽庆副院长任团长。按照惯例，这种会议一般都要安排对举办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的参观访问。于是他有机会来到了西德航空航天研究院所属哥廷根空气动力学研究所（DFVLR-AVA）（注2）。
在这一次参加国际航空科学大会的过程中，顾诵芬见到了在西德航空航天研究院——哥廷根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开展技术合作的管德。顾诵芬回忆：
德国人很看重管德，给他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门上挂着的姓名牌上写着Dr.（Doctor，博士）。德国人允许他随便进入资料室查阅所有资料。管德对韩宽庆和我说，其中有不少是涉及机密的内容，但德国人对他不保密。
——顾诵芬谈话（2012年2月）
管德在那次合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601所原所长刘春义起草的对管德的介绍中有这样的内容：“在西德工作期间，他把国外学到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国内专业建设，发表了《地面共振试验技术》一文，获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奖。”
1990年9月9日，第17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17th Congress of ICAS）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一次中国航空学会也派出了代表团，团长为已经调任中国民航局任副局长的管德，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个头衔——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在中国民航局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民航局写给国务院的编号为民航局（1991）152号的请示。这份请示经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姜恩柱会签，局长蒋祝平签发，标题是《关于管德副局长赴德国发表论文的请示》，文中写道：
国务院：
由德国航空航天学会组织，法国航空航天学会、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和美国航空航天学会联合举办的1991年国际气动弹性力学和结构动力学论坛，将于1991年6月3—6日在德国阿亨举行。我局管德副局长的一篇技术报告《不同的颤振主动抑制控制律的分析和风洞试验》，已被论坛组织委员会接受，将安排在会上报告。拟派管德副局长六月初赴德国参加论坛并发表论文。论坛结束后，管德副局长将在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气动弹性力学研究所做短暂停留，与德方研究人员讨论一些技术问题。结束在德国的活动后，管德副局长赴巴黎参观航空博览会2天，在外时间总共12天，费用由我局负担。
当否，请批示。
1991年4月30日
此件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后转回民航局。与之保存在一起的有管德用毛笔写给时任局长蒋祝平的请示，时间是1991年4月24日。其中写道：
……我想这样安排：
6月3—6日在阿亨开会。会后，我想去哥廷根，到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气动弹性力学研究所。我曾两次在这个所工作过（1980年，1982年），将和他们的研究人员进一步讨论一些技术问题。周末（6月７—9日）到那里，周一、周二（6月10日、11日）在那里访问、讨论。如可，如需邀请，可即办。
12日去巴黎。航展13日开幕，我停留两天，15日回国。我明年6月满60周岁，这是最后一个看航展的机会。
——管德《关于出国行程的请示》（1991年4月24日）
巴黎航展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也是最负盛名的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1949年（第18届）开始改为逢单数年举行，并增加了飞行表演，展览时间也由11—12月改为适于飞行的5—6月。从1953年起，航展地点从巴黎市中心转移到距市中心20千米的布尔歇（Le Bourget）机场，因此巴黎航展的全称改为“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1989年，管德任现场总指挥、副总设计师的歼8Ⅱ型飞机参加了巴黎航展。
1991年的巴黎航展上，已经担任多年民航局副局长的管德，对世界航空科技发展的关注已不仅在军用飞机领域，他的视野更加广阔，他对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考也更为深邃。
注释：
1.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成立于1957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由各国航空学术团体支持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其宗旨是鼓励自由交换科学界感兴趣的所有航空方面问题的信息。国际航空科学大会的主要形式是组织讨论航空科技问题的世界性论坛，促进公众关注的航空科学技术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通过会议、学术讨论会和出版物等形式交流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和经验。
中国航空学会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是其正式会员。
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被称为航空科技界的奥林匹克大会，逢双年举行一次，是航空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2.西德航空航天研究院（Deutsche Forschungsund Versuchsan-staltfr Luft-und Raumfahrt，DFVLR）直属西德研究技术部，1969年由哥廷根空气动力试验研究院、西德航空航天研究院和西德航空航天试验院3个各自独立的研究院合并而成，相当于美国的NASA。哥廷根空气动力学研究所（AVA）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机构，1907年由德国著名的力学家、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的普朗特（1875—1953）创建。
穿着简朴像个老工人
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中记载着一次外场事故——“0210号歼8飞机的空中解体事故”：
1983年3月18日，0210号歼8机在沧州十一航校进行空中复杂特技的训练飞行。飞机起飞后7分钟，在H＝4.3千米、V表＝650千米/时，η＝80%，右盘旋改出时，左发动机温度表T4突然指“0”，接着右发动机火警信号灯闪亮，飞机被迫对准机场方向准备返航。但在飞机尚未改出左盘旋时，机头柔和上抬约15°～20°，速度由Ｖ表＝650千米/时降为Ｖ表＝400千米/时，驾驶杆无杆力，推杆无效。紧接着，飞机垂直俯冲而下。在H＝1.8千米左右，飞行员赵荣献临危不惧，从坠落倾斜的座舱弹射脱出，乘伞安全着陆。飞机则在空中燃烧，造成解体，前机身坠地爆炸，造成二等事故。从飞机起飞到飞行员被迫跳伞前后共8分钟时间。这是歼8飞机上天试飞十多年来首次发生的二等事故。
管德已经被任命为松陵机械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在处理这次事故的过程中，他代表的是制造厂。
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对这次事故有这样的记载：“……事故发生后，空军事故检查组（李桂生处长等5人）和航空工业部事故检查组（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何文治和质量司张性源司长、松陵机械公司管德副经理、黎明公司韩良副经理、601所顾诵芬总设计师等23人）相继到达十一航校。”
“经过5天的调查分析，一致认为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飞机空中起火，烧坏机体，造成空中解体，飞行员被迫跳伞。”
4月2日，检查组对发动机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左发一号喷嘴在根部折断，二、三、四号喷嘴根部有裂纹，发动机加力筒体安装边与涡喷7原型发动机不一样。部调查组经过十多天的调查分析，认为事故的起因是，左发一号喷嘴在空中开裂，在对应于一号喷嘴的后面形成高温带，而快卸环脱开，燃气外泄，火焰进入导风罩与飞机后机身结构之间，将热电耦电缆接线盒烧毁。随后，火焰烧穿后机身左侧蒙皮，使左平尾脱落，后机身扭断，左发快卸环飞脱，造成飞机空中解体。幸飞行员乘坐610所研制成功的HTY－3型弹射座椅，弹射成功，安全着陆，才没有构成一等事故。（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
这次事故的责任单位不是112厂，管德肩头上直接承受的压力不是很大。但在处理这次事故中的管德却给112厂的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1所科技委副主任姚永全曾经听自己在112厂的一位同学讲到管德。
那时，管总到112厂时间不长，大家都知道厂里新来了一位第一副厂长、总工程师，名叫管德，但还没有见过。有一次，我的这位同学在车间看到有一位个子高高的人，穿一件很平常的旧工作服，一支裤脚半挽着，四处看看后离开了。大家只觉得这个人像是哪个车间来的老工人，都没有在意。
几天以后，这位同学参加事故分析总结会。主席台上，比较中间的位置是给112厂领导留出的，台上的领导同志已经来的差不多了，只见他在车间里见到的那个人走上主席台，坐在了112厂领导的位置上。还是那一身普通的旧工作服。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这一位就是管德。
——姚永全访谈（2012年3月）
虽然已经走上一个2万人大厂的厂级领导岗位，但管德的朴素一如既往。
姚永全还记得自己刚到601所时的一件事，那时他刚从西工大毕业，他的同学徐汶是徐舜寿的儿子，他们一起分到了601所。
那是1982年2月，我们刚到所里，就在俱乐部南面的一个办公室接受培训，管德进来了，他刚从德国回来。他走到我们面前问：“谁是徐汶？站起来。”
徐汶吃了一惊，心里直打鼓，怎么回事儿？他悄悄站起来。
“请坐。我是管德，是你爸的学生。”
这件事我印象最深，头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管所长，那种率性、坦直，大家当时就都服了——“我是管德，是你爸的学生。”
我们是刚进所的学生，都觉得管所长挺有意思的。
——姚永全访谈（2012年3月）
管德尽管从小衣食无忧，但他在穿着和生活方面却十分简朴。在601所和112厂，提及管德，许多人的印象都是他不讲究吃穿，和群众在一起很随意，没有丝毫的官架子。
刘孟诏曾经回忆起他与管德一起出差时那些有趣的事：
我跟他出过差，那时候管总是我们室主任，还有谢天宸，我们三个人到阎良出差。坐火车到西安时已经很晚了，只能找地方先住下来。上哪儿住？我不知道，只是跟着他走。他说：“我领你们去，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走到那儿一看，是一个澡堂。住下来了以后，我们对管总说：“澡堂里卫生条件那么差，会不会惹上虱子？”管总说：“好吧，你把衣服都脱光了再睡。”
他说完后带头把衣服脱掉，就那么光着身子睡。果然没事。
——刘孟诏访谈（2012年3月）
曾任112厂试飞站副站长的冯国富谈起管德，“从心里特别佩服，也很敬佩，也很想念”。他是1962年哈军工航空系火控专业的毕业生，以后被分配到试飞院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对管德就有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他是601所的专业组组长，给人的感觉很亲切。我那时的工作在机场，老跟他们打交道。他给我留下的很突出的印象就是穿着个大裤衩子，趿拉着凉鞋就往那个机窝边的草地上一躺，跟所里来的人显得很融洽。
——冯国富访谈（2012年3月）
哈军工属于军队编制，冯国富在大学期间穿过军装、受过军姿训练，直到退休后还有着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同样穿过军装，曾经授衔大尉的管德如此随意、洒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管德来到112厂以后，主管飞行实验室（试飞站）的工作，那时冯国富也早已从试飞院调到112厂，并被安排在112厂试飞站。令冯国富和老站长赵忠敬佩的是管总对试飞站工作的支持。
冯国富说，在管总领导的那一阶段，正是由于管总和厂领导班子的支持，为112厂试飞站带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对于管德的简朴，顾诵芬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记得很清楚，管德调到112厂以后，还住在601所家属宿舍，厂里安排了汽车接送他上下班，但他不要，每天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出发了。
他当了112厂的总工程师，可以有汽车接送上下班，但他坚持每天从601所骑自行车到112厂。他去得很早，6点就从所里出发，当时那一段路还不很好走，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才能到。
途中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学校。有一天，可能是训练人员没有注意，警犬跑了出来。看到管德骑车过来，就挡在他面前。路面很窄，几只警犬堵在路上，他无法通过，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自行车挡住警犬。就这样对峙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直到警犬学校管狗的人出来，才把狗给牵走。
有了这一次经历，他觉得厂所要能很好结合，双方的人员要加强往来，必须在厂所之间解决一条道路，否则会耽误事。于是他提议，112厂、601所各出一部分钱，在厂和所之间，修了一条路。以后601所派出跟产人员走那条路，就很方便，大概20分钟就到了。
那时候还好，这条路要通过村子，村里没要钱，112厂自己有基建工程办公室，有修路的设备，全是自己弄的。后来按照市里规划，另外修了路。
——顾诵芬谈话（2012年5月）
